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武乡 一身红装

卧龙山人

文/编辑/摄影：卧龙山人

美篇号：2170091

走出武乡高铁站，第一眼看到的是“红色武乡欢迎您”。走在武乡大街上，第一眼看到的是凤凰山下、马牧河边的“我叫武乡，一身红装”。坐在出租车里：一身红装，司机：“我叫武乡……”

我叫武乡，生在太行山腹地，一条浊漳河把群山劈成两半，也把岁月劈成两半——一半是黄土与炊烟，一半是枪火与呐喊。若你顺着河谷走进来，最先撞见的，定是我那一身红装。不是绸缎的艳，不是胭脂的亮，而是枣木在灶膛里烧出的通红，是辣椒挂在檐下晒出的炽烈，更是八百里太行在1937年那个深秋，被热血浸透的暗红。

我的红，从砖壁村的土炕开始。1937年10月，八路军总部踩着霜降进了村，门板卸下来当床，秫秸秆铺成褥子，左权将军的钢笔尖在油灯下开出细小的花，把“太行山”三个字写得力透纸背。房东大娘半夜起来添柴，火光舔着将军的草鞋，也舔着她家祖传的铜脸盆——盆底那层被岁月磨出的红，从此有了硝烟味。第二天清晨，队伍开拔时，大娘把最后一碗小米粥倒进小号手的搪瓷缸里，米汤晃啊晃，晃成一面小小的红旗。

我的红，在王家峪的柳沟蔓延。朱总司令蹲在田埂上，和老乡一起撒下“沁州黄”的种子，他指缝里的泥土和枪托上的泥土一样新鲜。四月的风一吹，麦苗绿得晃眼，可人们记得更清的是那年冬天，战士们用刺刀在冻土上划出的“保卫家乡”四个字。后来麦穗低头，像无数士兵敬礼，而刺刀上的红缨，早被孩子的手摸得褪了色，褪成了村口老槐树下的红绳——系在羊角上，系在辫梢上，系在少女偷偷塞给通信员的那双布鞋上。

我的红，最终在关家垴凝固。1940年那个黎明，决死队的战士趴在黄崖洞的红砂岩上，子弹把岩石崩成齑粉，粉末落在他们睫毛上，像一场迟到的雪。班长最后摸出怀里的布包，里面是离家时媳妇给的枣木梳子，齿缝里还卡着两根长发。他把梳子插在岩缝里，枪声就停了——不是战斗结束，是整个山头突然安静下来，安静到能听见太行山在呼吸。后来老乡说，那天黄昏，关家垴的晚霞特别长，长得像从1937年烧到1945年的火把，把天都烤焦了。

如今你来看我，浊漳河还在流，只是不再有浮桥。砖壁村的土炕拆了，原址上长着一棵小枣树，秋天挂果时，总有穿红马甲的小学生来写生，他们画歪了的屋顶，像当年将军们画的作战图。王家峪的麦地变成广场，大妈们跳着广场舞，红绸扇一开一合，扇面上“抗战”二字早被水洗淡，可她们甩头的力道，分明是当年送郎参军时的决绝。关家垴修了栈道，崖壁上的弹孔被游客当取景框，框住对面山坡上的新坟——那里埋着班长的梳子，和他没来得及寄出的家信。

我叫武乡，我的红装不是衣裳，是太行山脊上永不褪色的霞。每当傍晚，夕阳从黄崖洞顶倾泻下来，整座山就像被重新点了一次火。这时候你站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门口，别急着拍照，先听听——风穿过青铜雕塑的枪管时，会发出呜咽，那是1939年冬天，二十岁的女卫生员在给伤员换药时哼过的《左权将军》。她哼着哼着，血就浸透绷带，渗进她藏青色的棉裤，在裤脚开出一朵小小的红莲。

现在你知道了，我的红是火，是血，是辣椒，是枣木，是千千万万把刺刀上飘过的缨。它穿在身上太沉，可我舍不得脱。因为只要这抹红还在，就总有个声音在浊漳河拐弯的地方喊：“同志，喝口水再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