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暖的书包

蓝色多瑙河

　　立秋才过不久，一个暖阳微斜的晌午，我正坐在母亲膝上，享受着她一勺一勺送来的饭食。门外忽闻王爱仙老师含笑的声音：“哟，都这般大了还要妈妈喂饭？跟我去读书吧！”这呼唤如一道清泉注入心田，我欢喜地滑下母亲的膝头，懵懂而雀跃地随她步入了“孔家小学”的门庭。那时我仅五周岁，距离入学年龄相差尚远，却被王老师慈爱地安置在了教室的第一排。我的小书包，簇新而微暖，还带着母亲指尖的温度，悄然伏在课桌一角。

教室栖身于操场东侧，原是富农家的旧屋。入学次日，推门而入的刹那，我竟瞥见了发小钟小君的身影！急急奔近去探问究竟，她带着委屈的泪光说：“晓得你去上学，我便哭闹着对妈妈讲：‘我也要去！’”两个小不点自此成了班上最年幼的同窗，编在同一组里，我居前排，她守后排。从此上学归家的路上，便多了两枚书包摇晃、脚步相随的身影，日日踏着同一条村路往返。两个书包轻轻碰触着，仿佛在交换着只有它们才懂的低语。

我初叩校门，正值文革浪潮翻涌至顶点的年月。姐姐年长我四岁，高我三届，身为学校大队长的她，自然让我也成了校宣传队里的小小一员。于是每日课后，排练《东方红》舞曲成了必修课。在队列中，最矮小的我总被安排在最前或中央的位置，努力伸展稚拙的肢体，在宏大音符的缝隙间，笨拙而忠诚地舞动着一颗幼童的心。那小小的书包静静立在墙角，默默注视着我每一次稚气的旋转。

王爱仙老师，是我的语文启蒙者。当课本从第一页“×××万岁”到最后一页“×××万万岁”之际，她依然耐心地教我们识字、执笔。书上的字句我其实早已熟悉——姐姐上学时总携我同往，字是认得的，只是笔画尚拙。王老师便俯身下来，一笔一划，温煦如春阳的手覆住我的小手，将横竖撇捺的筋骨悄悄渡入我尚显柔软的指尖。那书包里，铅笔尖在纸页上摩挲的沙沙声，如同幼蚕啃食桑叶，是生命最初吮吸知识的声音。至于算术老师刘张尧，是初出校门的青年；唱歌的老师则名唤戴春英。入学前，在父兄的教导下，我早已能从一数到一百，刘老师常夸我伶俐。唱歌课印象已然模糊，唯记得一次在溪滩上，戴老师教唱《太阳出来照四方》，歌声伴着流水淙淙，如青石滩上的凉意，至今犹在耳畔微微流淌。书包就随意搁在溪石上，如同一个安静温顺的伙伴。

倏忽间，一年半的短促光阴竟如指间流沙。孔家小学的书声里，蝉鸣未歇便已到了尽头。那两枚相伴往返的小书包，尚未沾染多少风尘，却已悄然褪去了簇新的颜色。当最后一日放学，我踏出校门回望，仿佛听见童稚的足音在石板路上轻响，而钟小君的身影依然在队列里，将独自继续丈量这条熟稔的归途。我的书包空了下去，只余下些微纸页和铅笔的淡香。

后来，王老师调去了尼山小学；刘张尧老师步步擢升，由常山县委书记至衢州农业局长；至于戴春英老师后来去向未知。

多年后回望，童年那方小小的课桌，竟盛满了被时代洪流冲刷后依旧温润的微光：老师手心传递的笔尖暖意，溪水声中飘散的稚嫩歌谣，归途上两个小身影相伴的足音，还有幼芽在口号丛林里懵懂的萌发……原来生命最坚韧的根须，从不深植于震耳欲聋的喧哗；它只悄然蜿蜒于那些无声的暖意之间——无知时承蒙的师恩，混沌里被牵住的小手。正是这些微光，在记忆的幽谷中萤火般明灭，悄然抵抗着遗忘的深寒。

它们低语着：人纵被大潮裹挟而去，却依然能于童眸深处，珍存那未被劫掠的星点光芒——那正是命运无从剥夺的，生命本身最初的光源，微细如尘，却足以照亮归途。而孔家小学那一年半的短促晨昏，连同书包里曾经捂暖的课本、铅笔与懵懂的欢喜，竟成了岁月长河中最清澈、最永恒的定格。

这是现代作家我的发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