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里的光，是爹娘的模样

sarah

1958年的江苏乡下，风里都带着土腥味。听母亲回忆，那年她十七岁，站在泰州张营村的土埂上，十二岁的妹妹，我的小姨，看着十七岁的姐姐踩着露水往村外走——那是姐姐要去浙江找活路的清晨，田埂上的野草没过脚踝，沾湿了姐姐打补丁的裤脚。

母亲常讲起那些年的饿。1949年刚解放时，江苏农村的日子还没缓过来，地里的收成不够填肚子，她和妹妹就挎着柳条筐漫山遍野找吃的。春天挖荠菜、马齿苋，夏天捞河蚌敲碎了煮清汤，秋天跟在收番薯的人后面捡漏，连带着泥土的块根都要擦干净啃下去。1951年母亲十岁那年，母亲的父亲，我的外公，咳着咳着就没了；1956年母亲十五岁，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也走了，姐妹俩守着两间漏风的土坯房，锅里常常是能照见人影的稀粥。

1959年的秋天，母亲终于熬不住了。邻居家的大姐说浙江长兴那边工分高，能吃饱饭，姐姐咬着牙跟去了。母亲说，走的那天，她把家里最后半块玉米面饼子塞给妹妹，说"等我站稳了就来接你"。那时妹妹——我的小姨才十二岁，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夜里听着老鼠在梁上跑，抱着姐姐留下的旧棉袄才能睡着。

18岁的母亲，就这样，跟着邻居一位大姐，从江苏泰州张营村出来，来到浙江长兴洪桥赵家浜，经人撮合，找到了同样苦出身的我的父亲——陈柳清，那时父亲日子也苦，父母早亡，跟着哥嫂过活，自己住在哥哥家旁边搭的毛坯房里，四面墙是黄泥糊的，顶上盖着毛竹片，下雨时要摆三个脸盆接水。就这样，俩个苦命人，简单组合了家庭，搭伙过日子，生活虽不富裕，但也算安逸了。

往后的日子，父亲母亲日夜劳作，每天天不亮就去田里干农活，天不黑不回家，为的是多挣点工分。平日里，勤俭节约，省吃俭用，日子也算过得很充实很幸福。等到我大姐出生时，家里条件明显好起来了，干活也不那么晚回家了，有时晚饭后，父亲会一边抱着孩子，一边笑脸相迎，跟邻居拉家常。母亲则在家，把小家收拾得井井有条，这是后话！

这边父母在努力经营着小家庭，江苏那边，我母亲的亲妹妹，我的小姨，还在那儿，过着三餐无着落的苦日子。

两年后的冬天，母亲交代好家里的大小事，决定回江苏张营村接回妹妹。据小姨后来回忆，那天傍晚，她正坐在灶台边等着锅里的野菜汤烧开，忽然听见院门口有熟悉的脚步声——姐姐裹着一身寒气闯进来，棉袄上还沾着浙江的霜。姐妹俩抱着哭了好久，小姨说，那是她这辈子哭得最凶的一次，像把前半生的委屈都倒了出来。母亲带去的半个馒头，小姨至今记得味道。在浙江能吃上白面馒头，是她们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接妹妹去浙江的路，走得比想象中难。姐姐想把家里那张祖辈传下来的木床卖掉当盘缠，找队长理论去年的工分，却被婶婶拦在门口骂。母亲说，那天姐姐红着眼冲进婶婶家，硬是把那张榫卯结构的木床从堂屋里拖了出来，床腿和床架连接处都散了，木刺扎进姐姐的手心，血珠滴在冻硬的泥地上。买床的大叔给了23块钱，攥在姐姐手心里，像攥着救命的稻草。

去汽车站的路上下了小雨，姐妹俩穿着破布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跑。赶到车站时，每天唯一一班去浙江的汽车刚开走15分钟。母亲说，她看着妹妹被雨水打湿的单薄后背，忽然就蹲在地上哭了。妹妹那时才九岁，头发枯黄，脖子上还长着冻疮。姐姐搂着她说："不怕，明天咱天不亮就走，姐一定带你去浙江吃饱饭。"

1961年的春天，母亲带着小姨，终于踩着浙江的田埂走进了那个泥墙屋——那就是母亲和父亲的新家。父亲在门口支起了柴火灶，锅里炖着萝卜干，飘出的香味让母亲愣住了，那是她第一次闻到正经饭菜的香。
"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姐俩一口，以后咱有地种有工分挣，饿不着了。”
父亲咧着嘴，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床，笑着说。

后来的日子，就像江南的春水，慢慢涨起来了。父亲母亲还是每天天不亮就去生产队挣工分，母亲说，1963年大姐出生那年，队里分了三十斤稻谷，父亲抱着稻谷在泥地上开心地打了好几个滚。1978年分田到户后，他们更拼了，母亲跟着村里的老人家养起了蚕桑，父亲承包了鱼池塘。原来的泥墙屋慢慢换成了砖瓦房，再后来，又盖起了两层小楼。

去年秋天，我陪母亲回了趟张营村。当年的土坯房早没了，变成了整齐的稻田。母亲站在田埂上，指着远处一片竹林说："从前就在那挖野菜，挖得连草根都不剩。"风穿过竹林，沙沙的响，像极了她当年抱着妹妹哭时轻轻拍她后背的声音。

如今母亲八十四岁了，坐在别墅的院子里晒太阳时，总爱摸着廊下的竹椅说："你爸当年搭的毛竹顶，漏雨漏得厉害，可那时觉得，有个遮头的地方，就比啥都强。"阳光落在她的白发上，我忽然看清，那些岁月刻下的皱纹里，藏着的不是苦，是两个人手挽手走过风雨的暖。

　　原来最好的日子，从不是锦衣玉食，是两个苦命人凑在一起，用双手把日子焐热，把苦日子过出了甜。就像父亲母亲，他们没读过多少书，却教会了我们：日子再难，只要肯拼，总能种出属于自己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