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品读之56，孟子·公孙丑章句上：4则

元梦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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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是孟子对儒家“内圣之学”的最生动诠释。它既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境界，又是一种实践性的生命状态；既是个人修养的终极目标，又是社会责任的道德根基。

——题记

【原文】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 ‘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 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 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 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 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注释】

公孙丑:孟子的学生，齐国人。当路:当权，当政。管仲:姬姓，管氏， 名夷吾，字仲，谥敬，颖上(今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周穆王的后代，春秋时期齐国国相，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晏子. 名婴，字仲，夷维(今山东省高密市)人，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是管仲之后齐国又一个贤明国相。辅佐了三代齐国君主，维护着齐国的大国地位。许:兴盛，复兴。曾西:字子照，鲁国的著名人物，以经术著称。 是孔子学生曾参的孙子。朱熹注“曾西，曾子之孙。” 吾子:对友人的亲密尊称，相当于“吾兄”“老兄”之类。蹵(cù)然:不安的样子。先子:指已逝世的长辈。这里指曾西的父亲曾参。 艴(fú)然:恼怒的样子。 曾:副词，意然，居然。 为:同“谓”，认为。由:同“犹”，好像。 百年而后崩:相传周文王活了97岁。百年是泛指寿命很长。周公:名姬旦，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辅助武王伐纣，统一天下。周武王去世后，又辅助周成王平定叛乱，稳固了周王室的基业，封地是鲁国，是鲁国君主的始祖。 汤:商汤，也作“成汤”，商朝的开国君主。武工:商朝第二十三任君主，“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武丁在位时间约定为公元前1250年一公元前1192年。在位期间励精图治，任用贤才，使商朝得到中兴。 微子:名启， 商纣王的庶兄。微仲:微子之弟，名衍。王子比干:商纣王的叔父，因屡次向纣王进谏被剖胸观心。箕子:商纣王的叔父，比干被杀，箕子佯狂，被纣王囚禁。 武王灭商纣后，才被释放。胶鬲(gé):商纣王之臣，贤能之土，后来武王伐纣时， 作为内应帮助武王打败商纣。相与:共同。鎡(zī)基:农具，相当于今天的锄头之类。速:快。置邮:置和邮都是名词，相当于后代的驿站。

【译文】

公孙丑问道:“您如果在齐国当相，管仲、晏婴的功业，能够再度兴起来吗？”

孟子说:“你真是个齐国人，只知道管仲、晏子罢了。曾有人问曾西:‘你和子路比谁贤德？’曾西听了现出一副恭敬不安的样子，说: “[子路]是先父敬畏的人。[我怎么敢和他比？]’那人又问:“既然这样，你和管仲比谁贤德？’曾西听了现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说:‘你怎么竟拿我和管仲比？管仲得到齐桓公的信赖是那样的专一，行使国家的政权是那样的长久，而功绩却那样的卑小。你怎么竟拿我和这样的人比呢？"”[停了一会儿，]孟子又说:“管仲是曾西都不愿意和他相比的人，你说我愿意和他相比吗？”

公孙丑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天下，晏子辅佐景公使他名显诸侯，管仲、晏子难道不值得学习吗？”

孟子说:“以齐国统一天下，易如反掌。”

公孙丑说:“照您这么说，弟子就更加糊涂了。像文王那样高的德行，而且活了一百来岁，还没能使天下和谐安定；武王、周公继承了他的事业，然后才大行王道，[统一天下]。现在您把统一天下说得那么容易，那么文王也不值得效法了吗？”

孟子说:“文王怎么能比得上呢？由商汤王到武丁，贤圣之君出现六七位，天下百姓归服殷朝已经很久了，时间一久，就难以改变。武丁使诸侯来朝，治理好天下，就好像在手心里转动东西那样容易。纣王上距武丁并不很久，殷朝的勋旧世家，善良风俗，先民遗风，仁惠政教还有些保留着；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他们都是贤德的人，共同辅佐纣王，所以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亡了国。当时，没有一尺土地不是纣王所有，没有一个百姓不是纣王的子民。这样，文王还能从纵横百里的小国起身创业，所以是很困难的。齐国有句俗话: ‘虽然智慧重要，但不如抓住时机更重要；虽然锄头重要，但不如等待农时更重要。’现在的时机，[要推行王政统一天下]就容易办到了；在夏后、殷、周的鼎盛时期，土地也没有超过纵横一千里，而齐国已有纵横一千里的土地了；[人口密集]鸡鸣狗叫的声音，从都城直到边境， 处处都听得到，齐国也有够多的百姓了。国土不必再开拓，百姓不必再增加，只要实行仁政，想统一天下，谁也阻止不了。而且，统一天下的贤君不出现的时间，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长久过；老百姓被暴政所折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这么厉害过。饥饿的人不挑吃的，干渴的人不挑喝的。孔子说过:‘德政的流行，比驿站传递政令还要快。’现在这个时候，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实行仁政，老百姓的喜悦心情就像一个倒挂着的人被解救下来一样。所以，比古人省一半力气，而成效必定超过古人一倍，只有趁这个时机才行。”

《孟子·公孙丑上》中这段公孙丑与孟子的对话，是儒家王道思想与霸道逻辑的深刻交锋，展现了孟子对仁政的坚定信念与政治智慧。以下从四个维度进行品读：

一、论点剖析：王道与霸道的本质分野

1.管仲之功的局限性

孟子以曾西对管仲的轻视为切入点，揭示霸道的本质缺陷。管仲虽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但其功绩停留在"霸术"层面——依赖武力威慑与权谋运作，未触及民心归附的根本。正如朱熹所言："管仲之器小哉"（《论语集注》），其霸业缺乏道德根基，终难长久。

2.文王之业的典范性

孟子将周文王作为王道的终极典范。文王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劣势下，以"仁政"感化诸侯，最终"三分归一统"。这种"不恃兵甲而恃民心"的治理模式，体现了儒家"以德服人"的政治哲学。孟子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与《尚书》"民惟邦本"的思想一脉相承。

二、论证艺术：时空逻辑与类比修辞

1.历史时势的辩证分析

孟子提出"古难今易"的著名论断，通过对比商汤至武丁六世贤君积累的统治基础与纣王末年的民怨沸腾，揭示历史演进中"势"的转变规律。这种将具体历史事件抽象为普遍规律的思维方式，展现了儒家"以史为鉴"的治学特色。

2.空间格局的宏大叙事

"齐人有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的引用，将地理空间（千里之国）与时间节点（民怨沸腾的当下）结合，构建出"天时地利人和"的三维论证框架。这种时空交织的论述方式，使抽象哲理具象可感。

三、政治哲学：仁政的实践路径

1.民心向背的核心地位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比喻，揭示民生疾苦与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关联。孟子将"解民倒悬"视为仁政的起点，主张通过"制民之产"（保障基本生存）、"谨庠序之教"（道德教化）实现社会安定，这种民生本位的治理观对后世影响深远。

2.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

"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的论断，既批判法家单纯依赖暴力的统治方式，又强调道德感化的政治功能。孟子主张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离娄上》），在此得到呼应，体现儒家"德主刑辅"的治理智慧。

四、现代启示：权力合法性的终极追问

1.统治合法性的道德维度

孟子揭示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规律，在当代仍具现实意义。现代政府的公信力建立在民生保障、程序正义与道德引领之上，任何忽视民意的"霸权式治理"终将失去根基。

2.历史周期律的东方智慧

"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的警示，暗合现代政治学中的"历史周期律"理论。孟子主张的通过道德重建打破权力更迭宿命的观点，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超越时空的解决方案。

结语

这段对话不仅是战国时期儒法思想交锋的实录，更是中国政治哲学的元典性文本。孟子通过历史比较与逻辑推演，确立了"仁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终极标准，其"民本""德治""顺势而为"等思想，至今仍为现代文明提供着东方智慧的滋养。在权力话语与道德价值日益分离的当代社会，重读孟子，恰似在历史长河中打捞起一面照鉴现实的明镜。

【原文】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 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 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注释】

加:担任。 孟贲(bēn):齐国人(一说是卫国人)，春期时期著名的大力士。告子:名不详，有说受教于墨子。又有说是孟子的学生。北宫黝: 人名，名黝，生平不详。桡(náo):或本作挠，退却的意思。褐宽博: 此处代指卑贱之人。孟施舍；人名，生平考据不详。子夏:姓卜，名商， 子夏是他的字。孔子的学生。约:简要。子襄:曾子的弟子。夫子: 此指孔子。缩:直，正义。

【译文】

公孙丑问孟子道:“老师您如果做了齐国的卿相，能够实现自己的主张，以后成就霸业以至统一天下，就毫不足奇了。这样一来，您是不是[有所恐惧疑惑而]动心(心志浮动不安)呢？”

孟子说:“不！我从四十岁以后，就不再动心了。” 公孙丑说:“这么看来，老师比孟贲强多了。” 孟子说:“这个不难，告子的不动心比我还早呢。” 公孙丑说:“不动心有方法吗？”

孟子说:“有。北宫黝是这样培养勇气:肌肤被刺都不颤动，眼睛被戳都不眨一眨、他认为有一点点受挫于人，就像在稠人广众之中挨了鞭打一样。既不能忍受卑贱人的侮辱，也不能忍受大国君主的侮辱， 把刺杀大国的君主看成和刺杀卑践的人一样、不怕诸侯，挨了骂一定反击。孟施舍是这样培养勇气:他说:‘我[不怕战败，]把本不能战胜的对手，也看成能战胜的对手。如果先估量对方的力量然后再前进，先考虑胜败再和对方交手，这种人在三军面前一定胆怯。我孟施舍哪能一定打胜仗呢？我是能够做到无所畏惧罢了。孟施舍的养勇像曾子，北宫黝的养勇像子夏。这两个人的勇气，我不知道谁强，但相比之下，孟施舍更切要近理。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喜欢勇敢吗？我曾经听我的老师孔子讲什么是大勇:反躬自问，正义不在我这里，即使对方是地位卑贱的人，我也不去恐吓他[让他怕我]；反躬自问，正义在我这里即使对方有千万人，我也迎上前去。孟施舍的养勇只是守住无畏之气， 相比之下，不如曾子的切要近理，简单易行。”

《孟子·公孙丑上》中“不动心”的讨论，是孟子心性论与修养论的经典展开。公孙丑以“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发问，将“不动心”置于具体政治情境中考察；孟子则通过历史人物的对比、修养方法的辨析，层层递进地揭示“不动心”的本质——以道德自觉为根基的精神定力。以下从三个维度展开品读：

一、概念拆解：“不动心”的三层境界

公孙丑的提问隐含一个前提：面对“霸王”之业的重任，常人难免因压力或诱惑而动摇；但孟子以“否！我四十不动心”断然否定，将“不动心”提升为一种超越情境的精神境界。孟子的论述通过三组对比，将“不动心”分解为三个层次：

1. 北宫黝：血气之刚的“外勇”

北宫黝的“养勇”以“不肤桡，不目逃”为特征——肌肤被刺不退缩，眼睛被戳不躲避；更以“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的激烈姿态，维护尊严；甚至“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这种“勇”是血气驱动的外在防御，依赖生理本能与情绪对抗，本质是“守形”而非“守心”。孟子以“北宫黝似子夏”类比，因子夏重“礼”重“仪”，其勇尚停留在外在规范的维护层面。

2. 孟施舍：量力而行的“守气”

孟施舍的“养勇”更进一层：“视不胜犹胜也”“能无惧而已矣”。他不强求胜负，而是专注于“不畏惧”的状态，所谓“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这种“勇”是对内在情绪的克制，通过“不预设结果”的心态保持镇定，属于“守气”——对精神意志的主动掌控。孟子认为其“守约”（方法简约）优于北宫黝的“外勇”，但仍非最高境界。

3. 曾子：反求诸己的“大勇”

曾子引述孔子之言：“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里的“缩”通“直”，指符合道义。曾子的“大勇”以“自反”（自我反省）为前提：若行为不合道义，即使面对普通人也心怀敬畏；若合乎道义，即便面对千万人阻挠也勇往直前。这种“勇”超越了血气与情绪，根植于对道德原则的绝对坚守，是“守约”之上的“守道”，故孟子称其“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二、思想内核：道德自觉的精神定力

孟子的“不动心”绝非麻木或冷漠，而是以道德自觉为根基的精神定力。其核心逻辑可概括为：

·“不动心”的动力源是“义”：曾子的“自反而缩”强调“义”的内在约束，只有行为符合道义，才能真正做到“虽千万人吾往”；若违背道义，“虽褐宽博”亦需敬畏。这种“义”的自觉，使“不动心”摆脱了盲目性，成为理性选择。

·“不动心”的实践指向是“行道”：公孙丑的问题始于“得行道焉”的政治情境，孟子的回答则将“不动心”与“行道”紧密关联——唯有具备这种精神定力，才能在推行仁政时抵御压力、坚守原则。正如赵岐注：“不动心者，不为事变所摇，不为利害所动。”

·“不动心”的终极目标是“成德”：从北宫黝到曾子，孟子的论述始终围绕“养勇”展开，而“勇”的最高境界是“德勇”。这种“德勇”不仅是个人修养，更是推行王道的主体条件——只有具备“大勇”的人，才能承担“平治天下”的重任（《孟子·梁惠王上》）。

三、文化启示：儒家“内圣外王”的修养路径

这段对话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典型体现。“不动心”作为“内圣”的核心环节，为“外王”（推行仁政）提供了精神保障。其启示可从三方面理解：

1. 修养重于天赋

孟子否定“生而知之”的神秘主义，强调“不动心”是后天修养的结果。北宫黝的“勇”、孟施舍的“守气”皆可通过训练获得，而曾子的“大勇”更需长期反求诸己的道德实践。这与孔子“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的思想一脉相承，凸显儒家“修身为本”的实践智慧。

2. 道德高于功利

面对“霸王”之业的诱惑，孟子强调“不动心”的关键不在权势，而在“义”的坚守。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塑造了中国士大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品格，成为抵御功利主义侵蚀的文化屏障。

3. 个体与时代的联结

孟子身处战国乱世，诸侯争霸、礼崩乐坏，“不动心”的提出既是对个体精神危机的回应（如何在动荡中保持人格独立），也是对时代命题的解答（如何培养推行王道的主体）。这种将个体修养与社会责任结合的思考，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不动心”的精神定力依然是抵御浮躁、坚守信念的重要资源。

结语

“不动心”的讨论，是孟子对儒家“内圣之学”的精妙阐释。从北宫黝的血气之刚，到孟施舍的守气不惧，再到曾子的反求诸己，孟子的论述层层递进，最终将“不动心”升华为一种以道德自觉为核心的生命境界。这种境界不仅是个体修养的极致，更是“外王”事业的精神根基。在今天，重读这段对话，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孟子思想的深刻性，更能从中汲取应对现实挑战的精神力量——真正的“不动心”，从来不是消极的固守，而是源于道义的主动担当。

【原文】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 而反动其心。”

【注释】

暴:乱。蹶(jué):跌倒。

【译文】

公孙丑说:“我大胆地问一句:老师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有何不同，]能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告子曾讲过:‘假如不能在言语上得到胜利，就不要求助于思想；假若不能在思想上得到胜利，就不要求助于意气。’[我认为]不能在思想上得到胜利，就不要求助于意气，可以。不能在言语上得到胜利，就不去求助于思想，不可以。因为意志是意气感情的统帅， 意气感情充贯人体，意志到哪里，意气感情也就在那里表现出来。所以我说:‘坚定自己的意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感情。”

公孙丑又问:“您既然说‘意志到哪里，意气感情也就在那里表现出来’，但是您又说‘坚定自己的意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感情’， 这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意志专一，就会触动意气感情；意气感情凝聚起来， 也会触动意志。[志本气末，本大气也不小。]譬如跌倒和奔跑，这是在意志指使下气的一种活动；而这些活动，也要反过来造成心的浮动。”

《孟子·公孙丑上》中“不动心”的讨论，在孟子与告子的思想交锋中推向高潮。公孙丑追问孟子“不动心”与告子的异同，孟子借机展开对“志气之辨”的深刻阐释，既批判告子思想的局限性，又系统阐明儒家“养浩然之气”的修养路径。这段对话不仅是战国时期心性论的重要交锋，更是儒家“内圣之学”的经典展开。以下从三个维度展开品读：

一、思想交锋：告子“不动心”的逻辑困境

告子的“不动心”以“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为核心命题，其逻辑可拆解为两步：

1.向外求索的终止：“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若外部言语（如他人评价、现实境遇）未达预期，便不再向内心追问原因。这是一种“截断众流”的消极态度，将“不动心”简化为对外部刺激的麻木或回避。

2.内外界限的割裂：“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若内心未达某种状态（如“不动心”），便不强求“气”（情感、意气）的表现。这一命题隐含“心”与“气”的二元对立，将“心”视为静态的道德主体，“气”视为被动的生理反应，二者缺乏动态关联。

孟子的质疑“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何也？”直指告子思想的内在矛盾：

·若“志至焉，气次焉”（意志是主导，意气是次要），则“志”与“气”应是主从统一的关系，而非割裂；

·若“持其志，无暴其气”（既要坚守意志，又要避免意气失控），则“志”与“气”需协同修养，而非单向“勿求”。

告子的“不动心”本质是一种被动的情绪抑制，试图通过切断内外联系来维持心理稳定，却忽视了“心”与“气”的内在关联及道德实践的动态性。

二、孟子“不动心”的核心：志气合一的道德主体性

孟子虽未直接否定“志至焉，气次焉”的表述，却通过重构“志”与“气”的关系，赋予其儒家特有的道德内涵，将“不动心”升华为基于道德自觉的精神定力。其思想可从三方面解析：

1. “志”：道德意志的本体性

孟子所谓“志”，非一般意义上的“意愿”，而是“义理之当然”（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即对道德原则（仁义礼智）的自觉认同与坚守。这种“志”是内在的、先天的道德本体，具有“至”的特性——它是行为的终极依据，而非对外部标准的被动服从。正如孟子所言“夫志，气之帅也”，“志”作为“统帅”，决定了“气”（情感、意气）的方向与性质。

2. “气”：道德情感的实践性

“气”在孟子思想中并非单纯的生理之气，而是“体之充也”（充满身体的生命能量），更指向“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一种由道德实践积累的、刚健有为的精神力量。“气”虽“次”于“志”，却非消极的附属品，而是“志”的外显与落实。告子“勿求于气”的消极态度，恰恰否定了“气”作为道德实践载体的价值。

3. “持志养气”：动态统一的修养论

孟子提出“持其志，无暴其气”，强调“志”与“气”需协同修养：

·“持其志”是根本，即通过对道德原则的自觉坚守（如“自反而缩”），确保“志”的纯粹性；

·“无暴其气”是补充，即避免因过度放纵情感（如愤怒、恐惧）而破坏“志”的主导地位。

这种“志气合一”的修养路径，既避免了告子“割裂内外”的消极，又超越了单纯“守气不惧”的局限，将“不动心”建立在道德主体性的坚实基础上。

三、文化启示：儒家“内圣”的实践智慧

孟子与告子的“不动心”之争，本质是两种生命境界的较量：告子的“不动心”是“外铄”的、被动的，依赖对外部评价的规避；孟子的“不动心”是“内生的”、主动的，根植于道德自觉的实践。这一思想对儒家“内圣之学”及后世人格修养影响深远，其启示可从三方面理解：

1. 超越“他律”，回归“自律”

告子的“不动心”以“不得于言”为前提，本质是向外寻求“不动心”的条件（如他人认可、环境顺遂）；孟子的“不动心”则以“自反”（自我反省）为核心，强调“义理之当然”的内在约束。这种“自律”而非“他律”的修养路径，塑造了中国士大夫“不随波逐流”的精神品格，如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守，正是孟子“不动心”的实践注脚。

2. 消解“主客对立”，实现“知行合一”

告子将“心”与“气”、“志”与“行”割裂为内外两截，导致“不动心”沦为抽象的心理状态；孟子则通过“志气之辨”，将“不动心”融入具体的道德实践（如推行仁政）。这种“知行合一”的思维方式，避免了道德修养的空泛化，使“不动心”成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行动力量。

3. 确立“道德主体”的终极价值

孟子的“不动心”以“义”为依归，将个体的精神定力与天下大道的承担紧密结合。正如他在《尽心上》所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不动心”不仅是个人的修养境界，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主体条件。这种将个体价值与社会使命统一的思考，奠定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根基。

结语

孟子与告子的“不动心”之争，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次深刻的“心性之辨”。告子的“不动心”如浮萍，随外部境遇摇摆；孟子的“不动心”如乔木，深植于道德本体的沃土。通过重构“志”与“气”的关系，孟子将“不动心”升华为一种以道德自觉为核心的精神定力，既回应了战国乱世中个体精神的安顿问题，也为后世确立了“内圣外王”的修养范式。重读这段对话，我们不仅能体会孟子思想的精微，更能从中汲取应对现代生活挑战的智慧——真正的“不动心”，从来不是麻木的妥协，而是源于道义的坚定；真正的“修养”，从来不是封闭的自守，而是与天地万物同频的生命实践。

【原文】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 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注释】

浩然:盛大而流动的样子。慊(qiè)满意，满足。正:止。“而勿正”即: “而勿止”。闵:担心，忧愁。揠:拨。芒芒然:疲倦的样子。其人: 指他家里的人。 病:疲倦，劳累，耘:除草。

【译文】

公孙丑又问:“我大胆地问一问，和告子相比老师您长于哪一方面？"

孟子说:"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问:“请问什么是浩然之气？”

孟子说:“这就难以说得明白了。浩然之气的特点是:至大至刚， 用正道去培养它，一点不加伤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无处不在。浩然之气，必须与正义、真理配合，没有正义与真理，它就空虚无力了。浩然之气是由正义的积累所产生的，不是突然的一次正义行为所能取得的。自己的行为有愧于心，那气就空虚无力了。所以我说，告子不曾了解义，因为他把义看成心外之物。一定要[通过道德实践]去培养它，而不要停止。 心里要时时记着它，但也不能[违背规律]帮助它生长。不要像一个宋国人那样。宋国有一个担心禾苗长不起来而往高拔的人，累得筋疲力尽才回家。他对家人说:‘今天我累坏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他儿子赶忙跑到地里一看，禾苗都枯萎了。天下之大，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是很少的。 以为培养没有好处而放弃不干的人，就是种庄稼不去除草的人；帮助禾苗生长的人，就是把苗往高拔的人——这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害了它。”

《孟子·公孙丑上》中“浩然之气”的论述，是儒家心性论与修养论的巅峰之笔。孟子以“知言”“养气”自道所长，将抽象的道德境界转化为可感知、可实践的生命体验，既回应了战国乱世中个体精神的安顿问题，也为后世确立了“内圣外王”的修养范式。这段对话以“浩然之气”为核心，通过定义、溯源、辨误三个层次，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主体性理论。以下从三个维度展开品读：

一、概念界定：浩然之气的本质与特性

孟子对“浩然之气”的回答以“难言也”开篇，看似玄奥，实则通过三组关键词揭示其本质：

1. “至大至刚”：超越性的精神力量

“至大”指其覆盖范围的无远弗届——“塞于天地之间”；“至刚”指其不可动摇的刚健特质。这种“气”不同于血气（生理本能）或客气（外部刺激引发的情绪），而是“体之充也”（《公孙丑上》）的生命能量，是道德主体性的外在显现。正如朱熹所言：“浩然之气，只是气之盛大流行，塞乎天地之间。”它既是道德境界的外化，也是精神力量的具象化。

2. “配义与道”：道德属性的本质规定

“配”字是关键——浩然之气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义”（道德原则）“道”（宇宙法则）同频共振。它“由集义所生”（通过持续践行道义积累而成），而非“义袭而取”（偶然的道德行为强行获取）。这一界定将浩然之气与功利性的“取义”区分开来，强调其“自然生成”的道德属性。若行为违背道义（“行有不慊于心”），则气“馁”（萎缩），进一步印证其“以义为基”的本质。

3. “直养无害”：内在修养的根本原则

“以直养而无害”是培养浩然之气的总纲。“直”指“正”（符合道义），“养”指“涵泳”（浸润培育），“无害”指避免外在干扰或内在扭曲。这种“养”不是刻意追求，而是“必有事焉”（在日常实践中自然积累）的过程，与告子“外之”（将义视为外在规范）的错误形成鲜明对比。

二、思想辨析：对告子与宋人的双重批判

孟子的论述并未止步于定义，而是通过批判两种错误倾向，深化对“浩然之气”的理解：

1. 告子：“外之”义的道德虚无

孟子指出“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外之”指将“义”视为外在的、异己的规范，而非内在的道德自觉。告子的“不动心”以“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为前提，本质是将“心”与“义”割裂，试图通过压抑情感或回避问题来维持“不动”。这种“外之”的态度，使“义”沦为工具性的手段，而非主体生命的组成部分，最终导致“气”的枯竭（“馁”）。

2. 宋人：“助长”义的急功近利

孟子以“揠苗助长”的寓言，批判另一种错误倾向——急于求成的“助长”。“必有事焉而勿正”（持续实践而不刻意期待结果）“心勿忘，勿助长”（保持关注但不强行干预），是培养浩然之气的正确方法。宋人因“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本质是用外在强制手段干预自然生长规律，结果适得其反（“苗则槁矣”）。这一寓言隐喻了道德修养中常见的误区：将“集义”（积累道义）等同于“义袭”（突击式行义），用功利性的“结果导向”取代“过程自觉”。

两种批判共同指向一个核心：浩然之气是“内在道德主体性”的自然呈现，既非对外在规范的被动服从（告子），亦非对结果的刻意强求（宋人），而是“集义所生”的生命状态。

三、文化启示：儒家“内圣”的实践智慧

“浩然之气”的论述，不仅是孟子个人的精神写照，更是儒家“内圣之学”的经典范式，其现代意义可从三方面理解：

1. 超越“工具理性”，回归“价值理性”

在功利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浩然之气”提醒我们：真正的精神力量源于对道义的坚守，而非对外部评价的迎合。正如孟子所言“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若行为违背良知，即便获得世俗成功，精神世界也会“枯槁”。这种“价值理性”的回归，为现代人抵御物质主义侵蚀提供了精神屏障。

2. 消解“焦虑心态”，培育“从容境界”

“必有事焉而勿正”的修养方法，暗合现代心理学中的“成长型思维”：道德修养不是“完成任务”，而是“终身实践”；不必因一时得失而焦虑，只需保持“勿忘”的专注与“勿助长”的耐心。这与《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的思想一脉相承，为现代人应对“内卷”“焦虑”提供了东方智慧的解药。

3. 重构“主体价值”，确立“大丈夫”人格

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标准，其根基正是“浩然之气”。这种人格既非麻木的“乡愿”，亦非偏执的“狂狷”，而是“集义所生”的刚健中正之德。从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从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到当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浩然之气”始终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核心支撑。

结语

“浩然之气”是孟子对儒家“内圣之学”的最生动诠释。它既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境界，又是一种实践性的生命状态；既是个人修养的终极目标，又是社会责任的道德根基。通过批判告子的“外之”与宋人的“助长”，孟子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真正的精神力量，源于对道义的真诚坚守；真正的生命境界，成于对过程的从容接纳。在价值多元的今天，重读这段对话，我们不仅能触摸到孟子思想的温度，更能从中汲取滋养心灵的力量——所谓“浩然”，从来不是虚无的口号，而是“集义所生”的生命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