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喜大队知青集体户简史

一杯咖啡两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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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知青的文章太多了，但多为个人的、生活片段回忆。而扎旗北京知青集体户简史却不同，是以集体户的视角来叙述那段历史，这也像是一份份社会调查报告。当然，这不是出自专业人员之手，不能要求过高。但由当事人执笔，而且各集体户几乎全体成员都参与其中，这样写“史”，太少见了。

　　“简史”覆盖全过程：自成立起至最后一名成员离开。“简史”简要概括全程中的重要之事，没有过多注重细节。视角更宽、更全面、更客观。

　　“简史”反映了这批北京知青当年的生活状况、思想变化，也折射了当年农村基层党组织、生产队的管理水平，农村集体经济、文教、卫生事业的状态。

　　 知青已成历史，但乡亲们还在那儿。“简史”不仅仅属于知青，也属于扎旗。如入地方志，哪怕是做为附件，也会有价值。

—— 张小群

（扎旗巨力河公社中心屯大队知青）

必喜大队知青集体户简史

五十年前，历史大潮把一伙北京知青裹挟到那曾经遥远荒僻的扎鲁特旗巨力河公社必喜大队 —— 今巨日合镇必勒其日村。记忆难忘，还是用大家都熟悉的老地名记述这段历史吧。

前往必喜之路：翻开集体户篇章

1968 年 8 月 26 日上午，北京火车站汽笛一声长鸣，却盖不过站台上的口号声、呼唤声、哭泣声。列车缓缓开动，泪眼里，送行的亲人、同学、发小们越离越远。北京，把离京知青的名字从户口本上撕掉了……

　　27 日到达通辽市。

28 日清晨，我们乘敞篷卡车从通辽奔赴科尔沁腹地的扎鲁特旗。 8 月底的内蒙草原，叶子已发黄了，一片苍茫景象。草原上所谓的公路其实都是土路，被轧出了一道道的车辙，到处可见水坑和零星泥沼。汽车在弯弯曲曲的路上颠簸、摇晃着，这些从小在大城市里生活的孩子们就像是笸箩中滚动的元宵，五脏六腑都错了位置。 192 公里的路竟足足走了一天，摸黑才到了扎旗政府所在地鲁北镇。相当一段日子里，这条路成了知青们回京的畏途。

当年的鲁北马路是土路，平房多为土建，全镇唯一的楼房好像是电影院的两层楼。印象最深的是在那里看了一场乌兰牧骑的演出，而知青表演的大合唱因缺乏训练，唱着唱着变成了几重唱。

8 月 31 日， 25 名北京知青擎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旗帜，坐上大队的胶轮马车来到必喜村。在社员们的聚众围观中，必喜集体户诞生了。他们是：北京十三中的王海峯、郭大任、李兵、许敬、陈天航、宋其増、高勇进、方玉松、郭玫宗、白静洋、韩科、韩世民，北京七中的冯玉山，北京女八中的邓枫，北京三十六中的袁志红、梁怡、李玉华、刘运萍、齐怡、张丹东、山秋惠、王学军、刘志红、王士玲，还有一名年仅 15 岁的男生张红卫，他是“复课闹革命”后进入三十六中的“新三届”。

1970 年回北京时男生的集体照

1969 年初，随着投亲靠友来的北京二十七中徐兰、女十中郭兆玉两位女生，和一一〇中男生王国林的加盟，必喜集体户人员达到 28 人，其中 6 个高中生，22 个初中生。

　　岁数最大的王海峯、郭大任、李兵三人和宋其增组成了集体户的领导核心，他们以身作则，吃得辛苦，在集体户生活秩序、内部管理、劳务活动和集体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集体始终没有分户，因为大家始终坚守“必喜知青是一个整体”的理念。

但在那个以“左”为贵的年代里，人们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潮流的印记。插队之初，知青们还有过“早请示”“晚汇报”等活动；还曾在村北山上用石块码了一个大大的“忠”字。但这个“忠”字因坡度太缓，在山下望不到，只好留给上苍去看了。

文革形成的一些思维方式以及男女分校教育带来的某些缺失，带进了集体户，在面对集体户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时，难免出现误会、摩擦以至创伤和阴影。年龄最小的张红卫跟老乡学抽烟，曾被责任心深重的大哥哥们认为“不学好”而把烟给撅了；完全不了解女孩子生理特点的男生头头把女生无力出工误解为“劳动态度”问题，专门找过她们“谈话”；为了集体户内劳动的所谓“公平”，要求过男女生同摊义务，看不到比扁担高不了多少的瘦小女孩子挑起水来桶还拖着地……。

回想当年，少不更事。加之极左思潮影响，言谈举止不得体之处多多。今天觉醒过来，特向曾经受过委屈的同学真诚道歉，说声“对不起”！

集体户第一页：安营扎寨开始生活

巨力河是蒙语“心”的意思，必喜则是蒙语“牧场”的意思。它位于鲁北到巨力河公路延长线的岔路口，曾是 1945 年苏军进入我国东北的主要通道。从这里分成几条沟，通往兴隆地、治兴屯、太平川、老道沟和新立屯，而翻过山口能到乙旦架拉嘎和三合屯。由此可以想象必喜在北老山地理和移民史上的重要位置。闯关东的人群在这里把当年一片荒原开垦成了农田，并保留了部分草场。

　　
　　知青集体户位于村东南角小学校前一排房子，南邻公路，东边是大队的菜园。当年安家的第一件事是排列铺位。那时对于炕头炕梢毫无概念，南炕北炕的差别一无所知。等到过起日子来，知青们才知道，二十多人的伙食要好大一堆柴火才能做熟；炕头的褥子快烤着了，可炕梢还是凉的。尤其是北墙，严冬时节寸厚冰霜，寒气逼人。

必喜集体户的小乐队

知识青年总有精神追求，于是就爬上院子里的大杨树拉上天线，半导体收音机可以接收电台广播了。在刚开始的那些日子里，“年撑的”（年青的“青”字在北老山读“撑”，暗讽“吃饱了撑的”之意）尝试过利用歇气儿的功夫带领老乡学段《语录》，可是后来听老乡哨的牛叉段子更提神儿，遂把神圣使命置于脑后了。

　　必喜大队一共有四个生产队，一个牧业队。知青们正式分队时，被编入了四个生产队：

一队：山秋惠、邓枫、王海峯、许敬、陈天航、白静洋；
二队：齐怡、李玉华、郭兆玉、郭大任、高勇进、韩世民、张红卫；
三队：刘运萍、徐兰、袁志红、王士玲、李兵、王国林、方玉松、郭玫宗、韩科；
四队：梁怡、张丹东、刘志红、王学军、宋其増、冯玉山。

头一年，单身知青组成的集体户因供应的商品粮不够吃，留下了对“饥饿”的深刻记忆。那时粮站供应的基本是玉米碴子，小米饭算是好吃食了。用小米做捞饭时，饭尚未出锅，米汤往往先被喝光了。分饭时四哥许敬掌勺，他的公平为众目所瞩，碗大勺子有数！一般是每人先给盛上一满勺，第二轮是给每人平分剩余的小半勺。此外还可以碰运气，把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吞下去，包括在野地抓到的蛇、刺猬、沙斑鸡等等都吃过。扎鲁特旗当时幸亏还不算粮食短缺，主管知青的大队会计卜占林曾给了大家许多关心和照顾，生产队和老乡也不时给予接济，知青们总算渡过了难关。

集体户第二页：在北老山当农民

农村生活是清苦的。城里的年轻人接受再教育而脱胎换骨成为地道的农民，是当时的不二选择。

　　衣着打扮最早入乡随俗。城市那套装束根本无法抵挡北老山冬季的凛冽寒风。狗皮帽子、羊皮袄、大头鞋很快成了北京知青冬季着装的标配。

有道是一份营生一份筋骨，在学校上体育练出来的三角肌难于对付庄稼活儿。每天下工归来，手上布满血泡，浑身酸疼难忍。薅地最辛苦，蹲不下来，要跪在地上往前爬行。那时下地干活儿不是看钟表，“老爷儿”（太阳）就是钟点。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要出工。“老爷儿”出来时，往往已干了一气活儿了。下午“老爷儿”落了才能收工。天天如此且无休止。天没亮就敲响的上工钟声，像是在催命。那时，大家最渴望老天爷下大雨，下雨就可以歇工了。一年以后，手上的老茧、黝黑的肤色已经跟老乡一样难以分辨了。

干农活儿用的家什，知青们先是从供销社买，往往不合手。后来学着老乡样子自我武装 —— 到铁匠铺买回锄、镰、锨、镐，自己安上合适的把儿。一年下来，知青们的家什和活计一样拿得出手了。几个男生还学会了编筐窝篓。随手割些条子，把抬土捡粪的筐、盛粮食的囤子，慢慢地都置办齐了。

　　必喜知青们的为人做事和劳动，逐渐得到了乡亲们认可，已能够胜任各种农活儿，更多的责任也落到他们肩上。

　　许敬被一队当做壮劳力，参加生产队的“泥水把”去牧区盖房。用一尺多长的二齿子捣泥，一干一整天，早晨睡觉醒来时，手指都张不开了，只好用大拇指一个一个掰开，抽筋抽得厉害。有时累到渴了喝点水都拉稀，但咬牙坚持了下来。

王国林曾经去拉盐，赶着牛车往返近千里外的锡盟盐池，用农副产品和当地蒙族人兑换池盐拉回来是生产队一种副业。牛车走得慢，又是重车，一天走不了几十里路，全程要近两个月。风餐露宿，有时只能喝洼地里长了虫子的积水。

骑在马上的王国林

　　韩科和白静洋曾在不同年份里当过马倌，在必喜二百多里外的牧场，小半年间只有两个马倌相依为伴。“牧马人”听着好浪漫，加个“夜”字滋味就变了。为了严防伺机偷袭马群的狼，他们不得不熬过那一个个漫漫长夜到黎明！

　　因为没有家族关系的缠绕，又有北京带来的“生性”与“觉悟”，男知青常被委以看场、护青等容易得罪人的活计。

白静洋曾尽职尽责地击毙了两位数的猪和鸡。而生产队姚队长语不重却心长道：“庄户人，养个猪是一家全年三餐的油水，灯油钱也指着养几只鸡下蛋，枪下留情，哪怕罚点分，那家人指定非常感谢你。”这和学校里教的、报纸上写的、电台里说的可是不一样。几年过来，乡亲们的价值观就这样潜移默化影响着知青们，令人深深思索，逐渐变得成熟了。

最后离开必喜的知青白静洋

一年过去了，知青们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当地生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邓枫与陈天航原本是北京来的一对，结婚另起炉灶了。而梁怡、袁志红、刘志红和王士玲也与村里的小伙子相继成家了。“天涯海角成婚配，乡男京女结姻缘”，那副当年结婚时的对联，被定格在必喜的记忆中。

集体户第三页：一口大锅过集体生活



　　1969 年底，大队给集体户建起了四栋住房。建房木料是由国家定向拨给，辅料和人工由大队出，建的是当地那种典型的“一泥到顶”的土房。四栋房子男女各二，每栋三间，一明两暗，西头还建了两间库房。大家挣的工分是自己的，而分到的五谷杂粮、蔬菜瓜果被统一放到知青仓库里不分彼此了。

　　学着当地人和泥垛墙，知青自己动手建起了院墙、厕所和猪圈，还在院里种了一片杨树，戏称：树成材可以用来盖房子成家，死了用它打棺材下葬！

1968年、1969年冬，大部分知青回京探家，王海峯、白静洋少数几个人留在集体户守家。而回京同学也没有忘记代他们探望父母。以后，这几乎成了集体户的不成文惯例。后来，北京的父母们也互相走动起来了，因为科尔沁那里有他们共同的孩子。

那两年冬天，集体户发动了打柴战役：男生每人 5 车、女生每人 3 车。起先是搂草和打柴，后来大家也曾过坝砍柴并背到了山口，用绳刹成一个个大捆，放山的情景好壮观。那时，集体户院子里曾堆起了必喜村头号大柴火垛。现在细想起来，当年尽管是为了生存而为之，但破坏了山林植被至今令人心痛且自责。

1969 年秋，国家对知青的一年商品粮供给期满，大队派的炊事员曹大爷也年事已高。在一段茫然之后，刘运萍站出来，愿意当这个集体户的厨娘。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操持着二十多人的伙食，她每天比大家早起两小时，冬季摸着黑起来做饭做菜，每天忙前忙后；开始难免磕磕绊绊，且众口难调，但没多久便做得有模有样了……。

为了安排好集体户的生活，大家推举宋其增当伙食长，许敬当助手协助，共同管理集体户的后勤。集体户内部还实行了义务工制，活儿有人干，事儿有人管。后来，集体户买了头驴，办事、拉车、推碾子、拉磨，方便多了。从此，食谱丰富了，可以窝头、贴饼子、小米饭换着样吃，做“驴打滚”、轧饸饹；腌咸菜、积酸菜，还做过酱，点过豆腐，摇过元宵。

当年必喜集体户的院里有一个大猪圈，鼎盛时期养了 22 头猪。瘦肉型的约克夏猪，拱背细腰窜墙头如履平地。一只未成年“克朗”猪跳出猪圈进庄稼地偷吃，被看青的知青高勇进“大义灭亲”，就地处决了。

又一次，一头待宰的肥猪突围而去，全集体户围追阻截，最终是郭大任在墙角候个正着，将其拿下。还有一头干脆上山当了野猪，无奈，大家只好以狩猎的方式将其射杀。

由于知青们的共同努力，几年下来，集体户的仓库中存了上千斤的小米和粮食。尽管生活艰辛，大家还是感到了集体生活的长处，因此无人愿意分户。无论是在人多时还是在人少时，集体户始终一口大锅不散伙。

郭玫宗和知青的爱犬

集体户第四页：知识青年的回报

女生当中，刘运萍、李玉华、山秋惠、张丹东、袁志红、梁怡、刘志红和王士玲先后成为教师，而男生中的郭大任和王国林也曾在中学任职，他们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看到外面世界的窗口，几年下来竟桃李芬芳。 1972 年，三合屯知青沙圣尧从师训班结业后分到了必喜的小学执教，从此也算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了。

　　宋其增、韩科、郭大任和驻军部队连长（左二）合影

韩科和郭兆玉当了必喜的“赤脚医生”。白天黑夜奔波于老乡家，凭着一二十天的短训和从医书里努力探索来的技能，去解决患者的病痛甚至直接与死神对决，为缺医少药的农村竭尽全力。有一次他们跪在炕上抢救难产大出血的妇女，棉裤和棉鞋被血水完全浸透了……

　　高勇进当了二队的会计，年终决算通宵达旦，真实地体验到把这大锅饭一碗碗端平实属不易。

郭大任在 1971 年 4 月入了党，并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从一个知识青年的角度参与了必喜的管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身历其境才知道“党的会”经常是整夜地开，白天还得下地干活儿，大家看到了一个知识青年应有的担当。

　　1998 年扎旗水灾后，郭大任（右二）代表知青回村慰问

集体户第五页：曲终人散

1970 年秋开始，陆续有知青离开集体户，参军、上学、招工。这一变化， 把集体户中的平静打破了，人心开始浮动。
这一年，王学军、王海峯、李兵、冯玉山招工去了旗里的机关和工厂。韩世民、张红卫入伍参军。邓枫和陈天航夫妇转去了陕西的歌舞团。集体户从 24 人变成了 16 个人。

　　1971年，张丹东、王国林选调到扎旗师训班，许敬、郭玫宗招工去了通化钢铁厂。年末时，集体户还剩 12 个人，已不足当初的一半。

这一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偶像轰然倒塌。许多当初真诚的信念随之翻转，成为很多人迷失了的灵魂的折返点。知识青年们不再把“当个地道农民”作为目标。随着一些知青陆续被抽调到“一打三反”的工作队等临时性组织工作，人们开始思考怎样离开农村了。

知青的插队生活在继续。

1972年，徐兰病退回北京，郭兆玉选调到北京上大学。
1973年，齐怡转去陕西工作，郭大任选调到通辽上大学。
至同年年底，必喜集体户只剩下了八个人。

当 1968 年上山下乡大潮来临时，“老三届”千万人只有下乡一条路。而两年后可以离开农村时，因个人出身、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的差异，为了寻找出路，人们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每个人走出的都是自己的路。有的顺风顺水、风风光光地离开；有的却历尽坎坷，举步维艰。那时“政审”始终如影随形地跟着知青每个人，谁也无法逃遁。其中有人在入党时因为“政审”不合格而被刷；更多的人因为“政审”不合格而与招工、入伍、上学失之交臂。“政审”是悬在很多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到 1973 年底仍然没走的知青，大部分已不是不想走，而是因为“出身不好”或“家庭问题”走不了，他们成为“政审”的弃儿。

下乡已经五年，能走的都走了，人越来越少。不同境遇之下，没下过乡或早早离开农村的人们能够知道搁浅在农村的“弃儿”心境吗？他们只好另寻出路：病退、困退、转插、投亲靠友；实在没路子的，只能硬挺等待转机。这是到 1973 年底时，留下的知青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离必喜六里地的三益庄集体户也是同样，知青从 15 人减到 4 人。 1974 年初，三益庄集体户撤销，孟祥君、刘季真、郑国安、徐萍四个人并户到了必喜（ 其中只有孟祥君和刘季真来到必喜集体户生活 ）。

在必喜结婚的刘志红一家

1974 年晚些时候，李玉华到鲁北上学，孟祥君、高勇进转去了河北插队，方玉松招工到鲁北，徐萍、宋其増、韩科困退转回了北京。这一年里走了七个人。到年底，原必喜集体户知青仅剩下刘运萍、山秋惠、白静洋，加上三益庄并户来的刘季真，总共四个人。 1975 年，山秋惠和刘季真分别到旗里和通辽上学；之后不久，刘运萍困退转回北京。刘运萍走后，整个集体户就剩下白静洋一个人。 1975 年 12 月 23 日，白静洋将集体户所剩之物，都留给了仍在此居住的沙圣尧，转去了华北油田。白静洋是集体户里最后一个离开必喜的知青，乡亲们知道了，纷纷送行，依依告别。

　　必喜大队知青集体户就此“降旗”，曲终人散。

必喜集体户（加三益庄并户）先后共 32 个知青。其中：结婚出户 6 人。自有了上学、招工开始，去向分别是：参军 2 人，上学 5 人，当地招工 9 人，病退、困退回京 5 人，自行转插和转走 5 人。

必喜集体户从 1968 年 8 月 30 日成立，到 1975 年 12 月 23 日结束，它随着上山下乡浪潮的兴起而出现，又随着知青大批招工返城而消失，它是上山下乡这一特殊时代的产物，走完了自身的历程。剩下的，只是记忆，任由评说。

回想当年，必喜的知青们，曾在奔赴扎旗的卡车上高唱过《大海航行靠舵手》，曾在骄阳似火的大田里撸过锄杆子挥汗如雨，曾在北老山抹房垛墙辛勤建设过自己的家园，也曾在外出时饿得走不动道而去他村集体户讨要饭吃。他们中有直接选调回京上大学成为幸运儿；也有文革前已内定保送出国留学却最终插队，历经坎坷的老高三毕业生；还有在村里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踏踏实实苦干七年，上学、招工无望的老初中生。在集体户时，他们曾一口大锅共同生活，离开集体户时，踏上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路。这就是知青们历经的生活。七年多的时间，无论是苦还是乐、无论是付出还是收获，这群二十岁左右的青年，都把自己最美好的一段年华留在了广袤无垠的扎鲁特大地，揉进了土生土长的扎鲁特人心里。

五十年前，这一群北京孩子，告别了亲人和朋友，远离了城市和文明，被撒向陌生荒僻的科尔沁原野时，面临着艰辛，相伴过困苦。不要忘记是必喜的父老乡亲曾在聚集和观望中接纳了这群孩子、又在声声告别中这送走了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人；不要忘记是集体户曾成为大家安身立命、遮风挡雨的宿地，成为大家报团取暖、相互照应的依托，这也许才是弥足珍贵的！

曾经与北京知青们朝夕相处的必喜乡亲们

后 记

　　1978 年，郑国安转插到河南濮阳，1979 年调回北京。

与当地青年成家的梁怡、袁志红、刘志红和王士玲先后在 1991 年和 1992 年携全家迁回北京。

那些转插到外省的知青和在当地已经参加了工作的知青，后来大部分也辗转回了北京。

李玉华和张红卫离开必喜后，与大家失去了联系，至今也不知在哪里。

今天，当年的知青早已步入老年，他们中间的陈天航、刘运萍和方玉松三人已经化入天上星河！

必喜知青集体撰写

2018 年 5 月 6 日

文内老照片全部为必喜知青的珍藏

本文选自

内蒙古扎鲁特旗北京知青集体创作的

《 集体户简史 》卷三

原巨力河公社知青集体户简史

图文编辑 / 一杯咖啡两块糖

2025 . 07 . 30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