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灭的大学梦

平湖秋阳

　　1973年，我参加了文革中唯一的一次高考。

这是我下乡当知青的第四个年头。

1970年4月，我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到南溪公社卫星大队第六生产队落户，成为一名下乡知识青年。第六生产队与三、四、五、七生产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这五个生产队的社员在大跃进期间及以前都还是南溪场镇的居民，他们有的是手工业工人、有的是商店职工、有的纯是家庭妇女。大跃进结束后，公社决定在相邻的大龙、白龙两个大队划出一部分土地，组成蔬菜大队，种植蔬菜，抗灾度荒，因为各种原因，这些人便到了蔬菜大队。以后，蔬菜大队不再种植蔬菜而改种粮食和棉花，这些人和他们的部分家属也由非农业人口转变成农业人口。因此，这五个生产队虽是农村却座落在城镇，社员虽为农民却都是半路出家。包括我在内的家居南溪场镇的知识青年到这几个队落户，实际仍然住在家中，只是由非农业人口变成了农业人口，由在各单位做零工或在家无所事事变成了集中在土地上干农活。

当时仍在“文革”期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盛行。我家庭成分是贫民，本人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学生，15岁不到就加入了共青团，小学和初中先后担任过班长、团支部书记，加之文章和字都写得比较好，下乡后，深得公社领导的信任，当上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公社团委委员。在下乡的3年多时间里，我的时间基本是对半开，一半时间在生产队劳动，一半时间被公社抽去写稿子、刻钢板、印材料以及搞如“一打三反”“一批双清”“批林批孔”“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政治运动，甚至被派到其他大队驻队。

尽管深得领导的信任，但终生当农民的思想却始终没有在头脑中生根发芽，跳出“农门”的愿望也从来没有熄灭。那个时候，跳出“农门”的途径很少，基本就是招工、当兵、入学几条路。我眼睛近视，当兵是不行的，我也没有当兵的愿望。招工呢，一是点招，二是接班，这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指标都是戴帽的，其他人无法染指。虽然也有推荐一说，但名额很少，还要有后台。最可行也是我最渴求的是入学。可是那时的入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推荐；而那时的推荐，也不是看你的学习成绩、道德品质、政治表现如何，而是看你父母和远亲近戚中有没有当官的领导，绝大多数入学的指标都是有权有势者的子女和亲属包揽。我的一个成绩很差、各种考试成绩常在二、三十分上下徘徊的初中同学就是因为他的一个姨父是区武装部长而早早的上了大学。于是，托人情、找关系、转弯抹角认亲戚成为很多家庭和知识青年的不二选择。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小商店的经理，人老实，权又小，母亲个性刚强，宁折不弯，从不屈膝求人，而我于此道也一窍不通，虽然成绩好，表现好，却眼睁睁看着一些各方面条件都不如我的青年跳出“农门”，吃上“皇粮”。

1971年夏天的一天晚上，我和一些朋友在一起聊天，一个初中的同学对我说，“xx，这次你要走了吧。”我问，“到哪里去？”她说，“县师范学校要招生，我们大队有一个名额，不是你是谁？”然而事情非她所料，上县师范的是我们的另一位谁也没有想到的初中同学，他的叔父是某供销社主任，我在各方面都比他强，仅此一点我不如他。

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一次次的希望和失望，机会终于来了。1973年秋季招生开始了。这一次招生名额较多，有大学和省、地、县属中专。南溪公社在区公所所在地，知识青年多，而且领导干部子女和亲属也多，是全区的重点公社，分了两个大学、五个中专推荐名额。特别使人高兴的是，这次招生是在邓小平被打倒后第一次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背景下开展的，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这次招生实行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各省分别出题，对各县推荐人员进行文化考试，择优录取。各公社也都采取了知识青年（含下乡知青和返乡知青）自己报名、公社出题统一考试，根据考试成绩确定推荐人选的办法。消息传出，广大知青及其家长欢呼雀跃，积极报名参考。几天时间，南溪公社报名的达一百多人。

我报名后，对全公社报名的知青进行了审视。以我平常的了解，列出了五个比较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两个68高的知青，他们毕竟比我多读了两年书：两个正在教农中的知青，他们现在都在教中学；还有一个是我同队的女知青，她聪明、漂亮、能歌善舞，成绩也好，我们小学同班、中学同校，两个家庭关系也不错，彼此十分了解。读小学时，一次一个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全班同学只有她答对了，于是名声大噪。在中学期间，学校校长兼任她们班的班主任，对她视若子女，百般呵护。因此，她本人也自视甚高。

五月，公社进行考试，考语文和数学两科。语文是作文，数学都是初中内容，其中有两道应用题。考试分四个教室，每科一百分钟，上下午各考一科。数学考试下来，我和同队的女同学对题，我们有一道应用题结果不一样，我问她：“这道题有两种解法，结果都应一样，你都解过没有？”她回答：“解过，但结果不同。”听她这样一说，我知道她错了。

六、七天后，考试结果公布。我语文得了“A”，数学一百分。还有两个考生成绩与我差不多。我那位女同学语文“A”，数学只得了七十多分。百分之八十左右的知青包括那两位教农中的知青数学都不及格。又过了十来天，公社公布推荐决定，我和一位68高的知青考大学，另外五名知青考中专。

对于公社的推荐决定我是喜忧参半。一方面，上大学是我孜孜追求的梦，我渴望登上大学的殿堂，学习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本领。另一方面，考大学的竞争十分激烈，在全区下乡落户和农村返乡的知青中，不仅有本县还有大量重庆来云插队的67、68届高中生，这些知青中不乏学习成绩优异者。我一个初中尚未读完的初67届知青，与他们同台竞争风险确实很大。但是我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我也愿意试一试，挑战一下自己，人生能有几回搏，失败再来。我相信，以后只要是实行考试，我就一定能实现我的梦。因此当母亲责备我，说我不应该去考大学的时候，我答应她：“我不想上县师范。”

既然自己断了退路，就只能拼命向前。好在离县里组织的考试还有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便是我查漏补缺的好时机。白天依然到工地参加“农业学大寨”，晚上便如饥似渴的学习功课。其时，邻居家中长期无人，拜托我家给他们看护房屋，他家便成了我学习功课的好地方。每天吃完晚饭后，我便躲进邻居家，就着昏黄的电灯，复习旧有的知识，自学尚未学完的初中课程。好在我的自学能力比较强，在初中读书时我们几个同学的自学进度就常常超过老师的教学，自学起来也不十分困难。一个多月拼下来，自觉初中知识已经掌握了。

炎炎七月，全县大中专考试拉开大幕。考试在云中举行，大学考试和中专考试分两个考区进行。大学考两天，考政治、语文、数学三科，每科一百分钟。语文依然是作文，数学试题依然限定在初中范围。拿到数学考卷，心中窃喜，对我而言，只考初中数学，那些67、68高的考生就失去了优势。我认真地做题，仔仔细细地检查，直到考试时间临结束才交卷。考试完成，政治、语文不知能得多少分，但数学题自以为全部都做正确了，大概也应是一百分吧。

二十来天后，有在县城工作的熟人告诉我，我的政治、语文都得了80多分，数学得了99分，总分在全区12个公社推荐参加高考的20余名考生中名列第四。我不知道我的数学在哪个地方出了一点小差错，但我仍然十分高兴，因为这是我在以高中生为主的考生的竞争中取得的成绩，我的成绩比我们公社推荐的另一个68高考生的成绩也要好。以我这样的成绩上大学录取分数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招生录取开始了。招生录取由县、区主管招生的领导和招生学校组成的招生领导小组负责。虽然我的考试成绩好，体检也过了关，但那个年代，很多的东西都被扭曲，能不能录取还很不好说。此时，幸好我的一个在边远公社工作的远房姑姑抽到县某部门从事一项临时性工作，因为抽调到县工作，说话的力度似乎比原来大了一点，于是便天天找有关领导，要求将我录取到大学。由于我的考试成绩好，加之姑姑的软磨硬泡，有消息透露，我已进入大学录取名单。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高高兴兴做着大学梦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辽宁考生张××在考试的时候，因答不出考题，便在考卷背面写了一封信，说是身为生产队队长，不忍放下工作复习功课，乃至无法完成试题。信中指责成绩优秀的考生是“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大学迷”。信被《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先后转登载，“四人帮”并借机发难，攻击这次考试，否定按分数择优录取的方案。一些大学再也不敢录取高分考生，大量的原拟录取的高分考生被刷下来，我也不幸在被刷之列。后来知道，我们公社另外一名女考生进了大学，她本来考的是中专，却被跳格录取，她的哥哥是一个区的供销社主任。

就在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县招生办对我进行重新录取的时候，又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同队的那名聪明漂亮、被推荐参加中专考试的女同学因为考试的紧张和等待通知的焦灼，在一天下午劳动回家的路上不慎将上唇摔伤，由于表面伤势轻微，当时不当回事，只在公社诊所做了简单处理，谁知第三天，却突然出现高烧并昏迷，当晚送县人民医院抢救，不治身亡。一个青春焕发的女孩正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勇拼搏，且希望的太阳已经升起在高山之巅的时候离去了，一朵刚刚开放的鲜花尚未完全将满身的芬芳和艳丽挥洒在人间的时候凋谢了。她的离去在南溪场镇震动很大，很多人为她送行，大家都赞叹她的才华，更感叹她的不幸。在为她送行的行列中，我想起了她说过的一句话，“年华不虚度，何须到白头。”当时只认为仅仅是发发感慨而已，想不到竟一语成籤。

10月，我们的通知终于来了，我被录取到县师范。从此，我踏上了人生的另外一条道路。

（图片选自网络，致谢各位原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