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大庙的那些年那些事儿(6)——农村家家孩子多

大庙西街顾二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庙叫大庙人民公社，隶属于辽宁省，是当时昭乌达盟赤峰县最大的公社，人口最多，面积最大，大队数量最多。 但这三多并不能说明大庙有多富裕，相反，在赤峰县经济状况评价中，大庙公社曾以位列倒数前三甲的傲人成绩被县长在全县的三干会上通报“表扬”。 当其他公社的干部带着颇为同情的目光，看向大庙公社的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时候，革委会主任则毫无羞愧，微微一笑很倾城:“笑什么笑，你们公社的救济粮有我们多吗？救济款有我们多吗？” 说这番话的时候，那是相当地慷慨激昂，但他那冒着油光的表情丰富的脸庞上，两大嘟噜肥肉蛋上下颤动，明显不是吃救济粮养成的。 特殊年代特殊的人，面对贫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唉！无语！ 大庙公社有了这样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有靠救济粮救济款过日子这样的工作思路，真的是大庙人民的不幸。 作为经历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贫穷生活的我们，得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好政策，得益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的幸福美好的生活，感恩于党的深情，绝对是发自于内心的。 　　对于大庙的称呼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上的大庙就指现在大庙镇的范围，广义上的大庙则是包括了后来的大庙镇、大夫营子乡、大碾子乡、东山乡的赤峰松山区西部的广大地区。 大庙大队是大庙公社最大的大队，也是大庙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下辖十三个生产小队。 公社革委会所在的大庙街分为东街和西街，占据东街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贵为一小队，就连钻在蜘蛛山东沟西沟的两个生产队都排在了我们前边。 而我们西街的南半部不知什么原因，成了守门员:十三小队，人们习惯称之为西街南队，与之对应的七小队称之为西街北队。 虽然排名靠后，但地理位置的优越可以让我们睥睨一切，北有塔子山龙脉之雄风，南有阴河水金马之灵气，从磅礴的气势上，绝不会矮人一头。 后来考上高中之后，学到了《阿Q正传》，当大家都在为阿Q的自嘲、自解、自我陶醉、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嗤之以鼻的时候，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从事物的另一个方面去思考问题。 因为，人，总是需要一种精神的，只有自己有了精神，才能有认清自己精神不正确的机会，才能奋发图强。 　　当时西街南队的人口不过二百余人，四五十户人家，其中有一个在大庙粮站上班，有一个在红花沟金矿上班，有一个在大庙供销社上班，全小队除了仅有的这三个吃国家红粮本的干部职工外，其他的都是当时有着区别于干部的光荣称号的――社员。 现在想起那个曾经的称呼，真的很遥远很遥远。 记得我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有家庭出身一栏，我不知道填什么，工作人员问了我的情况后，大笔一挥：社员。 所以，后来，我也有了曾经引以为自豪的称号：社员，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区大庙人民公社大庙大队十三小队社员。 在当时口号喊得震天响时代，一段当时颇为流传的顺口溜： “一等社员是支书， 脑袋脖子一边粗。 二等社员是支委， 亲戚朋友跟着美。 三等社员是队长， 喝了这场喝那场。 四等社员是财会， 腰里零钱花不败。 五等社员保管员， 五谷杂粮吃得全。 六等社员车老板， 卖卖草料下小馆。 七等社员老百姓， 忙活一年都不剩。 八等社员大老黑， 干着重活还挨K。”比较诙谐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红粮本”对于如今的人们来说，就是一个传说，但在六七十年代，乃至八九十年代，却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能够拥有一个吃商品粮的“红粮本”，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来说，就是一个梦寐以求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奢望。 记得我刚刚毕业参加工作，拿到“红粮本”后，手抚摸着粮本的红色塑料皮，躺在被窝里翻来倒去地看，不知过了多久才入睡。 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哪个农民的家里能出个吃“红粮本”的人，会让十里八乡的人艳羡不已，更不要说左邻右舍投过来的羡慕嫉妒恨的复杂眼神儿。 　　那时的农村，民风淳朴，但人口众多，每家每户几乎都能生四五个、六七个，甚至上十几个孩子，每一个家庭都是祖孙三代甚至四代聚居。 如果不是后来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制约，估计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绝对会超过二十个亿。 因为那个精神生活极端匮乏甚至可以说没有精神生活的年代，人们劳累了一天，或者闲在了一天，除了少数因为各种原因需要在煤油灯下，继续忙碌的人外，天一黑就上炕已经成为了每一户农家的惯例。 由于当时人们避孕知识的极度缺乏和对避孕措施的不重视，使得很多家庭人丁兴旺，也使得本已贫困的家庭更为雪上加霜。 孩子多尤其是儿子多的家庭，娶媳妇是父母亲最为操心的事情。 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再困难的话，能够给儿子说上媳妇的，那可不是太容易的事儿。 当时营子里有几家儿子多的，恰好又都到了说媳妇的年龄，不光父母亲着急，怕孩子打光棍儿，就连爷爷奶奶也跟着着急。 病急乱投医，啥招都得用，所以，一到过年这天，好多当妈的就让儿子把自己家的“荤”油坛子搬一搬，动一动，意为“动荤”，借助谐音“动婚”。 还有的当妈的，在煮熟正月十五元宵节饺子的时候，偷偷地盛出一碗饺子，在饺子碗上搭一根儿红绳，放在院子里，面对月老跪拜，祈求媒神给帮忙。 　　大大的院子，低矮的房子，一大帮的孩子，袅袅炊烟飘散的烟火气，构成了农村特有的风景画。 “炊烟雾霭笼山村， 格栅窗户小木门。 茅屋土墙芦席炕， 儿时记忆好温馨。” 孩子多了，起名字就很随便，尤其是给男孩子起小名的时候，完全没有文化水准，充满了粗糙的乡土气息。 铁蛋，二蛋，锤子，碌碡，狗剩，百岁，铁棒，结实，滚蛋子，犁杖，琚牙子，等等，随便一想就能成为小孩儿的名字。 据大人们说，给孩子用平时干活使的物件的名字，能避邪，让孩子长命。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科学道理，无从考证。这种说法是不是封建迷信，倒也无人干涉。 据不完全统计，在我们大队叫铁蛋的有二十一人，叫二蛋的有十七人，叫结实的有九人。 至于女孩子嘛，起名多以花为主，荷花，莲花，菊花，樱花，枣花，杏花，桂花，芍药花，丁香花，等等，凡是各种花儿，只要能想到，都能成为女孩子的名字。 即使女孩子长得歪瓜裂枣，实在对不起观众，而且跟花儿毫无关系，如果单听名字也会让人觉得美艳动人，如花儿般美丽。 真不知道这些孩子的家长怎么想的，更不知道让这些花的花神作何感想。 除了用物件花草起名字外，找算命先生起名在当时也比较普遍。 北队张家的男孩被先生掐算，命里缺火，干脆就用从灶膛扒灰的东西起名，叫“掏火耙”吧，省得缺火。 　　孩子多了不仅起名字随便，而且养起来更随便，就像萝卜多了不洗泥一样，大人们都忙于田间劳作，根本无暇全身心地照看自己的孩子，大多都是大孩子带小孩子，孩子自然就是散养为主。 玩耍中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脸上身上如果没有了泥巴或者道道伤痕，大人们都会觉得不正常。伤到出血了随便抓一把沙土子或者灶膛里烧出的草灰按在伤口上，跑出去照玩儿不误。 不像现在的孩子，刚刚怀孕就千般呵护，直到孩子出生，成长，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万般宠爱。 更不会象现在的孩子，手上扎了一根刺儿，都得惊动爷爷奶奶，惊动外公外婆，甚至会惊动医院的外科大夫。 那个时代的孩子很幸运，很快乐。没有幼儿园的圈禁，没有学前班的束缚，每天与大自然亲近，每天与小动物玩耍，每天生活在澄净瓦蓝的天空下。 空气是香甜清新的，游戏是多姿多彩的，日子是开心快乐的。 （待续)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谢谢朋友们动手关注、点赞、评论、收藏、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