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良东河纪事

寂静之音

东河又名龙公渠，北起宜良北古城安家桥，南至狗街镇狗街村，全长2 7公里，灌田1 0 0 0 0余亩。为宜良坝子东部最为重要的农业灌溉系统，也为此区域最为重要的工业用水来源。

　　一、源起

东河的开凿始议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文衡主持兴修西河成功之时，即考虑到宜良坝子东南南盘江东岸农田的水利灌溉问题，提出了开凿东河的建议。惜文公奉调，开河之议遂停。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地方乡绅杨士举、高师古、方盈廷等人倡议继文公美意，提出续开东岸河渠的动议，但由于渠首北古城一带另属路南县地，当地士绅隘于地域利益之见予以抵制，以开渠将酿成北古城一带水患为由，呈请制止开渠。在这种情形下，时任云贵总督富纲（1781年-1794年在任）委派粮宪永慧到宜良进行实地踏勘。永慧到宜良后并未循江而下切实观察，更未躬亲实测，仅在北古城南望，见有骆家营附近的驼箩山横阻，遂贸然臆断无引水南流之可能，并请总督明令制止，刻石立碑于北古城弥勒寺中，永不许再议开凿。此碑的树立，导致清代中后期的百余年间无人再敢倡议开挖东河。民国初年，宜良坝子东部士绅再议开渠，兴修东河的建议多次提出，终因工程巨大、经费难筹、北古城一带士绅抵制三大因素而搁置起来。

二、转机

民国二十一年（1932）6月，洪水将宜良坝子变成一片汪洋，陈所渡村士绅陈禄等人率数人，沿东山脚查看，用木桩记下洪水淹没线，证实了宜良东边坝子北高南低的事实，以数据证实可引南盘江水南流，开渠的可能性得到了依据。遂呈请县政府开渠。宜良县长张仁怀采纳建议，一方面向省政府呈请开渠，一方面委任沈钟昌、董钜、陈禄、陈尚廉、史君召、杨正昌等一批地方士绅组成“宜良县开凿东河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开渠事宜。同年7月，宜良县县长张仁怀商请宜良清丈处委派技术人员完成了首次勘测，得出了“地势相宜，易于施工”的结论，并初步绘制了工程图。为慎重起见，云南省实业厅于同年11月特别委派云南省财政厅宜良县清丈分处处长朱文炳再度测量，以得到准确依据。从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932—1934），经过三年的勘定，勘定出沿东山脚经各村渠线，即从北狗街村东北江边开河口绕其村东面向南直达小渡口，再向南经小大木兴村、下任营、陈所渡、许家营、化鱼村、南大营、下伍营、玉龙村、马隆村、东毛营、马军村、端家营、谷家营、中营、湾子、竹瓦仓、西村、南狗街交南盘江，长三十多公里，预计灌溉四万多亩，至此，东河的开挖，有了数据的支撑，省府层面的支持，东河的开挖有了转机。

三、开渠

“开凿东河筹备委员会”根据测定的工程图纸，率先拟定了《开凿宜良东河事务进行计划书》，确定了工程、会计、总务工作职责，并着手经费的筹措。拟定工期为1933年10月至1936年3月，计划三年内开凿完成。方案呈报省建设厅核准，同意由小渡口至北古城一段，沿公路东面开挖侧沟一条。东河动工开凿始于1934年4月派遣民夫趁着嵩远公路修建之机开挖河道，然在此过程中北古城地区的民众闻讯前往，认定宜良县“明则修路，实则开河”而加以阻止，进而互不相让，酿成纠纷，工程不得不因此停顿，在此期间，中下段挖出部分毛沟。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月，云南省政府以东河水利关系宜良坝子东南农田甚大，由省主席龙云主持将宜良东河工程列入省水利计划，以省府命令开河。省府并派员赴宜良、路南召集乡绅协议兴修。随即由省民政、建设两厅转饬宜良县长召集绅民会商，组织“云南省政府督开宜良东河河工处”，省军需局长段克昌兼任处长，宜良县县长王丕兼副处长，下设总务、财务、工务股；另组工程委员会，设委员21名（其中，宜良占三分之二，路南占三分之一），推请省民政厅厅长丁兆冠、省财政厅厅长陆崇仁、省建设厅厅长张邦翰为河工监督；公推军云南需局少将局长段克昌为处长，宜良县县长王丕为副处长；由张树德任总务股长，董巨任财务股长，马负图任工务股长，省政府颁发“云南省政府督开宜良东河河工处关防”印章一枚。随后河工处委请云南省财政厅宜良清丈分处处长朱文炳为测量专员，组织人员认真测量、复勘渠线，省建设厅又派技正赵乃广前往勘核。定渠线从北狗街村东北江边开河口，向西南离开原渠线，绕过浦草田、池塘至水门桥与原渠线相合，向南至陈所渡后又向西南离开渠线，在原渠线西向南至狗街。后经协议决定，东河在水门桥接“大西沟”尾水向南开凿，扩大大西沟旧渠。一切准备就绪，工程于1936年4月4日开工，翌年3月20日竣工。东河从水门桥接大西沟尾水至南狗街北，新开渠道长22.15公里，加上大西沟旧渠修河时扩大断面，全长28.45公里，建有涵洞42座。为了纪念龙云对东河的德政，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改东河名为“龙公渠”。

                        东河进水口

　　四、改造

渠道虽开成，但人力、财力不足，工程设施不完善，水流不畅。上段大西沟属路南县境，已灌溉农田六千多亩，尾水不充，原拟东河灌溉一万多亩，实际还不足半；故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春，龙公渠工程委员会呈请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派经济部第六水利设计测量队来宜良对全渠进行复勘，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开始测量，至五月结束。经测量计算，方案对比，认为从盘江边原取水口处向南取直线到水门桥仅长2.15公里，对减少工程经费的开支和今后的灌溉效益较优越；计划报省，批准向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贷款修建。为统筹对龙公渠的改造，1940年8月9日成立“龙公渠水利协会”，其人员配备，根据当时《云南各县水利协会组织规则》第十条规定，推举了董钜担任会长，陈禄、陈永德担任副会长，另根据需要设置了事务员2名，工务员1名，并工友2名，每月办公经费拟定为800元。宜良县政府于1941年6月5日颁发木质篆文图记“宜良县龙公渠水利协会图记”一枚，并于6月12日正式启用。龙公渠水利协会主要职责就是为渠道改线承担贷款、还款之责，其余水利方面的事务，也由其作为管理机关负责办理渠道上一切事务。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八月，北古城一带士绅上诉省政府制止改线开河；八月三十一日，省建设厅厅长兼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主任张邦翰、中央水利专员朱华舫亲临现场踏勘，并在北古城镇开会调解，出席会议的有宜良、路南两县县长、当地乡绅、北古城一带村民李廷跃等五百多人，经开导疏解，保证在不损坏古城人民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施工，占地90.5亩一律按最高地价补偿国币374993.70元，问题才算解决。随后，“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电知成立“宜良县龙公渠工程处”，派尤瑞霖工程师兼主任、李傅基工程师率技术人员于十月十六日赴北古城进行施工测量等准备工作。工程包括渠首三公里改线工程、拦河引水大坝工程、旧渠改善工程，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先后开工，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月二十日都陆续完工，四月二十四日举行放水典礼，本次改造，使用国币775.43万元，投劳62万工日，进水渠口设计流量1.68立方米／秒，全渠有节制闸15座，斗门62座，渡槽72座，受益农田约1万亩。工程竣工时省政府对成绩显著人员进行嘉奖，给宜良县长王丕记大功一次，准予久任；奖给董巨“河务宣勤”匾额一块；奖给陈禄“田竣宣勤”匾额一块，另加对联一付，上联“功竣河渠劳心劳力”，下联“惠贻梓里利国利民”；奖给陈永德“水利勷勤”匾额一块；同时，张树德、马负图、傅瀛均受奖。后又在古城大坝南建高4米的纪念碑塔一座，在渠首建纪念碑一座，记述修渠始末及龙云主政时期云南大型水利建设工程概况。经龙公渠水利协会操持，至1945年5月全数偿清了贷款、了清各项手续。水利协会履职期间共召开代表大会14次，根据工程实际施工地段和受益区域，从施工修缮到放水通渠，从摊派任务到收取债款，从变卖水租到偿还手续，再到订立水归，刻石立碑，最终还渠于民，切实履行了各项职责。基于此，1945年5月龙公渠水利协会召开第十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决定在修订完善水规和水份分配表的基础上还权于民、还利于民，将龙公渠交人民自行管理，并将水规和水份分配表勒石立碑，以便遵照执行。

五、续修

民国末期，由于时局动荡，导致百业萧条、民生凋零，龙公渠也因管理维修不善，渠道淤塞，下游农田用水很困难。1950年宜良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后，百废待兴，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增加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以解决民生问题。基于此，宜良县人民政府接管龙公渠后更名为“东河”一方面组织灌区群众用10个月时间对全渠进行整理维修，一方面加强管理，进一步提高了东河的工程效益。1958年，在石家渡苦战七昼夜，筑高6.4米、长100米拦河土坝一座，组织群众用二百多张水车车盘江水入东河，灌溉东河下游五千多亩农田。同年，在抗旱保苗期间，宜良县委提出“跨过南盘江，西河援东河”，在蓬莱乡的三道水和匡远镇的低河坎架起长一百多米的渡槽，把西河水引到盘江东岸，支援了东河灌区。1959年，组织古城、狗街两区民工750人动工扩建古城大坝，在原滚水坝上砌高3.5米、长6米、宽2米石礅41个，建成木叠闸40孔，每孔宽3米，墩上建木梁式人行便桥，桥面宽1米至3．5米；用经费3.55万元，历时三个月，投劳50580工日。此后，河槽能蓄水95万立方米，既可调节东河及大西沟水量，又便利了盘江两岸的交通。1962年3月22日动工建石家渡抽水站，装12英寸水泵6台，容量达207千瓦，至5月5日完工，抽盘江水入东河灌溉，当年受益4221.3亩。1975年1月至1978年10月，组织古城、蓬莱、狗街三区民工1300多人开工改建古城大坝桥闸，计改闸40孔（钢平板闸7道，钢筋砼平板闸33道），闸孔高3.9米、宽3米，桥南两孔为东河进水翔；改建后桥面宽增至4.5米。在改建中还建管理房200平方米。改建之后，可用河床蓄水193万立方米，有效库容153万立方米，大大改善了东河、大西沟灌区用水条件，工程的管理使用条件也得到改善。1978年12月，党的三中全会召开，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点，使我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时期。宜良在此形势之下，除加强农业建设外，也开始大力发展工业及农副业，而宜良的当时的工业就分布在宜良坝子东部，东河除农业灌溉外还要为工业提供生产用水。基于此，宜良县人民政府于1979-1980年，1984年-1985年又对东河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改建、并沿渠配建设套工程，同时加强管理，认真岁修，通过这些续修改造，使东河的水流量由民国时期的最大过流量1.68立方米/秒，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增加到4.2立方米/秒。使东河工程效益得到了充分发挥。据水务部门统计，1980年，东河提供工业用水约400万立方米，工业水费收入占水费总收入的45％，1988年工业水费收入更是占总水费的70％。经统计，1950年至1993年间，累计投资130余万元，群众投劳48万多工日用于东河扩改工程。使东河在1993年的实际流量达4.2立方米／秒，受益面积1.02万亩，此外还提供了大量的工业用水。1999年1月至2002年2月投资2360万元改建桥闸,形成全长174.5米的桥、闸合一的大坝。桥闸共19孔，一机一吊的桥闸，其中有闸门高4.7米、宽9米的钢结构泄洪闸孔16孔，高3.5米、宽3米的灌溉闸孔3孔。桥面面宽7.5米，设双车道。本次工程开挖土石方3.76万立方米，回填土石方1.19万立方米，砼1.78万立方米，支砌石方3491立方米，钢筋笼装石1135立方米。该工程的完成进一步提升了东河的管理和使用效率。

                             古城大坝

六、意义

水为生命之源，河东先生云：“昔之为国者，惟水事为最大”。足见水资源的重要性。东河的开凿和利用也注定是宜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宜良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意义：东河的开挖涉及当时的宜良、路南两个县，自明明嘉靖年间文衡首倡开凿东河开始，两县之间就因各自利益矛盾不断，导致四百余年无法开河，最终得以开挖促进了两地的交流与合作，对双方都意义重大。也影响了后来的区划调整。东河的开挖早在1933年就经省建设厅核准，而最终至1937年得到当时云南省府的重视，全面开始工程建设。此时抗战已全面爆发，开挖这条水利灌溉河流，旨在增加粮食产量，支援抗战，为抗战提供后勤物资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1941年8月30日，时任省建设厅厅长张邦翰亲临北古城，召集宜路官绅及十二村民众代表，发表了“开凿龙公渠之意义及抗战期间应有之认识”的演讲，足见修筑龙公渠对抗战的战略意义。抗战爆发后，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和物资交通要道，承担起物资、人才供给的重任，云南边疆的稳定与否关乎国家安危。因而直接以省政府训令的方式下达任务，并要求民政厅、建设厅督导支持，务必使项目完成，足见开挖东河是抗战的需要。而东河建成后为滇西抗战和云南省作为抗战的后方营地提供了重要的粮食等战略物资，从这方面来说，东河的开挖，政治意义重大。

经济意义：龙公渠建成后，至全长29公里，经改造，到1943年流水量达1.68立方米/秒，每年输送优质江水近亿万立方米，使南盘江东岸大面积旱地变成了自流灌溉的水田，扩大了水稻种植面积，极大地提升了宜良县的粮食产量，进一步夯实了“滇中粮仓”实力，进一步扩大了蔬菜种植和鱼鸭养殖，有力改善民生。经1950年至1993年对东河提升改造，流水量达4.2立方米/秒，使得东河除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外，也为使南盘江东岸提供了大量工业用水，促进了宜良经济的发展。

文化意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而在整个开渠过程中形成的《龙公渠纪事》具有较大的历史文化价值。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畅通过研究认为：“《龙公渠纪事》为民国年间专项记录此水利工程的实录文档，甚至可能是云南省保留最为完整的一部水利工程资料实录，从动议决策到实施过程，所有上下来往公文电函、会议记录、统计表册等均留下了原始材料，使得人们能对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该段历史有非常系统全面的认识，对研究云南民国期间的国民社会史、云南水利史、抗战后勤保障史、宜良农耕发展史等方面均有特殊价值，是抗战期间云南省在后勤保障方面全力支援抗战的典型个案，也是云南有史以来水利发展史上省级重大工程保存有完整翔实纪录档案的一个杰出典范。”此外，因修渠而立的数通碑刻也研究宜良水利史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七、碑记

碑刻作为历史事件的载体，是真实可靠的还原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东河从筹划开凿到渠成后的管理使用中陆续有勒碑纪事。根据史料记载，清乾隆时期云贵总督富纲委派粮宪永慧到宜良对开东河动议进行实地踏勘。永慧臆断无引水南流之可能，并请总督明令制止，刻石立碑于北古城弥勒寺中，永不许再议开凿。是碑应该为有关东河的最早的碑刻，该碑民国中期尚存，惜现已不见踪迹。2006年至2008年，在笔者参与调查、整理宜良碑刻资料的工作中，于东河沿线调查到记录东河的碑刻四通，基于碑刻的重要性，笔者不吝篇幅，将所调查到的四通碑刻全文抄录，以飨读者。

龙公渠纪念碑全貌

（一）、龙公渠落成纪念碑。

该纪念碑为正方形四面体建筑，1943年立。材质汉白玉，分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碑体通高4.3米，碑身0.7米见方，碑额和碑座略有加宽。此碑为研究民国时期宜良乃至云南水利工程提供了重要史料，具有较高文物价值，1987年7月14日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龙公渠落成纪念碑原立于古城大坝东面桥头南侧的东河管理所退休职工的住宅区。由于缺乏管理，退休职工及家属在龙公渠纪念碑周围自行建房，并随意加高住房基础，至二十世纪末纪念碑已被民房环绕，处于低洼之地，基础长年被污水浸漫,对纪念碑保护极为不利。经县政协协调，县水务、文化、古城镇政府密切配合，实施纪念碑搬迁保护工作。经云南省文物局2014年1月6日批准，由宜良县水务局出资，宜良县东河管理所统筹，云南省含辉古建园林公司具体实施了对此碑的迁移保护工程。因碑体酥碱较重，不便拆卸，经论证实施了整体吊运方案，由原址向西北方向迁移了约40米。搬迁前后均精准定位，确保坐向不变，保留了原有风貌。工程于2014年5月26日动工，6月9日竣工，总投资3.5万元。现该碑雄踞东河水口，屹立南盘江畔，成为南盘江畔一个人文景观。

                       龙公渠纪念碑的搬迁

　　纪念碑坐南面北。碑阳楷书阴刻“龙公渠新渠落成纪念（中），云南省建设厅长张邦翰题（左），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夏四月（右）”。碑阴隶书阴刻《龙公渠记》计18竖行，系时任云南省军需局长兼云南省督开宜良东河河工处长段克昌撰文，徐自立书丹。碑左东向，楷书阴刻《文公龙公甸惠华惠四渠合记》，计13竖行，由时任云南省建设厅长兼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邦翰、昆明中国农业银行经理兼副主任委员蒋震扬合撰。碑左西向，楷书阴刻《龙公渠记》计17竖行，亦为张邦翰撰文。现将段克昌撰《龙公渠记》；张邦翰撰《龙公渠记》；张邦翰、蒋震扬合撰《《文公龙公甸惠华惠四渠合记》》抄录如下。

1、段克昌撰《龙公渠记》。

龙公渠记 邑人段克昌制文 徐自立书丹（一行）宜良东河议修久矣。以宜、路两邑利害迥别，明清两代屡议兴修俱不果。民国二十六（1937）年春，省主席龙公关怀各县生产，毅力主持开凿，命克昌董其事。昌以（二行）乡人对于地方生产建设义不容辞，遂协商两邑父老，共襄斯举。爰于是岁二月兴工，翌春竣事。北自安家桥起，疏浚河身，增筑河堤，需民工十六万名，补（三行）占用地价十四万元，建涵洞三十有六，双渡槽一，费财十二万元；水门桥以下桥涵河身咸为新凿，全长六十华里，灌田二万余亩。工竣，父老以斯举发自（四行）今主席龙公，易名曰龙公渠，志善政垂久远也。第上游通而下游渴，利犹未溥，于是，乡人陈禄、马负图、傅瀛建议，由水门桥达三龙潭另开新渠，向农贷会（五行）贷款为之。虽工程困难，负责者持以毅力，经始于三十年（1941），越岁而观厥成，两渠贯通为利溥矣，建设厅长张公西林记之甚详不赘。始修其事者，乡人董钜（六行）、陈禄、张树德、傅瀛、马负图、陈永德、陈旭。监修者，县令王君丕，而陈禄、傅瀛、马负图计划督导,寒暑无闲，尤为难能。旧渠疏凿，为工四十有六万，用币百五十（七行）有六万。凡事经始为难而众擎易举，使斯渠而不决策于上、尽力于下，则日就湮淤，胥受厥害。今得早观厥成，两邑咸获其利，功不可没，故记之（八行）。

云南省政府督开宜良东河河工处

处 长：段克昌

副处长：王 丕

委 员：陈 旭 陈永德 傅瀛 董巨（钜） 陈 禄 马

张树德

绅 耆：刘 润 李绍虞 陈尚廉 陈永安 陈建中 陈国佐

谷钟英 马朝栋 陈绍德 段祥云 李 杉 杨 润

杨向齐 杨 瑾 李凤章 李 进 李占科 杨金培

李如惠 杨思贤 朱从坤 杨正昌 陈文蔚 宋正炳

孙永寿 陈培桂 沈文明 许树榕 马维骐 李培基

乡镇保长：李 成 马朝荣 李 嶍 李赓尧 陈永龄 杨德显

陈 锐 朱绍坤 李家培

督 工 员：董 纯 骆鸿祯 官 勤 任廷润 何桂芳 杨国安 侯开辅

李光清 段正芳 陈绍虞 刘 荣 余 泽 李克昌 高明中 谷宗树 端彩文 杨雨时 王家政 毛兴荣 官尚宗 张 智 普 跃 洪礼廉 黄 琳 李守仁 傅 济 杨华林 何增龄 董丕臣 许永昌。 同建

2、张邦翰撰《龙公渠记》

龙公渠记（一行） 自安家桥北起而南讫于南狗街有渠焉，绵亘三十余公里，引南盘江水入其中，深潴以灌下游旁田约二万亩者，龙公渠也。众感本省政府主（二行）席龙公而浚此渠也最力，故请以此名之。先是明嘉靖时临沅佥事道文衡浚西河，思正东河而渠焉。东河者，今此渠也，终为古城人士地域（三行）之见，终不果浚。迨清乾嘉间开河，议复起，仍被梗阻，由是遂垂为永禁，再见成愈坚不可回矣。方龙公倡浚此渠之始，知事之艰也如彼。顾（四行）邦翰既承治渠命，敢畏不往？乃诣古城，集宜良、路南两县官绅，晓譬疏解。当议纷且裂之际，众中有昌言者曰：“均是人也，闻厅长词，宁不动于中（五行）耶？然果屈于今日之所言，其奈吾侪祖宗反对开河耻辱之原议何？”历二日夕，反复剖析公私利害备至，卒得释怨寝其事。今邑士之贤也又若（六行）此，特表而出之。于是量度经营既久，三十一年（1942）春三月兴工，至三十二年（1943）三月而渠成。是渠也，乃合上下游新旧水道而贯通者；由南盘江别决辟（七行）口导水入，延三公里余而达水门桥，曰上游新浚渠道；至水门桥而下为二十六年（1937）段君小峰董其事，知宜良县事王君丕督县绅首董钜、陈禄（八行）、傅瀛、马负图、陈永德等掘以成之者，是曰下游旧渠道。计新渠所设，有拦河大坝一，引河水坝一，进水闸门二，片石渠基四千公方，石护坡一（九行）千余公尺，石拱桥六，涵洞十，挡土墙三，土方六万余公方，占用田地九十亩五分二厘，补价三十七万四千九百九十三元七角，其所费为六百（十行）万元。云一渠之成，用力也众，费财也巨，成功也亦非易，后之人其可忽乎哉！凡今之役于渠者，又曷可忘也？故类其姓名剔勒石后。中华民国三（十一行）十二年（1943）夏四月日。

云南省建设厅长兼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邦翰；兼副主任委员蒋震扬；兼委员缪嘉铭、陆崇仁、马镇国、黄家骥、王振芳、吴任沦（十二行）；兼总工程师朱光彩；秘书兼技术科主任马跃先；工程师兼技术室副主任揭曾佑；工务科长赵本务；会计科长刘景；总务（十三行）科长王执中；工程师赵鉴培、张连荣、冯钏豫、王炳章、张建德；工程员宋或淅、高德亮、辛耘尊；宜良县长王丕、路南县长罗人吉；工程处主任龙（十四行）瑞霖；工程师李傅基、王海波、张锷、李开勤、张济时；监工员曹扬凯、任铭美、章云峰、李佩钏、张汝淮；会计员王民兴；会计助理员马良图；事务（十五行）员凌子余、张述文；书记李庆熙、陈淋慈；水利协会会长董巨，副会长陈禄、溥瀛；总务股长马负图；工务股长陈永德兼；会计马良图；事务员李镜、谷春（十六行）芳；征工队长董诚、陈旭；征工副队长董纯、杨德显；督工员李家培、朱绍绅、卢松年、赵富；古城绅首李占科、杨思贤、李进、李凤章、杨瑾（十七行）。

3、张邦翰、蒋震扬合撰《文公龙公甸惠华惠四渠合记》

文公、龙公、甸惠、华惠渠合记（一行）吾国之言水利。从来久矣，其详不可得而考，若秦之郑国渠，蜀之灌口，俱载简籍，其后代有沿革。而采（二行）科学以为浚筑，则始自近世。然民狃旧俗，难与虑始，故晓然於渠成利溥者恒鲜。执政者每鉴於治未尽宁。与夫（三行）才财之难，多未果作。自主席龙公治吾滇而后政暇，尝惫神於厚生诸事；以民之力耕也，犹不足於衣食，其故盖（四行）有在焉。复以邦翰承乏建厅者久，乃命度地，兴水利，广辟田而灌溉之。而公更体中枢，锐意图此之。遂定前之农（五行）本局及后之中、中、交、农与一省富滇新银行为贷款地，二十八年（1939）春，合组云南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成，命邦翰（六行）兼掌其事。於是延专才，经始擘划，就宜良、沾益、弥勒三县所属地浚四渠。四渠者何？曰文公、龙公、甸惠、华惠是也。二（七行）十九年（1930）夏五月次第兴工，三十年（1941）农本局业务转移，三十一年（1942）国家银行业务划分，各行、局贷款次第由中国农民（八行）银行单独办理，震扬奉命协办主其事。讫三十二年（1943）夏四月而渠成。综其流域所及，计灌地几达十万亩。民皆翕然（九行）趋之而念其役之劳，工程师则竭其技以赴事，贷款则依数以给所求，官绅则力助以观厥成功，诚不可没矣。是皆感（十行）公之风而兴者，知公所为，宜嗣续而珍之以永其存，扩之以利乎众，以仁民而效见于一也。如此，其不可以无（十一行）传，兹特著其心焉耳。事之始末，别载四渠分记。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夏四月，云南省建设厅长兼农田水利（十二行）贷款委员会主任张邦翰，昆明中国农民银行经理兼副主任委员蒋震杨记（十三）

（二）龙公渠水分水规碑。

龙公渠水分碑，位于狗街镇龙华居委会陈所渡村的原东河水工队之内。碑高2.2米,宽0.80米，白石质竖碑，立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碑文记述了龙公渠分水内容，涉及到众多村名。此外还记述了龙公渠维修的事宜，规定各村应尽义务及日常护理等事项，内容较为详尽，对研究宜良水利史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碑文如下：

宜良县龙公渠水份及水规碑记（一行）

甲 水份分配（二行）

一、龙公渠共分为七个水份、四个时期。每份灌田一千五百亩。第一水份小木兴村、大木兴村、下任营；第二水份陈所渡、上任营、大小梅子村、许家营；第三水份城东、城北村、小渡口、化鱼村、玉龙村、马隆乡；第四水份（三行）东毛营、马军村、端家营、谷家营；第五水份中营、小里营、湾子；第六水份西村、竹瓦仓、；第七水份狗街。二、第一个时期春季蓄堰塘水。自清明节日晨起，每个水份五日夜，接水时间以日照西山顶为准，共（四行）计三十五昼夜，今后永久由此类推轮放。

三、第二个时期名为栽秧水。每水份两日夜，自清明节日计算至三十六日晨日照西山顶为准，仍由轮当头淋者接放，周而复始，共二次，计二十八日夜。

四、第三（五行）个时期名为夏季添苗水。得自清明节后六十日晨日照西山顶时接放，每水份一日夜，周而复始，至秋分末日止。

五、第四个时期为闲水。自寒露节日起可泳豆麦，仍由头淋轮放，每份一昼夜，周而复始（六行），至次年雨水节末日止。

乙 水规（七行）

一、 每年每个水份第次可为头淋，依次得轮。当一次头淋自民国三十三年（1944）起系第一水份为头淋，从此推而下，每七年内各水份轮回一次。以后照此类推，周而复始，不得争论。

二、 各水（八行）份轮放时期，沿渠各村按规定执行，禁止偷放禾苗水情事，倘有偷放渠水一小部分，一经拿获，罚谷壹市石，不认罚者，乡台游示众。若有破坏泄堤、偷开渠洞者，实触犯水规，罚猪羊各一头，猪（九行）重一百斤，羊重三十斤，外加罚谷贰市石以供正用，设盗水人家境赤贫，不能负担者，由居住之村营公众负担。

三、 各水份和村营蓄积之堰塘水，於栽秧时得不畛域灌溉，余水应听其顺流（十行）而下，不准擅自放入盘江。放渠水入盘江情事，一经查获，应受最严重之处分（十一行。）

丙 附记（十二行）

一、 龙公渠岁修之实施。岁修任务按受益田亩之多寡，分段工作，限定小雪节止，全渠修理完峻。惟自化鱼村锁水门以上，至许家营汗滩之段及汇东桥以上起至进水闸门之段，并包括（十三行）大小坝在内，列为特别工程，由七水份共同负责，各段工程岁修，务须在规定期内修理完善，经验收后方能卸责。

二、 龙公渠永久集会日期每年两次，春季订于夏历正月十六日，秋季七月七日。惟某（十四行）水份轮当头淋□□□□□□□

三、 各村营田地已经登记，水权颁发三联单为证。今后，凡未领获三联单者，均不得享受同等得益。全渠受益各村田亩，历年水租谷永远系属（十五行）个人，何村耕地则由何村收储使用。

四、 大小木兴村、上下任营、陈所渡等蓄水地点即在大小木兴村堰塘内，自民国三十三年春季起，所有塘内豆麦成熟时务须提前赶收，以便储水。塘埂即由上列各村（十六行）负责加高二中尺。湾子、小里营、竹瓦仓、西村、狗街蓄水地点，而西村新路即由上列五村加高三中尺（十七行）。

龙公渠□□□□□出款及做土方一览表（十八行）（略一览表四行）会员 马负图（以下略十八人，二十三行）

陈永德（以下略十八人，二十四行）

陈 旭（以下略十八人，二十五行）

段纯之（以下略十八人，二十六行）

李绍先（以下略十八人，二十七行）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正月十六日

                   龙公渠水分水规碑

（三）龙公渠管理处、水利协会水规草案会呈件碑（存陈所渡）

龙公渠管理处、水利协会水规草案会呈件碑位于狗街镇龙华村委会陈所渡村的原东河水工队之内。碑高2.2米,宽0.80米，白石质竖碑，立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碑文记载了龙公渠管理处、水利协会将修订的水规草案呈请云南省建设厅、宜良县政府审核并请求将水规勒石立碑“以垂永久，而昭信守由”的事宜，以及云南省建设厅、宜良县政府同意水规草案并批准勒石立碑的指令。碑文如下：

宜良龍公渠管理處、水利協會會呈一件：為訂立水規，經試辦圓滿，繕呈水規修正表暨第十四次會議紀録，請鑒核備案示遵，並祈准予（一行）刻石立碑，以垂永久，而昭信守由（二行）。

呈為 呈請備案示遵事：窃查宜良龍公渠，原名東河。自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文公衡開鑿西河即有開鑿之議。其後文公去任，地方人士亦常提倡開鑿，終因（三行）協議未妥，不能實現。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蒙雲南省主席龍公倡導於上，並命軍需局長段公筱峯主持其間，上游沿用安家橋等村舊渠，將渠身擴大，渠岸增高（四行）；下游自水門橋起，沿續舊渠水尾，新開渠道，渠尾達南狗街。全長六十華里，以接舊渠餘水引灌下游農田。後因同一溝渠常感上溢下涸，灌溉不周，民國二（五行）十八年（1939年），復由龍公渠水利協會呈請中央農田水利貸款委員會，貸款六百萬元，即由水利協會主持其事。自水門橋以上至攔河大壩止，另闢龍口，新築溝（六行）壩，佔用田地先補價而後興工。又蒙前建設廳長張公西林、中央水利專員朱公華舫親臨踏勘，勞心規劃，自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興工，三十二年（1943年）竣事。溝壩完善（七行），水量充分，萬五百畝旱地盡變良田。水規草案經試辦三年，灌溉圓滿，有利無弊，農貸款亦還清。前經第十四次全渠會員代表大會决議，須將水規草案（八行）略加修正，呈請上峯備案，並准刻石立碑，以垂永久等語紀録在卷。為此，根據議案，繕具水規草案修正表，備文呈請（九行）

鈞廳衡核備案，並祈准予刻石立碑，以垂永久而昭信守。謹呈（十行）

雲南省建設廳長楊 附呈水規草案修正表暨會議紀録各一份，呈宜良縣政府文與此相同，故不重録（十一行）

宜良縣龍公渠管理處、水利協會正副處、會長董鉅 陳禄 傅瀛

雲南建設廳指令字第九十五號民國三十四年（注：碑文缺月份）廿二日 令宜良龍公渠管理處、水利協會正副處、會長董鉅陳禄 傅瀛（十二行）

會呈一件：為訂立水規，經試辦圓滿，請準備案刻石立碑，抄呈水規修正表暨第十四次會議紀録，請鑒核示遵由（十三行）。呈及附件均悉。查所呈水規表厘訂尚屬周詳，且經試辦三載，灌溉圓滿，應准予備案并刻石立碑，以資遵守。其執行辦法，應飭查遵前頒各渠灌溉管（十四行）理暫行章程之規定，發動人民組織水老、斗夫、渠保等，以便協助管理。至所呈第十四次會議紀録，核查亦無不合，並准備案，仰即遵照。此令廳長楊文清（十五行）

宜良縣政府指令 建龍水字第三八二號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六月九日龍公渠水利協會正副會長董鉅 陳禄 傅瀛（十六行）

一件：為呈報水規草案，請查核備案，並祈准予刻石立碑，以資遵守由（十七行）

呈悉。查此項水規草案，既經試辦三年，水量有盈無缺，應准刻石立碑，以資遵守，仰即遵照。此令 附表存 縣長 邱名棟（十八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五日 尋陽 秦開基書

龙公渠管理处、水利协会水规草案会呈件碑                            （存陈所渡）

（三）龙公渠管理处、水利协会水规草案会呈件碑（存狗街村）

该碑通高2.08米，宽0.82米，白石质，立于狗街镇文化站大门口南侧。该碑碑文与立于陈所渡村原东河水工队之内的龙公渠管理处、水利协会水规草案会呈件碑完全一致，此不重录。

龙公渠管理处、水利协会水规草案会呈件碑（存狗街村）

龙公渠管理处、水利协会水规草案会呈件碑（存狗街村）拓片

　　东河的兴修，从明嘉靖间（1522-1566年）动议到民国三十二年（1943）渠成，时间跨400余年之久。加之后世续修，至今得以利赖，其意义早已超越一项单纯的水利工程。它凝结着世代宜良人驯服江河、改造自然的坚韧意志力，见证着宜良人民对抗战的无私奉献。这渠中流淌的，不仅是润泽万物的江河水，更是宜良人民开拓进取的精神血脉。

图文：赵东明

2025年7月29日

参考书目：

1、《宜良县志》（1998年版）

2、《宜良县志（1978-2008）》（2015年版）

3、《宜良县水利志》（1995年版）

4、《宜良碑刻（增补版）》（2016年版）

5、郑畅、王春曦《宜良县龙公渠开浚始末》（载于宜良县政协文史资料第二十辑《宜良农事》）

6、张维林《宜良水利建设述略》（载于宜良县政协文史资料第二十辑《宜良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