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端午节——谨以小文纪念我的父亲

沁园墨客

　　1977年端午节那天上午，我从学校回到家里。父亲从对面南坡岭公社林场捎信让我中午去林场吃饭。

我赶到林场，发现大人们已经分别围坐在几个木桌子上准备吃饭，桌上摆了几个菜，我才知道原来是过节加餐。

四方桌，长木櫈，一方坐两人，一桌共八人。父亲叫我坐在他身边，于是这一桌就多了一个人，吃莱倒无所谓，你多一筷子我少一筷子不便计较，可主食一人一个大馒头就不够了。大家一人拿一个，父亲给我拿了一个，结果父亲没有馒头吃了。桌上一个似乎跟父亲关系较好的长辈喊了一噪子：“这桌馒头不够，再上一个”。这时从厨房出来一个管事儿的大声嚷嚷：“咋不够啊？咋不够啊？都是按数上的，没有多余的，有的人真不自觉”。

屋子里所有人都看着父亲和我，我不敢看父亲的脸色，把头低到了桌子底下。我想，此时地上若列出来一条缝，我们父子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跳进去。

　　父亲属鼠，据说爷爷抽鸦片上瘾，在父亲十二岁时去逝。可能是爷爷在世时家境还行，父亲读了几年书，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识字的文化人。

因为爷爷抽鸦片，变卖完了所有田地和房屋，从老庄子携全家老少到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租了三间木架列房居住。也因为爷爷卖光了家产，若干年解放后我们家便得到了一个“贫农”的成份。

那个年代，贫农优先。因为父亲识字，组织上就让他学中医，后来就在大队卫生所任赤脚医生，因为卫生所就他一个人，所长、医生、司药、收银、会计一肩挑。

父亲很善良。无论酷暑严寒经常深夜被叫起来赶夜路给人看病，从不推辞，从不拒绝，嘴上时常挂着一句口头禅“死马儿当活马儿医。”

当时医疗卫生条件差，每年春天父亲都要带两个人在村边行人必经路口支一口大锅，熬上一大锅中药汤，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从此路过的人必须都要喝一大碗，不喝不让过。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是在预防流行病。

父亲隔三差五出诊带回来个讨饭的人，就让他坐在家大门口门櫈上，等家里做好了饭，先给要饭的端一碗。那时生活很艰苦，我们经常都吃不饱饭。有一次，父亲给要饭的盛了一碗饭后，自己端着饭吃的很慢，等要饭的吃光了便问他：“吃饱了吗？还要吗？”看到要饭的祈求的眼神，父亲二话不说便把自己碗里的饭倒给要饭的。

父亲很严格，特别是在我们姐弟四个的学习上。经常让我们四个孩子跪成一排，一个一个的念课文，谁念的不好，便揪耳朵，钻心的痛，嘴边常挂着“棒打出孝子”、“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父亲四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大队领导的“路线”问题被开除卫生所。由于从小务农较少、农活经验不足，被生产队“选送”进公社林场而完成一个出工指标的。

　　我参军入伍不久，家里便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

父亲又捡起了老本行，在家辟出半间房当作药铺，自采自晒自磨中药，也兼用西药。因为给乡里乡亲们看病，许多都是先看病治病吃药后给钱，也就是赊账，其中百分之八九十还不上钱。就这样坚持了几年后，实在负担不起便歇了。

没有了经济来源，全家人生活要维持，父亲便到乡财政所借钱，每次借钱都对工作人员说“没事儿，我能还清，我儿子在当兵。”

我入伍三年后探亲回家，父亲拿出几张借条，我合计一下6张共30元。我安慰他说，没事的，我一定能还。于是我分两次还清了父亲这一生的债务。而在这之前，都是我们在向他伸手要钱，他是想尽了办法尽量满足我们。

又过了好多年，我忙碌工作回家少了些，心里愧对父母。父亲70岁那年我回家给了他一点钱，他颤抖着一边接着钱一边摸眼泪，我心里很难过。

父亲帮儿子的时候，两个人都笑了；儿子帮父亲的时候，两个人都哭了。

公元二OO九年一月八日上午八点，我接到弟弟电话，说父亲前夜中煤毒走了，无痛苦、很安祥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我们这个家族中，老父亲尽己所能完成了一辈人的使命，尽了一辈人的责任。

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愿尝遍人间苦楚、行尽人生善良的老父亲永远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