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繁三日　沉醉千年（二十年前的游记）

布衣天工

　　元月十四日中午，几位朋友相聚把盏，酒酣之际，兄长刘君提议去江西一游，大家一致赞成。于是稍作休息，大家便驾车上路。一路狂奔，进入江西九江境内，天色已晚。

一、 迷雾之中过九江

　　九江城，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设九江郡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九江历史上曾先后有“柴桑”、“浔阳”、“江州”、“湓城”之称。此地自古为九省通衢之地，既是南北交通枢纽，又是四方物流集散地；这里还是多条河流汇集入江之处，东临鄱阳湖，西接八里湖，北濒长江，南傍庐山，所以广聚人文和天地之灵气。

　　也许是濒临湖水的因素，在冬季的寒冷中，空气依然是湿润的。暮色中，渐渐弥漫起雾霭，使九江城掩映在空灵而苍茫之中。车子在疾驰，我把目光贪婪地撒向车外，去捕捉路旁街道和建筑的气息，万家灯火在迷雾中无言闪烁，雾气越来越浓，渐渐地，九江的轮廓模糊了，城市进入了梦乡。

　　两千年的城郭，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的洗礼，如今，依然安祥沉静得宛如熟睡的婴儿。此时，历史上所有的创痛和甜蜜都消隐在虚幻之中；也许，所有的一切本来就是虚幻。

二、 面对景德镇的沉思

　　元月十五日下午时分，我们到达景德镇。在酒店住下后，哥几个就上街找酒喝。

　　自古以来由于地处内陆九省通衢的位置，使赣菜的风格始终受到徽、湘、闽、粤四大菜系的冲击，从而缺乏鲜明的个性难以自成体系，但是，与此同时，无论是湖海河鲜，还是山珍野味，都能调出适合四方食客的口味，所以，我认为兼容并蓄也是一种特色。

　　酒，也是如此。江西市面上的当地产白酒，大多是没有个性的，其浓香不及天府馥郁纯正，窖香难比云贵深沉绵厚，清香不如晋陕清醇爽口。但是，农家的米酒却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魅力。

　　点了几个当地家常菜，喝了两瓶江西抚河李渡产的土酒，便带着微微的醉意，开始到各处的瓷器店闲逛。

　　景德镇，秦代属九江郡的番县，东晋开始设镇，始称“昌南”后易名“新平”，辖于江洲。唐代名浮梁，宋代始称景德镇，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这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制陶历史的古镇，自唐宋开始制瓷，是中国的瓷都，也是人类瓷器的发源地。

　　陶器为人类所共有，而瓷器却是我国的独创。英文CHINA的意思,就是中国和瓷器。

　　然而，无论在市面上，还是在景德镇市瑶里镇的古窑口，所带给我的却是种种的忧虑。

　　其一，片面追求商业化，政府缺少科学系统的引导，从而使瓷器在艺术性和实用性，以及在仿古上，走向极端，出现条块分割的散乱局面。

　　窑变、青花和粉彩，是景德镇的传统和骄傲。但是，随着商业大潮的冲击，各家窑口自成格局，技师和窑工水平参差不齐，各种原料来路不明，使这些工艺和产品无法受到行业标准的制约；同时，在制瓷工艺的艺术创造和仿古的规范上，缺少官方的系统制约和引导。

　　明清以后至民国，景德镇工艺水平的逐步衰退，正是由于战乱和政府管理的松懈所导致的。清代的康、雍、乾三朝对仿古制瓷和工艺开发，有着极为严格的管理，才使那时的工艺水平攀上一个顶峰。直至现在，我们还在受到这种巅峰光芒的照耀。

　　其二，制瓷工艺和产量在现代技术的盲目催化下，使产品工艺和自然资源消耗出现失衡。

　　现代化的工业技术，导致产量的迅猛增长，而工艺水平和产品标准却混乱不堪；由此造成，一方面质次品劣的产品充斥市场，另一方面，又使瓷土矿产资源被超常消耗。这种以牺牲资源为代价的商业浪潮是殃及后世的愚蠢行为。

　　其三，瓷艺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传统装饰美学的异化

　　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日本的瓷艺和装饰风格在景德镇瓷器中的闪现。我不知道，用一种什么概念来阐述这种现象。

　　日本的丝织业和瓷艺，源于我国唐代，从近代开始，已逐步超越我国。现在，景德镇的瓷器中有很多作品在追求东洋风格，甚至居然还有日本人把作品拿到景德镇来烧制的，真是不可思议。其中，仿造五良大甫的瓷器作品，在景德镇烧制的最多。这种在明末崇祯年，国库匮乏，景德瓷器制作水准大为退步的情况下，日本瓷商为了纪念日本“瓷圣”-伊滕工郎大夫·伊滕五良大辅，在景德镇找当时最好的民窑按日本人意愿烧造的作品，其器形和装饰图案均是东洋风格。完全是用撕碎中国传统的方式，来对华夏文化进行重新诠释，完全抛弃了中国传统圆融、和谐的哲学美感，而仅仅是把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进行胡乱割裂和拼凑，然后用耀眼的青花来构摹整体的氛围。这种做法，在装饰风格上，表面看好象是一种返璞归真，其实是一种歪曲。在对青花的用釉和发色上，彻底损害了景德镇古典青花沉静凝重的高贵品质。

　　日本的“道”和中国的“术”永远无法在一个层面上沟通。日本的“道”是让人通过实践去压抑个性，而中国的“术”是让人在实践中去升华个性。日本的“道”通过压抑个性去获得秩序，最终体现整体的功利价值。中国的“术”通过个性的升华去发扬创造精神，最终获得人性和智慧的自觉自醒。

　　虽然，在元朝由于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使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文化在一些瓷器上留下痕迹，但都是一种我国为尊重别国消费者而制作的，而不是用别人的文化将自己的文化加以肢解的自虐行为。

三、 山水间的遗迹

　　元月十六日上午，到达鹰潭。

　　距鹰潭市西南20公里处，坐落着道教天师道发祥地龙虎山。龙虎山原名云锦山，东汉顺帝年间，沛国（今江苏）吴县人张道陵在四川创立天师道，最初称“五斗米道”。汉末受黄巾起义影响，道徒被曹魏政权迁徙于中原，四世张盛则率部分徒众回江西老家龙虎山“谷隐自保”。张道陵被尊为道教祖天师，龙虎山下的正一观被尊为道教天师道祖庭。

　　张氏天师在龙虎山承袭六十三代，历经一千九百多年，是我国一姓嗣教时间最长的道派。

　　是什么样的处世魅力和生存哲学？能使道教在此生息绵延千载，超然于尘世之外，悠然于山水之间。如此漫长的一姓嗣教历史，让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为之汗颜。

　　在泸溪河边悬崖上的飞云阁里，居然供奉着一尊观世音菩萨，只不过此时的观世音有了一个道教的名号：虚涵道人。面对此情此景，我恍然发觉天师道之所以能绵延千载的原因了。兼容并蓄的处世魅力和顺应潮流的生存哲学，使之徒众遍及全国，并且备受历代帝王的恩宠封赐，但是，天师道依然闲居江湖山水之间，与政治权利中心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正是应了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所不为”。

　　泛舟于泸溪河上，峰岩兀立，碧水清幽。由于前几天刚下过雪，峰峦之上融化的雪水悠悠滴落，在平静的水面点画出一片凌乱的翠影。举目绝壁之上，春秋战国百越民族崖墓群，裸露着一个个深邃冷漠的洞穴，2600多年来，这些墓穴宛如傲视人间的瞳仁，任世间沧桑在眼前残忍地变迁。

　　龙虎山四周，峰峦秀丽，洞谷幽奇，为丹霞地貌。奇峰怪石多发育于距今一亿二千多万年的晚白垩纪到八千多万年前的老三纪的暗红色砂岩、砂砾岩及泥页岩地层。经过长期的风化剥蚀和造山运动导致的地壳构成的变动，逐渐形成了今天这种千姿百态的由卵石、砂粒胶结而成的奇峰秀崖。在仙水岩地区，岩洞密布，它们都分布在距水面20至５０米的悬崖峭壁上，向阳、避风、干燥、险要，这就为崖墓葬形成了天然的地理条件。

　　百越族，是华夏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古老的渔猎民族，这个民族断发文身，这个民族诞生过卧薪尝胆的勾践。他们的坚忍和勇敢以及富有传奇的精神，也同样体现在对死去亲人的葬礼上。谁能想像当年的情景？凭着什么样的勇气和毅力，才能攀上绝壁之上的墓穴，然后将棺木安放其中？死去的亡灵，踞丹山之钟秀，汲碧水之灵气，盎然日月清辉，历览四季斑斓，即使生不能壮烈，其死能安葬如此也是巍巍壮观矣。

四、 佛儒道共同孕育的人文精神

　　离开了龙虎山，来到古徽州婺源。

　　虽然我曾经许多次流连在皖南的徽州民居，但是当我从道教氛围十分浓厚的方位走向徽州时，再拉开视角，观察安徽与江西交界处的古徽州地域，蓦然发现，道教的龙虎山、三清山、齐云山和佛教的九华山恰好把整个古徽州包揽其中。

　　历史是宿命的。天地山川的罗列纵横，与人类文化的孕育同样有着冥冥之中的约定。就是在这个佛与道的怀抱里流出来的血脉，孕育出一代鸿儒朱熹。朱熹的故里就在婺源县城紫阳镇。

　　儒学自汉唐以来，发展到宋代，已经渐渐沦落为对经学的注疏和旧词章的训诂，曾经简明扼要的学问被披上了臃肿玄奥的外衣。

　　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迅速扩大了势力。它以自己特有的一套精致的思辨哲学和超凡成佛的心注修养方法征服了玄学，不仅向儒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也成了道教的一个劲敌。中国传统的天人之学以及儒道互补的文化价值理想面临着一场危机，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岌岌可危。

　　这种佛、儒、道之间世界观的搏杀，其实从唐代就已发生。从唐代的韩愈、李翱的新儒学运动，到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一直不乏斗士。但是，到了朱熹这里，终于完成了磨合。朱熹将佛教的禁欲思想和道教的天理合二为一，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同时把儒家的三纲五常作为绝对至善天理的主要内容。从而在南宋以后至元、明、清，使理学正式成为我国封建政权的正统学说。

　　这种理学文化思想，历经元、明、清三朝数百年，对古徽州的艺术、文化和经济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此孕育出古徽州灿烂而又悲怆的人文精神。

五、徽州的建筑既是牢笼又是摇篮

　　自明清以来，古徽州数百年风流人物，代代相传，苦心营造，粉墙黛瓦，楼台亭阁，廊桥牌坊，坐落在一处处青山碧水之间，构摹出如诗如画的意境。这就是徽派建筑的天地和人文展示空间。

　　随着走过的每一处村落，每一处村落似乎都给我留下一个共同的印象，那就是这些民居建筑，这些楼台亭阁，远看，是一幅幅山水闲居图，可是，在这些飘逸清朗的画面之中所包涵的，却是更为沉重的内容。

　　在这里我要说，徽派建筑既是牢笼，又是摇篮。

　　是牢笼，它禁锢个性；是摇篮，它培育英才。

　　徽派的建筑大多被四面 “五岳朝天” 的高大马头墙所遮掩，而平面上不外乎是依着小小的天井呈“凹”、“口”、“日”三种布局，并且，一律的小门小窗，采光极差，白日在厢房里都要点灯。“四水归堂”虽然留住了财气，但也聚住了湿气。男人们大多长年外出经商谋生去了，只留下女人们守着活寡，年复一年地哺育儿女，赡抚老人，封建理学所构筑的伦理纲常如山一般压抑着个性，这样的生存环境无异于牢笼。徽商之家有“一世夫妻三年半”之说，意思就是，做了一辈子夫妻，团聚的日子合在一起只有三年半。更何况，有些商人在外发生各种意外，英年早逝的。在徽州的村落间，那伫立着的一座座“未嫁守寡”、“夫亡投井”、“殉夫自缢”的贞节牌坊，让我的思维时常陷入空白。

　　与此同时，古徽州到处是书香村落，文风蔚然，待孩子们培育长大成人了，纷纷离开养育自己的这座房子，跨出这座摇篮，开始一批又一批的离开家乡外出打拼，在五湖四海赢得一个又一个徽商的骄傲。

　　在青峰秀水之间，千年古樟树下，建筑和伦理不相调和的矛盾终于在这里融合，这是一种思想不对称的和谐。建筑美学和伦理美学在这里碰撞，最后用独特的方式交融，构筑出遗世独立的民居村落。岁月风雨写下了一篇篇人间沧桑史，楼台牌坊融进了一代代辛酸泪。徽商游子寻到了一个个繁华梦。

六、 旅途中的人与酒

　　在三天的时间，我们奔波了2300公里。即使在如此紧促的旅程中，我们依然不能割舍对酒的留恋。

　　每到一处，我们总要品尝当地产的酒。一方面为了解乏，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酒来了解一方风俗。在龙虎山，我们喝到一种当地产的板栗酒，我发现居然和法国白兰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看来酒之神髓也是和天地灵秀相互感应的。

　　在婺源灵岩洞边的小山村里，我们坐在古树下，小桥边，沐浴着冬日的暖阳，喝着农家自酿的米酒，微眯着醉眼，看着阳光下的树影在眼前漂移；远处，一位老人坐在家门前晒着太阳，一只猫懒懒地躺在脚下；眼前，几只狗在我们的脚边忘情的啃着骨头。我们悠悠的端起酒碗，深深的饮一口，真有恍然世外的感觉。

　　我时常自问：我们为什么要时常出游？在漫长的旅途中，在疲惫的奔波中，我们始终在追寻什么呢？一生中，我们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年复一年，年深月久，我们又在酒里寻找着什么呢？

　　或许，苦苦所追寻的，就是一种感觉吧！

　　一种漂泊感，一种沉醉感。

2005-1-29午夜2点于古庐州酒墨逸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