村头的智者与未竟的悟

yelucky

　　电话里母亲的声音混着乡音，像晒透了的谷粒，饱满里带着岁月的沙感。她说起村东头的老槐树又发了新芽，也说起西厢房的二伯前阵子走了。小村庄像只密不透风的陶罐，装着几十户人家的生老病死，谁家的炊烟斜了几分，谁家的门槛多了道新痕，左邻右舍闭着眼都能数得清。

我对村子的记忆，还停留在童年踩过的青石板上。那时的阳光总带着稻穗的香气，长辈们的身影在晒谷场与灶台间流转，他们的皱纹里盛着汗水，笑声里裹着泥土的腥甜。后来我像粒被风吹走的种子，在异乡的土壤里扎根，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那些熟悉的面容便在记忆里慢慢褪色，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如同老照片被岁月晕开了边角。

母亲说，这几年村里的老人走了不少。我记忆里扛着锄头健步如飞的山羊囡，总爱揣着糖块逗孩子的六娃妈，都已化作了村后山坡上的一抔土。倒是两位九十多岁的外村老祖，依旧硬朗得很，每天清晨还会搬着竹椅坐在门口，看日头从东边的山坳里爬出来。这让我有些意外——印象中他们总是瘦瘦的，穿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背有点驼，像被岁月压弯的稻穗，却从未真正低下头。

村里人都说，这两位老祖是活菩萨。谁家娶媳妇要算日子，谁家分家怕闹矛盾，谁家盖房缺个人手记账，都会去找他们。他们识字不多，却能把人情往来算得比算盘还清；话不多，却总能在争执得面红耳赤时，用一句“抬头不见低头见”让双方都软下来。有次我回老家，恰逢邻居家兄弟为宅基地吵得不可开交，老祖拄着拐杖往中间一站，慢悠悠地说：“土地是养人的，不是气人的。”一句话便让剑拔弩张的场面松了弦。

后来看了郭春林教授的视频，看到“开悟”二字，突然就想起了他们。教授说，人生有四次开悟的契机：三十而立，是懂得肩上的责任；五十知天命，是接纳世事的无常；退休时卸下重担，方知平凡是真；临终前回望一生，才懂得失皆是虚妄。所谓开悟，不过是看清了万物生长的脉络，像老农看懂了节气，顺着自然的节奏播种、收获，内心便有了定盘星，行为自会从容。

这两位老人，大约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握住了这颗定盘星。他们一辈子没走出过方圆十里，却活得比谁都通透。村里的红白喜事，他们从不贪杯，记账时一笔一画，分毫不差；邻里有难，他们倾囊相助，却从不说“施恩”二字；遇到不公，他们会站出来说话，却从不用狠话伤人。他们像村口的老枫树，默默扎根在土地里，经历过风雨，也见过彩虹，却始终守着自己的节奏，春来发芽，秋来落叶，从不多愁善感，也从不急功近利。

反观村里一些中年人，明明正值壮年，却像被抽走了精气神。有的为了几亩薄田和人争得面红耳赤，有的总抱怨日子不如人，整日唉声叹气。母亲说，去年村里的邱叔才六十出头，就因为儿子不争气负债累累，整日愁眉不展，后来查出重病，没多久就走了。“心窄了，日子就憋得慌。”母亲在电话里叹息，这叹息里藏着朴素的真理——长寿从来不是靠山珍海味，而是靠心里的那片晴空。

挂了电话，我想起父亲。他每周要去医院做血透，手臂上的针眼像串起来的星子，却总在电话里念叨老家的事：“山上的树木被别人砍伐了”“那几分水田荒着可惜”“要不咱把老屋翻新一下？”我劝他：“孩子们都在城里安了家，谁还回那山沟沟里住？”他不听，依旧盘算着，仿佛那几间老屋、几分薄田，比他的身体还重要。

我一度觉得父亲“不开悟”。他明明该养好精神，却总被琐事牵绊；明明该放下执念，却总在过去的日子里打转。直到有次回家，看到他对着老屋的照片发呆，喃喃地说：“那是我盖的房，梁上的每根木头，都是自己亲手选的。”我忽然懂了，他念叨的不是房子和田地，而是血脉里的根。他舍不得的，不是那片土地，而是土地里藏着的记忆——是他年轻时挥汗如雨的清晨，是母亲在灶台边忙碌的黄昏，是我们姐弟几个在院子里追逐的笑声。

佛家说“开悟”，是明心见性，却从不说要斩断尘缘。那些看似“不开悟”的执念，或许正是另一种形式的坚守。就像父亲，他未必不懂“世事无常”，只是不愿放下对家的牵挂；他未必不晓“得失随缘”，只是想为后代留住一点念想。这或许不是郭教授说的“开悟”，却也是一种深情的活法。

想起弘一法师圆寂前写下“悲欣交集”，才明白真正的开悟，从不是斩断七情六欲，而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保有热爱的勇气。村里的老祖活得通透，是因为他们在烟火气里悟透了“顺势而为”；父亲的执念，是因为他在岁月里懂得了“有所坚守”。前者是智者的通达，后者是凡人的深情，本就没有高下之分。

窗外的月光漫进来，像老家的井水，清清凉凉。我忽然想，或许开悟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在路上。就像村里的路，有的平坦，有的曲折，走的人不同，看到的风景也不同。重要的不是是否抵达终点，而是在行走时，心里是否有光。

下次打电话给父亲，我想告诉他：“爸，等你好点，咱一起回趟老家。杂草我来除，老屋的事，咱慢慢商量。”有些执念，不必强求放下；有些牵挂，本就是生活的温度。这或许，也是一种未完成的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