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上）

李严

国家文物局在2002年、2012年和2013年共计发布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目录包含文物共计195件(组)，他们不只是“中国的国宝”，而且都是加了“第一”、“唯一”、“最”等前缀的瑰宝。禁出文物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属于国家一级文物；二绝世孤品；三极易损坏；四无法修复。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我们打破发布顺序，以博物馆为单位，由拥有数量递减的顺序来梳理这195件（组）文物，这样更方便大家前往观看。整理完发现排在前十的博物馆就拥有“禁出文物”122件，占据了大半！

01.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

中国国家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24件，总数排名第2，但是是可以见到“禁出文物”真品最多的博物馆。“禁出文物”大多数陈列在地下一层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这也是国内最完整的针对古代中国的基本陈列，当然国博得感谢各个博物馆对于这个陈列的支持。
（公布目录中23件，但山东省博物馆的大汶口文化象牙梳也调拨到国博）

第一件：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

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作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
《鹳鱼石斧图》不仅是原始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绘画史上从纹饰向物象绘画转变的重要标志。它展示了早期人类社会的艺术表达和审美观念，对研究史前文化、艺术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件：红山文化玉龙（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玉龙，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玉龙整体呈“C”字形，蜷曲的身体首尾相连，象征着无限循环。头部特征明显，长吻修目，鼻部前突，有双排鼻孔，类似猪首，而身体则融合了蛇的特征，背部有飞扬的鬃毛，整体形态既具象又抽象，富有神秘感。

第三件：陶鹰鼎（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

陶鹰鼎，作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的杰出陶器，是一件集艺术与实用性于一体的国宝级文物。
这件国宝最初被发现时，由农民殷思义误认为是普通陶器，甚至一度用作鸡食盆。直到1958年，考古队的到来才让这件艺术品重见天日，进入专业机构的保护和研究之中。

第四件：象牙梳（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
<目录中在山东省博物馆，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象牙梳出自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大约距今6500年至4500年之间。它是在1959年于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的，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远古梳子之一。
象牙梳在大墓中的发现，表明墓主人生前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可能属于当时的贵族或首领。同时，这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于个人卫生和美的追求，以及象牙等贵重材料的使用，体现了社会的富裕程度和手工艺的发展。

第五件：彩陶网纹船形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网纹船形壶，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它体现了仰韶文化时期制陶工艺的精湛技艺和独特的审美观念。
最引人注目的是腹壁两侧以赭黑色彩绘的长方形网纹，网纹清晰，线条流畅，象征着渔猎生活中的渔网，反映了仰韶文化时期人们的生活内容和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此外，网纹两侧可能还有鱼鳍状的三角形纹饰，进一步增强了与水、渔猎相关的主题。

第六件：彩陶人面鱼纹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
该盆被用作儿童瓮棺的棺盖，体现了仰韶文化中特殊的葬仪习俗，可能含有保护逝去孩童灵魂的寓意。
盆内壁绘有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图案，人面为圆形，额头、眼睛、鼻子和嘴部线条简洁而富有表现力，口旁各有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重合，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神秘联系。人面头顶有三角形或尖状物，可能代表发髻或某种宗教符号，双耳旁各绘一鱼，形成人鱼合体的奇特形象。

第七件：彩陶舞蹈纹盆（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舞蹈纹盆，是一件珍贵的史前文物，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属于马家窑文化晚期，约公元前3300年至2000年之间。
学者们对舞蹈纹的解读多种多样，有的认为是狩猎舞、图腾舞，有的则认为是祈福或庆祝仪式的舞蹈，这些不同的解读丰富了我们对新石器时代社会生活的理解。

第八件：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展现了马家窑文化的艺术成就，还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信仰和文化特征。
最引人注目的是壶身的彩陶贴塑人纹，这是一尊裸体浮雕人像，头位于壶颈，五官清晰，身体和四肢分布在壶腹，双手置于腹前，乳头和生殖器以黑彩点绘，形象生动。人像背后颈部绘有长发和一只大蛙，两腿外侧也饰有蛙纹，这些元素融合了浮雕与绘画技艺，展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平。

第九件：子龙鼎（商代）

商子龙鼎是商代末期的青铜重器，以其独特的铭文和历史价值而著称。
作为第一件出现“龙”字铭文的青铜器，子龙鼎对于研究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文字发展以及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展示了商代晚期的工艺水平，也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宗教信仰和命名习俗的线索。

第十件：四羊方尊（商代）

商四羊方尊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属于商朝晚期的青铜礼器，主要用于祭祀。
尊体装饰丰富，颈部和肩部布满蕉叶纹、夔纹和兽面纹，羊身上则有鳞纹和凤纹，圈足上饰以夔纹，整体线条流畅，展示了商代青铜器的装饰艺术高峰。

第十一件：后（司）母戊鼎（商代）

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杰作，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礼器之一。
作为商代青铜文化的代表，后母戊鼎不仅是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研究商代社会结构、宗教信仰、艺术风格和文字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它见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

第十二件：天亡簋（西周）

西周天亡簋，又名大丰簋或朕簋，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青铜器。
天亡簋的铭文极为珍贵，记载了周武王伐纣灭商后举行的重大祭祀活动，表达了对先祖文王的崇敬和对上帝的祭祀，以及天亡（可能即太公望姜子牙）在这一仪式中的角色。铭文的释读有不同版本，但都围绕武王的祭祀行为和天亡的贡献展开，反映了周初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秩序。
西周天亡簋和利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的两件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其铭文记述了武王伐纣及其在嵩山祭天等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天亡簋肃朴庄重，周身饰以旋龙纹，内底有铭文八行七十七字，大篆。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物，同时是西周青铜器断代的标准器。

第十三件：虢季子白盘（西周）

作为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与毛公鼎、散氏盘齐名，虢季子白盘不仅是青铜器艺术的瑰宝，也是研究古代中国社会、军事、文字和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
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详细记载了西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虢季子白受命出征猃狁（匈奴的先祖），在洛水北岸取得大捷，斩首五百，俘虏五十的战功。周宣王为此举行盛大的庆功仪式，并赐予虢季子白各种荣誉和物品，包括马匹、弓箭、斧钺等，以表彰其英勇。虢季子白因此制作此盘以纪念此事。

第十四件：利簋（西周）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是西周早期的一件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利簋的铭文为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关键证据，通过与天文历法的结合，学者推断出牧野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极大地推进了对商周时期历史的精确理解。它不仅证实了古代文献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也展示了青铜器作为历史档案的功能。

第十五件：大盂鼎（西周）

大盂鼎，全称“廿三祀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
鼎内壁铸有291字的长篇铭文，这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铭文详细记载了周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诫和赏赐，强调了周朝建立在戒酒、勤政、祭祀的基础上，反映了西周初期的政治制度、赏赐制度和宗教观念。铭文还提及殷商因酗酒亡国的教训，以及盂受命辅佐朝政，管理军国大事，并获得大量赏赐，包括土地、奴隶和礼器等。

第十六件：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战国）

战国时期的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是一件极为精美的文物，它不仅展现了古代工艺的高超技艺，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和审美。
在战国时期，带钩不仅是实用的服饰配件，用于连接腰带，固定衣物，而且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贵族和官员们通过佩戴精美的带钩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审美品味。这件带钩的奢华装饰，无疑属于当时的高端定制，反映了佩戴者非同寻常的身份。

第十七件：“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三国-吴）

吴“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三国时期文物，它不仅展示了当时瓷器制作的高超技艺，还为研究三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传统观点认为虎子为溺器，但铭文的存在和与食器一同出土的情况引发了对其实际用途的重新考量。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一种水器，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器物功能与象征意义的复杂理解。

第十八件：“滇王之印”金印（西汉）

西汉“滇王之印”金印，是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予古滇国国王的印章，它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证明古滇国存在的直接证据。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平定南越国后，滇王主动归顺，汉武帝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设立了益州郡，并赐予滇王金印，允许其继续统治，这标志着滇国正式纳入汉朝的版图。

第十九件：诅盟场面贮贝器（西汉）

在古滇国，海贝因其稀有被视为珍贵的货币，贮贝器因此成为贵族储存贝币的专用器物。这件铜贮贝器不仅体现了当时经济模式的特色，还反映了古滇国的青铜铸造技术。
这个雕刻127个人物的青铜器，记载了滇王祭祀的场面，是目前出土贮贝器中人物最多的一件。场景中央是一干栏式房屋，这个屋顶也是滇国独特的标志。

第二十件：青釉仰覆莲花尊（北齐）

北齐青釉仰覆莲花尊，是一件代表北朝瓷器艺术高峰的杰出作品，它不仅展现了当时制瓷技术的精湛，还深刻反映了佛教文化对北朝社会的深远影响。
莲花尊的流行与佛教的盛行密切相关，莲花作为佛教中的圣洁之花，象征着从污浊中出淤泥而不染，其在瓷器上的广泛应用，反映了佛教思想在当时社会的普及和影响。同时，这种器物多出土于贵族墓葬，说明它不仅是宗教仪式上的用品，也是彰显身份地位的奢侈品。

第二十一件：绿玻璃小瓶（隋代）

绿玻璃小瓶采用的是西方玻璃制作技术，包括可能的钠钙玻璃配方，这表明了隋朝时期中国已经掌握了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并能生产出高质量的玻璃器皿。尽管采用了外来技术，但其造型依然保留了中国传统器物的风格，体现了文化的融合。

第二十二件：绿玻璃盖罐（隋代）

这件绿玻璃盖罐出自中国隋朝时期，具体时间为公元6世纪末，于1957年在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中被发掘。李静训墓是隋朝贵族的墓葬，墓主人是乐平公主杨丽华的外孙女李静训，其去世时年仅九岁。
李静训墓中出土的绿玻璃盖罐等玻璃器物，证明了中国在隋代已能独立制造西方风格的玻璃器，这不仅是技术上的进步，也是文化交流的见证。

第二十三件：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唐代）

唐代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是唐代陶瓷艺术的杰出代表，展现了盛唐时期的文化繁荣和丝绸之路的交流盛况。
三彩俑的每个细节都富有表现力，从驼背上的表演者到骆驼本身的动态，都体现了艺术家对生活观察的细腻和艺术夸张的巧妙结合。它不仅是唐代雕塑艺术的瑰宝，也是研究唐代音乐、舞蹈、服饰、社会生活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

第二十四件：九龙九凤凤冠（明代）

九龙九凤凤冠，是明孝端皇后的代表性头饰，属于中国明代皇家的珍贵文物，展现了当时极致的工艺水平和皇家的尊贵地位。
明代凤冠根据等级不同，龙凤数量各异。孝靖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虽然龙凤数量更多，但九龙九凤凤冠更符合皇后正牌的规格，体现了皇后身份的正宗与尊贵。

02.故宫博物院（北京）

故宫博物院拥有“禁出文物”40件，是拥有“禁出文物”最多的博物馆。其中有28件是极其珍贵的书画，但书画不做固定陈列，展一次休三年，所以难得一见。好在故宫博物院的陶瓷馆维护后又开放了，填补了一些文博爱好者的遗憾。

第二十五件：陆机《平复帖》卷（西晋）

《平复帖》是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陆机创作的一件书法作品，被誉为“中华第一帖”和“法帖之祖”。
历经宋徽宗、梁清标、安岐、成亲王永瑆、恭亲王奕䜣、溥儒等人的鉴藏，最终由张伯驹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启功先生赞誉其为“墨皇”，体现了其在书法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第二十七六件：王珣《伯远帖》卷（东晋）

《伯远帖》作为东晋琅琊王氏家族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它不仅展示了王珣的书法成就，也反映了当时文人的生活态度和情感世界。
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原帖周围增添了诸多文化元素，如乾隆的题头“江左风华”、董其昌的题跋、董邦达的山水画等，这些都丰富了《伯远帖》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历经千年，曾被乾隆皇帝收入“三希堂”珍藏，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并称为“三希”，后经历多次历史变迁，最终回归故宫。

第二十七件：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卷（唐代）

《兰亭序》原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在公元353年三月初三的修禊活动中所作，记录了那次聚会的愉悦情景和对人生无常的感慨，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冯承素的摹本，相传冯承素使用了“双勾填墨”的技术，即先以细线勾勒出字的轮廓，再填以墨色，以求最大程度地接近原作，力求保持原作的神韵和笔法。
作为《兰亭序》众多摹本中最为著名的一版，冯承素摹本对于研究王羲之的书法风格、唐代书法的传承以及书法史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第二十八件：国诠书《善见律》卷（唐代）

国诠的书法以典型的唐代“经生体”著称，这种字体结构严谨，笔画既挺拔又腴润，使转灵活，展现了高超的书法技艺和虔诚的抄经心态。
卷末有“赵模监”、“阎立本总监”字样，表明此卷为当时宫廷所督造，可能受皇帝之命制作，具有极高的皇家艺术价值。
卷后有赵孟頫、冯子振、赵岩、邢侗、董其昌等大家的题跋，这些题跋不仅增加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反映了历代文人对它的高度评价。

第二十九件：杜牧《张好好诗》卷（唐代）

《张好好诗》卷是唐代诗人杜牧唯一传世的墨迹，由宋徽宗赵佶题名，见于《宣和书谱》卷九，并钤有宋徽宗诸玺印，保存着当时内府装潢式样。后曾递藏于宋代贾似道、明代项元汴、张孝思、清代梁清标等人，乾隆年间入藏内府。
诗作讲述了杜牧与歌妓张好好的相遇及其命运的感慨，表达了对张好好才艺与不幸遭遇的同情。通过此诗卷，可以窥见唐代文人间的交往、当时歌妓文化的侧面，以及杜牧个人的情感世界。

第三十件：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唐代）

中国古人赋诗押韵的准则。
王仁煦，唐代音韵学家，他在陆法言的《切韵》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创作了《刊谬补缺切韵》。此书不仅纠正了《切韵》中的错误，还增补了新的内容，包括对字义的注释和对俗体字的辨析。
现存最著名的版本是唐吴彩鸾所书的写本，该版本经过明宋濂跋，后被收入故宫博物院。此写本采用了独特的“龙鳞装”形式，是一种从卷轴装向书册装转变的过渡形式，体现了古代书籍装帧的艺术成就。

第三十一件：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卷（五代）

杨凝式在书法史上被誉为“承唐启宋”的关键人物，他的书法作品对宋代书法风格的转变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尚意”书风的兴起。
杨守敬评其为“脱胎怀素，虽极纵横而不伤雅道”，表明其在狂放中保持了书法的雅致。米芾则将其与颜真卿的《争座位帖》相提并论，强调其线条质感与流转自然之势。

第三十二件：林逋（bu）《自书诗》卷（北宋）

林逋生活在北宋初期，其隐居西湖孤山，终身不仕不娶，以梅为伴，以鹤为友，这种生活方式和人格魅力，使得他的诗文和书法作品都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和时代印记。
《自书诗》卷不仅展现了林逋的书法成就，也成为了研究宋代文人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的重要资料。
此卷后有苏轼、乾隆等人的题跋，增加了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成为后世研究书法史和文学史的宝贵资料。

第三十三件：蔡襄《自书诗》卷（北宋）

蔡襄的书法以楷书为基础，行草相间，既有唐人法度严谨的遗风，又融入了宋代“尚意”的精神。《自书诗》卷中，笔法细腻，结构严谨，既有端庄厚重的一面，也有流畅自然的行草之美。
蔡襄作为“宋四家”之一，其书法在宋代书坛占有重要地位。《自书诗》卷不仅展示了他个人的艺术成就，也反映了宋代书法从唐代严谨向宋代个性化的转变。

第三十四件：文彦博《三帖卷》（北宋）

文彦博（1006年—1097年），北宋时期的政治家、书法家。
由《三帖卷》，分别是《护葬帖》、《定将帖》、《汴河帖》，涉及葬礼安排、官职任命和河工事务，反映了文彦博作为官员的日常公务。
文彦博的书法在《三帖卷》中展现了一种“无意求工”的自然之美，笔触既有力度又不失柔韧，字与字之间连贯而富有节奏，体现了宋代书法“尚意”风格的精髓。

第三十五件：黄庭坚《诸上座》卷（北宋）

《诸上座帖》展现了黄庭坚草书的成熟与独特，点画圆厚而遒劲，笔势纵横飞动，结体变化多端，既有“长枪大戟”的豪放，又不失细腻的笔触，体现了他“重规叠矩，出则奔轶绝尘”的书法理念。
文益禅师的语录通过黄庭坚的书法，传递了禅宗的智慧，使得艺术与哲学思想相融合，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第三十六件：米芾《苕溪诗》卷（米芾）

《苕溪诗》展现了米芾成熟的行书风格，笔法中锋直下，浓纤兼备，运笔自然流畅，既有颜真卿的浑厚，又融入了二王的灵动，形成了“沉着痛快”的独特风格。
该作品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多次损毁与修复，如民国时期被撕去部分字迹，后经故宫博物院重新装裱并依据照片补全损字，确保了这一珍贵文物的保存。

第三十七件：宋拓西岳华山庙碑册（华阴本）（宋代）

作为宋代拓本，它见证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是连接古代与现代的文化桥梁。通过这样的拓本，后人得以近距离感受千年前的文化气息和书法之美。
此拓本在明代由华阴的东肇商、东荫商兄弟及郭宗昌收藏，因此得名“华阴本”。它经历了数代人的珍藏，明清时期名人题跋众多，反映了其在文化界的地位。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是研究古代书法和汉代历史不可或缺的实物证据。

第三十八件：展子虔《游春图》卷（隋朝）

《游春图》卷是隋朝画家展子虔的杰作，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画卷，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游春图》卷上宋徽宗赵佶的题签，证明其历史地位。历经宋、元、明、清，曾被多位皇室成员和权臣收藏，包括贾似道、鲁国大长公主、严嵩等，后由张伯驹购得，并于1952年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第三十九件：韩滉《五牛图》卷（唐代）

《五牛图》卷是唐代著名画家韩滉的杰作，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也是现存最古老的纸本中国画之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五牛图》历经千年，多次被皇室和文人鉴赏题跋，其流传过程本身也是中国书画鉴藏史的一部分。
作为“镇国之宝”，《五牛图》不仅因其艺术价值被珍视，也因其象征着农业社会的基石和对农耕文化的尊重。

第四十件：周昉《挥扇仕女图》卷（唐代）

《挥扇仕女图》卷是唐代著名画家周昉的代表作，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情感描绘了唐代宫廷女性的生活情境。
《挥扇仕女图》不仅是一幅艺术作品，也是研究唐代宫廷生活、女性地位以及当时社会心理的重要资料。

第四十一件：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卷（五代-南唐）

《重屏会棋图》卷是五代南唐时期画家周文矩的杰作，以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而闻名。
画面描绘了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兄弟在室内对弈的情景，通过细腻的笔触和布局，展示了人物的神态各异，反映了宫廷中的闲适与兄弟间的和谐。
有学者认为，此图可能含有政治寓意，与宋太宗赵光义的继位合法性有关，通过描绘南唐的和谐场景，暗喻皇位传承的正当性。

第四十二件：胡瓌《卓歇图》卷（五代）

《卓歇图》卷是五代时期，据传由契丹族画家胡瓌所创作的一幅杰出的绘画作品，展现了契丹民族的生活场景，尤其是游牧民族在狩猎或征战后休息的情景。
《卓歇图》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成为了研究五代至辽金时期北方民族文化的珍贵窗口，展现了古代中国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第四十三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五代-南唐）

《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杰作，现存为宋代摹本，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幅画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心理描绘，展现了南唐官员韩熙载在家中设宴的场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物的复杂心态。

第四十四件：卫贤《高士图》轴（五代）

《高士图》不仅展示了卫贤的艺术成就，也反映了五代时期文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和对古代高士人格的崇敬。
作为传世作品，它在《宣和画谱》中有记载，证明了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且经过宋徽宗赵佶的题跋，更增添了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第四十五：黄筌《写生珍禽图》卷（五代）

黄筌与徐熙并称“黄徐”，他们的风格分别代表了五代至宋初花鸟画的两大流派，黄筌的“富贵”风格对后世宫廷绘画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宋代花鸟画的主流之一。
《写生珍禽图》作为黄筌的传世之作，不仅是中国古代花鸟画的典范，也是研究五代绘画艺术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第四十六件：王诜（shen)《渔村小雪图》卷（北宋）

《渔村小雪图》卷是北宋时期著名画家王诜的代表作，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远的意境，展现了冬日雪后渔村的宁静与幽美。
王诜的这种风格对后世山水画，尤其是对雪景的描绘，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学习和研究北宋山水画不可或缺的范例。

第四十七件：梁师闵《芦汀密雪图》卷（北宋）

《芦汀密雪图》卷是北宋画家梁师闵的传世孤品，以其精致的笔触和深邃的意境，展现了冬日江南雪景的静谧与美丽。
作为梁师闵的唯一传世作品，它不仅是个人艺术成就的象征，也是研究北宋时期山水与花鸟画结合风格的重要资料。

第四十八件：祁序《江山牧放图》卷（北宋）

《江山牧放图》卷，是北宋时期画家祁序的代表作，以其生动的田园风光和精湛的绘画技艺著称。
作为传世孤本，最终被故宫博物院收藏，成为研究宋代绘画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清代的金章宗完颜璟和清高宗弘历的题跋，为作品增添了额外的文化价值，反映了历代帝王对这幅画作的珍视。

第四十九件：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卷（北宋）

《摹韦偃牧放图》卷是北宋画家李公麟的杰作，这幅画作是对唐代韦偃《牧放图》的致敬与再创作，展现了古代鞍马画的卓越成就。
李公麟的白描技法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人物画和鞍马画领域的重要技法之一，被誉为“白描大师”。
画作上的题跋和历代印章，见证了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传承过程，是研究古代书画收藏史的宝贵资料。

第五十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北宋）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景象。
《清明上河图》不仅是一幅艺术作品，也是研究宋代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其对后世的影响深远，成为研究宋代城市生活和绘画技法的重要参考。
经历了数百年的传承，该画作的每一次展出都吸引了无数观众，其背后的故事和研究也不断丰富，成为学术界持续探讨的课题。

第五十一件：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北宋）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千里江山图》是北宋年轻画家王希孟的杰作，这幅画作不仅是中国古代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也是王希孟唯一传世的作品，展现了他惊人的艺术天赋。
据蔡京的跋文，王希孟在宋徽宗的亲自指导下完成此画，显示了其非凡的艺术才能和皇家的青睐。尽管生平资料稀缺，但《千里江山图》使他名垂千古。

第五十二件：马和之《后赤壁赋图》卷（南宋）

《后赤壁赋图》以苏轼的散文为灵感，通过山水、人物等元素，再现了苏轼与友人在赤壁夜游的情景，表达了文人面对自然的哲思与情感。
此卷曾被溥仪一九二五年带出宫外，后来与其他文物一起被送回故宫博物院，国宝失而复得。

第五十三件：赵伯骕《万松金阙图》卷（南宋）

《万松金阙图》卷是南宋著名画家赵伯骕的杰作，这幅画以其精妙的青绿山水技法和细腻的构图，展现了南宋时期山水画的高超艺术成就。
该作品标志着宋代山水画风的转变，从北方的雄浑转向江南的细腻，反映了南宋时期审美趣味的变化。

第五十四件：宋人摹阎立本《步辇图》卷（宋代）

画面展现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使者的场景，吐蕃王松赞干布派使者禄东赞求婚，图中唐太宗坐在步辇上，周围围绕着宫女和官员，生动展现了这一历史事件。
全画以细劲的线条塑造人物形象，线条纯熟，富有变化和表现力；设色浓重、鲜艳，是一幅出色的工笔重彩人物画作品。图中的李世民、禄东赞等人应当带有肖像画特征。

第五十五件：新郑出土莲鹤铜方壶（春秋）
（收藏：一件在故宫博物院，另一件收藏于河南博物院。）

莲鹤铜方壶，是春秋中期的青铜艺术杰作，不仅体现了高超的铸造技艺，还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文化与审美观念的变革。
郭沫若曾称赞道“此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踌满志，睥视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庄重肃穆的风格，充满了清新活力。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艺术风格。”并将其誉为“东方最美的青铜器”。

第五十六件：石鼓（战国，1组10只）

战国石鼓，作为中国历史上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一组共十只的花岗岩石刻，每只石鼓上都镌刻着大篆文字，因其形似鼓而得名。
石鼓上刻有大篆文字，共计约七百多字，每鼓刻有一首四言诗，共十首，因此也称为《猎碣》。这些诗文主要描述了秦王的狩猎、游猎、治国等场景，如“汧沔鼓”描绘千河美景，“车工鼓”记录狩猎情景，展现了当时的生活和自然风光。

第五十七件：“永安三年”款青釉堆塑谷仓罐（三国-吴）

制作于三国时期的吴国，具体年份为永安三年（公元260年），这是吴主孙休在位时的年号。
作为明器（冥器），它被用于随葬，反映了古代中国厚葬文化，旨在让逝者在来世继续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谷仓罐象征着粮食的丰饶，体现了对死后世界的美好愿景。
罐肩部塑有一龟驮碑，刻有“永安三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的字样，表达了对长寿、繁荣和家族延续的祝愿。

第五十八件：青釉凤首龙柄壶（唐代）

六朝至唐代，我国与西亚各国文化交流频繁，波斯的一种鸟首壶传到我国，影响所及，在唐代的青瓷、白瓷及三彩釉陶中出现了凤首壶，其中以这件青釉凤首龙柄壶最为精美。
此壶既吸取了波斯萨珊王朝（226-642年）金银器造型的特点，又融入了我国传统的龙凤装饰艺术，集塑贴、模印、刻花、划花等装饰技法于一体，体现了唐代制瓷工匠的高超技艺。

第五十九件：鲁山窑黑釉蓝斑腰鼓（唐代）

腰鼓长58.9厘米，鼓面直径22.2厘米，其设计灵感源自西域传入的木腔乐器腰鼓，具有典型的唐代器物风格，广口、纤腰，整体线条流畅，展现出唐代器物的丰满与大气。
如此大型且保存完好的唐代鲁山窑腰鼓，是极为珍贵的，它不仅是唐代陶瓷艺术的代表，也是研究唐代社会文化、审美趣味和陶瓷技术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

第六十件：汝窑淡天青釉弦纹三足樽（北宋）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专为宫廷烧制，烧造时间短暂，传世作品极为稀少，使得每一件汝窑瓷器都成为国之瑰宝。
目前，全球仅知的宋代汝窑天青釉弦纹樽有两件，一件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另一件则在英国伦敦的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其珍稀程度不言而喻。

第六十一件：官窑粉青釉弦纹瓶（北宋）

北宋官窑设立于北宋晚期，专为皇室烧造，体现了皇家的审美趣味和对瓷器工艺的极致要求。其制作工艺严格，产量不多，因此每一件作品都极为珍贵。
宋官窑弦纹瓶不仅是实用的容器，更是宋代文化、艺术和工艺技术的综合体现，它承载了宋代追求极简美学和自然之美的哲学思想。

第六十二件：钧窑月白釉出戟尊（北宋）

钧窑的烧造技艺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高峰，尤其是对釉色的控制，追求不可预知的窑变效果，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月白釉出戟尊的釉面往往厚重而富有层次，釉质乳浊，表面气泡明显，给人以温润如玉的视觉和触觉感受。
传世钧窑陈设用瓷器中，以各式花盆和花盆托最为多见，出戟尊则较少。目前全世界所见仅约10件左右，除此件以外，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钧窑月白釉出戟尊、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钧窑丁香紫釉出戟尊等。

第六十三件：登封窑珍珠地划花双虎豹纹瓶（北宋）

登封窑作为北宋时期的重要窑口之一，其珍珠地划花技艺是其标志性装饰，对后世陶瓷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件虎豹纹瓶不仅是登封窑的代表作，也是研究宋代陶瓷艺术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

第六十四件：灵鹫纹锦袍（北宋）

这件锦袍出土于1953年新疆阿拉尔墓地，袍身尺寸为身长138厘米，两袖通长194厘米，袖口宽15厘米，下摆宽81厘米。
作为中国出土最完整的织锦袍服之一，它不仅是研究宋代中外文化交流和丝织技术的重要实物，也见证了中西贸易往来的历史。其独特的设计和精湛的织造技艺，对研究宋代服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03.湖南博物院（长沙）

湖南博物院拥有“禁出文物”11件，近一半出自《马王堆汉墓》。《马王堆汉墓基本陈列》也是湖南博物院的最重要的陈列，所以湖南博物院的11件“禁出文物”通常可以见到真品。

第六十五件：大禾方鼎（商代）

商大禾方鼎，又称为人面纹方鼎，是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杰作，目前中国唯一一件以人面纹为装饰的青铜鼎，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
这件国宝级文物的发现过程充满戏剧性。最初，它被一位农民误认为废铁而砸碎并卖出，碎片几经周折被湖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并拼接修复。经过专业修复，缺失的一条腿也在两年后被找回并成功接合，使得这件艺术品得以完整保存至今。

第六十六件：人物御龙帛画（战国）

《人物御龙帛画》是战国时期的一件珍贵艺术品，约创作于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之间。这幅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是丧葬仪式中使用的“魂幡”，体现了楚文化的独特丧葬习俗和对死后世界的想象。

第六十七件：人物龙凤帛画（战国）

《人物龙凤帛画》又称为《龙凤仕女图》，是中国战国中晚期的杰出艺术作品，约在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间创作。
作为最早的独立意义的完整绘画作品，它对后世的绘画艺术，尤其是人物画和神话主题的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十八件：马王堆一号墓木棺椁（西汉）

马王堆一号墓的木棺椁是西汉早期的一套复杂而精美的葬具，1972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中被发掘，是研究汉代丧葬文化和木工技艺的重要实物资料。这套棺椁系统体现了古代中国对死后世界的重视和对尸体保存技术的高超掌握。
棺椁之间以及整个墓室的密封性极佳，使用了木炭和白膏泥填充四周，有效隔绝了氧气和微生物，创造了恒温、恒湿、缺氧的环境，这是辛追夫人尸体千年不腐的关键。

第六十九件：直裾素纱襌衣（西汉）

直裾素纱襌衣，是西汉时期的一件纺织艺术巅峰之作，1972年在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一号墓中被发掘，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这件文物不仅是中国古代丝织技术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上最轻、最薄的古代服装之一，展现了汉代高超的纺织和染织工艺。

第七十件：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西汉）

马王堆一号墓的T型帛画，是西汉初期的一件杰出的艺术作品。这幅帛画全长约205厘米，上宽92厘米，下宽47.7厘米，整体呈'T'形，是用三块单层棕色细绢拼接而成，顶部裹有竹竿，便于悬挂，是汉代丧葬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引导死者灵魂升天。
马王堆一号墓的T型帛画是研究汉代社会思想、宗教信仰、艺术风格和丧葬习俗的重要资料。它展示了早期人物画的成熟，对后世的重彩画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是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物。

第七十一件：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西汉）

西汉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是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献，属于中国早期儒家经典之一《周易》的早期版本。这本帛书的发现对于研究《周易》的历史演变、古代文字和书法、以及汉代思想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七十二件：黑漆朱绘六博具（西汉）

西汉黑漆朱绘六博具是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一套珍贵文物，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这套六博具不仅体现了西汉时期高超的漆器工艺，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娱乐生活和文化习俗。
六博是一种古老的棋类游戏，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战国至秦汉时期非常流行。它的出土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古代游戏规则的理解，也揭示了古代贵族生活的娱乐方式。

第七十三件：西汉识文彩绘盝（lu）顶长方形漆奁（lian）（西汉）

西汉识文彩绘盝顶长方形漆奁，是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这件漆奁高21厘米，长48.5厘米，宽25.5厘米，其独特的设计和精湛的工艺体现了西汉时期漆器艺术的高峰。
漆奁内部曾放置有漆纚纱冠，这表明它不仅是一件日常用品，也可能与墓主人生前的服饰或仪式用途有关，反映了汉代贵族的精致生活和丧葬习俗。

第七十四件： 神兽纹玉樽（西晋）

西晋神兽纹玉樽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出土于1991年湖南安乡黄山头林场南禅湾的西晋刘弘墓。这件玉樽不仅代表了东汉至西晋时期玉雕艺术的巅峰，而且因其精美奢华，被誉为“玉樽王”。
神兽纹玉樽的装饰极为繁复，器身被三道凹弦纹分割成上下两部分，上部纹饰包括两只螭龙、两只长喙独角龙、西王母与仙人等，下部则描绘了持仙芝的羽人、独角兽、螭龙等，共有10只神兽和3位仙人形象，加上3只熊足和2个铺首，总计18个主题纹饰。这些纹饰以流云为背景，通过浮雕和圆雕技艺展现，生动展现了汉代对神话世界的想象。

第七十五件：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人物纹壶（唐代）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人物纹壶，是一件代表唐代长沙窑独特风格的陶瓷艺术品，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窑的工匠们巧妙地结合了釉下彩绘与贴花技术，这种创新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褐彩的使用，为单一的青釉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层次，使得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展现了唐代陶瓷艺术的开放性和多样性。

04.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

陕西历史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10件，在《陕西古代文明》、《大唐遗宝》和《唐代壁画珍品馆》陈列展出，通常是可以见到真品的。

第七十六件：淳化大鼎（西周）

淳化大鼎，是西周早期的一件青铜重器，其重量达到226公斤，通高122厘米，口径83厘米，是西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青铜圆鼎。
淳化大鼎不仅在重量上排名中国古代大鼎前列，其独特的设计和精湛的工艺也使其成为中国青铜文化中的瑰宝。它不仅是研究西周早期周人分布和青铜器铸造工艺的重要资料，也是连接古代与现代，展现古代文明辉煌成就的实物见证。

第七十七件：“皇后之玺”玉玺（西汉）

“皇后之玺”是国内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帝后级别玺印实物，且是唯一一枚确认的汉代皇后玺印。
专家通过玉玺的材质、钮式、文字以及发现地点，推断其属于西汉时期，很可能是吕雉，即汉高祖刘邦的皇后所用。吕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性政治家，她在刘邦去世后掌握政权，执政长达16年，对汉朝初期的政治、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七十八件：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唐代）

这件银壶不仅是唐代金银器的杰出代表，更是唐代文化、艺术与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它见证了唐代与北方民族的文化融合，以及唐代宫廷文化的高度发展，是研究唐代社会、艺术和工艺技术的宝贵资料。
据史料记载，舞马是唐玄宗时期宫廷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千秋节”等重要庆典上，舞马会随着音乐起舞并衔杯祝寿，体现了盛唐文化的繁荣与皇帝的喜好。安史之乱后，这种文化活动逐渐消失，舞马的传说则通过文物得以流传。

第七十九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唐代）

镶金兽首玛瑙杯，是中国唐代的一件珍贵文物，被誉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玛瑙杯的设计融合了东西方艺术元素，兽首造型借鉴了西方“来通”（Rhyton）酒具的传统，常见于中亚和西亚，象征着权力和仪式。这种酒具通常用于宗教仪式或贵族宴饮，通过底部的孔洞注酒，象征向神灵致敬。在中国，这种设计显得格外独特，反映了唐代开放的文化态度和对异域文化的吸收。

第八十件：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唐代）

作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研究唐代社会生活、音乐舞蹈、陶瓷工艺以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它见证了唐朝与中亚乃至更远地区的密切联系，是唐代文化自信和开放精神的实物证明。

第八十一件--第八十三件：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1组），狩猎出行图（1组）阙楼图（1组）（唐代）

章怀太子墓壁画以其精湛的技艺、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研究唐代壁画艺术不可或缺的资料。它不仅展示了唐代绘画的高超技艺，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和审美情趣。壁画中的人物形象、服饰、建筑等细节，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唐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视觉资料。

第八十四件：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唐代）

《宫女图》以九位体态丰盈、仪态万千的宫女为主体，她们头梳各式高髻，身着华丽的服饰，肩披轻纱，长裙曳地，展现了唐代女性的时尚与华贵。
宫女们或手持方盒、酒杯、拂尘、如意、团扇、蜡烛等物，似乎正准备侍奉公主或参与宫廷活动。画面中的首位宫女，头戴高冠，披巾绕肩，双手交叉于胸前，神情庄重，似乎在引领其他宫女前行，体现了其较高的地位和职责。其他宫女则或低语、或回顾、或凝神，表情各异，动作自然，营造出一种轻松而又不失礼节的氛围。

第八十五件：五代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五代）

五代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是一件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瓷器，它代表了五代时期耀州窑瓷器制作的巅峰。
倒流壶的巧妙之处在于其独特的灌水方式，需将壶倒置，通过底部中心的梅花形注水孔注入液体，直至水从壶嘴溢出，然后正置即可正常使用，底部虽有孔却不会漏水。这种设计利用了物理学中的连通器原理，展示了古代工匠的智慧。

05.湖北省博物馆（武汉）

湖北省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9件，“禁出文物”5件来自于曾侯乙墓，鄂博在2024年12月会完成升级改造，这些“禁出文物”全部都可以见到真品的。

第八十六件：大玉戈（商代）

大玉戈，长94厘米，是目前出土玉戈中最长的，厚度仅0.5厘米，被誉为“玉戈之王”。这件大玉戈1974年出土于武汉市黄陂盘龙城遗址李家嘴三号墓，时代约为商代早期。
大玉戈应属礼仪用器，主要用于古代高级贵族的仪仗活动，象征着权力和地位。

第八十七件：越王勾践剑（春秋）

春秋越王勾践剑，被誉为“天下第一剑”，是春秋晚期的杰出青铜器，这把剑不仅是越国铸剑技术的象征，也是研究古代中国冶金技术和文化历史的重要文物。
曾多次出国展览，包括1973年在日本的展出，但1994年在新加坡的一次展览中因操作不当造成轻微损伤后，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第八十八件：曾侯乙编钟（战国）

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曾侯乙编钟，这一套编钟的伟大意义不仅局限于其青铜铸造技艺之精湛、历史文化意义之深远，还在于其可以改变世界音乐史的音乐造诣。
曾侯乙编钟曾三次奏响：
第一次是在1978年出土后不久，演奏了《东方红》等曲目，成为历史性时刻。
第二次是在1979年国庆期间，编钟原件在京展出并现场演奏。
第三次是为了1997年香港回归，使用原件采音录制谭盾的《1997：天·地·人》。

第八十九件：曾侯乙墓外棺（战国）

曾侯乙外棺的尺寸极为壮观，长3.2米，宽2.1米，高2.19米，重约7吨，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结构最复杂、体积最大且与金属工艺结合的大型漆器之一。
外棺的设计中融入了实用与象征意义，一侧下方开有门洞，这可能寓意着为墓主人的灵魂提供出入的通道，反映了古代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和信仰。

第九十件：曾侯乙青铜尊盘（战国）

曾侯乙青铜尊盘是战国早期的一件杰出青铜艺术品，这件文物不仅展示了当时青铜铸造技术的巅峰，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义，被誉为“青铜器之冠”。
这件艺术品的复杂性至今难以复制，尽管有尝试，但未得到专家的完全认可，这进一步证明了其工艺的非凡。

第九十一件：彩漆木雕小座屏（战国）

漆木雕小座屏是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杰出代表，这件艺术品以其精巧的工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现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
小座屏高度仅为15厘米，长51.8厘米，宽度3厘米（底座宽12厘米），小巧玲珑，却技艺非凡。

第九十二件：多节活环套链玉佩（战国）

战国多节活环套练玉佩，又称为十六节龙凤玉佩，是1978年在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中发掘的珍贵文物，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这件玉佩以其精巧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被誉为战国时期玉雕艺术的巅峰之作。
由五块新疆和田白玉料精心雕琢而成，通过13片镂空的玉片和24至26个圆环、半圆环及方扣巧妙连接，形成多节活环结构。其中，有4个银挺玉插入，可拆卸为5块不同长度的玉佩，折叠后成为一块玉团。

第九十三件：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战国）

战国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是中国古代漆器制作最高工艺代表作品，也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重要史料。
战国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是一件出自公元前433年左右的珍贵文物，发掘于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的曾侯乙墓，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这件漆器是战国时期漆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研究楚文化、音乐史和艺术史的重要实物证据。

第九十四件：云梦睡虎地秦简《语书》（秦代）

《语书》是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一份重要文献，出土于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的睡虎地秦墓，属于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8年）南郡守腾发布的一份行政文书。这份简牍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对于研究秦朝的法律、行政管理以及文字书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语书》作为秦代文书的典范，不仅展现了秦朝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严格的法律体系，也体现了秦朝在文书书写和行政管理上的规范化程度，是研究秦代历史不可或缺的文献之一。

06.上海博物馆（上海）

上海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8件，它排在很多古都博物馆的前面，是不是没有想到？是不是又“钞能力”？青铜器会做基础陈列，书画需要特展才能看得到。

第九十五件：大克鼎（西周）

大克鼎，“海内三宝”之一作为西周中晚期的青铜重器，不仅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研究古代中国青铜文化、书法艺术和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铭文分为两段，第一段歌颂先祖师华父的美德，并提及克因先祖的余荫被周恭王任命为膳夫，负责传达王命。第二段详细记录了周王册封克的仪式，包括赏赐礼服、土地和奴隶，这些内容反映了世官世禄制度和当时的社会结构。

第九十六件：晋侯苏钟（西周，一套16件）

上海博物馆14件和山西博物馆2件，偶尔特展形式两馆组合展出，上海博物馆的这14件是在海外购回的，不是调拨来的。
西周晋侯苏钟是一套珍贵的古代青铜乐器，它不仅展现了西周时期高超的铸造技术和音乐文化，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16枚钟皆有铭文，铭文记录了晋侯苏受周王之命征伐的功绩，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铭文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后刻上去的，这在西周时期较为罕见。

第九十七件：商鞅方升（战国）

战国时期的商鞅方升，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青铜器，它不仅是度量衡的标准器，也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实物证据。
方升上刻有两组铭文，一组记录了商鞅变法时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的度量标准，另一组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诏书，表明秦统一后仍沿用商鞅的度量衡制度。

第九十八件：楚简《孔子诗论》（战国）

战国楚简《孔子诗论》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献，它为研究先秦至汉代儒家诗学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
《孔子诗论》主要记录了孔子对《诗经》的评论和教学，揭示了孔子诗学思想的若干方面，如诗与情感、志向、言辞的关系。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救性购回一批战国时期的楚国竹简，其中《孔子诗论》是这批竹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九十九件：怀素《苦笋帖》卷（唐代）

《苦笋帖》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怀素的书法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历史价值而闻名。
《苦笋帖》仅14字，内容为：“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这简短的语句表达了作者对苦笋与茶的喜好，以及邀请友人共享的意愿。
《苦笋帖》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代表了怀素“狂草”之外的另一面—清逸与古雅，展现了其书法风格的多样性。

第一百件：孙位《高逸图》卷（唐代）

孙位的《高逸图》卷是中国唐代晚期的一幅杰出绘画作品，以其精湛的技艺和深远的文化意义而闻名。《高逸图》又名《七贤图》，描绘的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故事，展现了士大夫的高洁风度和个性特征。
宋徽宗赵佶题名为“孙位高逸图”，并有“宣和七玺”等印记，证明了其在宋代就已受到高度重视。

第一百零一件：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北宋）

王安石的《楞严经旨要》卷是一份珍贵的书法作品，不仅展现了其书法艺术的成就，也反映了他对佛教经典的深刻理解。
《楞严经》，佛教重要经典之一，由唐般刺密帝翻译，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
王安石的书法真迹传世极少，此卷与《过从帖》并列为公认的两幅真迹。

第一百零二件：曹全碑初拓本（“因”字不损本）（明代）

明曹全碑初拓本，特别是“因”字不损本，是一件极为珍贵的书法艺术和历史文献。
拓本源自东汉《曹全碑》，全称为《汉郃阳令曹全碑》，记录了汉代郃阳令曹全的事迹，是汉隶的典范之作。该拓本的流传和研究，促进了对汉代书法艺术的理解，尤其是对《曹全碑》风格的深入探讨，影响了明末清初乃至民国时期众多书法家的风格形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