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六个龙年

北纬18度

前言：《退休后的快乐生活交流驿站》 退休后总想回忆点什么，写点什么，思来想去，我们60后从出生那一年算起，其实已经经历了六个十二生肖的循环，比如我是1964年出生，龙年，而去年2024年，又是一个龙年，掐指一算，就是六个龙年。于是《我所经历的六个龙年》应运而生。由于篇幅较长，拟分三期呈现给美友，希望能引起美友的共鸣，能给美友带来快乐。 龙，中华民族的象征。有关龙的成语，基本都是正面的积极向上的，比如：龙腾虎跃、龙马精神、龙凤呈祥、龙争虎斗、卧虎藏龙等。龙，又是一个很神秘甚至有点虚无的东西，在中国的十二生肖中，十一种是有真实的动物为依托的，惟有龙，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完全是中国人凭智慧想象出来的。龙，在中国人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皇帝叫“真龙天子”、皇帝穿的衣服叫“龙袍”、百家姓中有“龙”姓，人们取名也喜欢有个“龙”字，如华语电影明星李小龙、成龙等。
我属龙，出生在龙年。 （一）
1964年,我不合时宜地来到人间。
这一年，是共和国相当特殊的一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正式成为遍布中国城乡的标语口号；“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轰轰烈烈推行全国；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惊艳问世；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一年，中国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走过来。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是指始于1960年的持续农业大灾害和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导致我国好多工业项目搁浅的时间跨度长达三年之久的灾难。这三年，中国经受了巨大的生死存亡的考验。我们家亦不能幸免，1960年，我的爷爷、奶奶、三叔先继因饥饿和病痛去世，哥哥姐姐们因饥饿身体浮肿，得了严重的水肿病，全家生活几乎陷于绝境。父亲因为被打成右派已经于1958年解甲归田，母亲依旧在担任公办小学老师，每月领取微薄的工资。由于我的出生，全家人口已经达到6人，生活无以为继。据说这一年，老天爷慈悲，竟然让山上的竹子结出果子，而这种果子就像麦子一样，被当地农民称为竹米。靠着竹米，家乡的亲人们度过了危机。这以后，再没见着竹子结米的奇观。 两年之后，1966年，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文化大革命，把共和国推进了可怕的十年浩劫。我们家在更加艰难的日子中前行，而我，就在这种十年浩劫中慢慢长大。
（二）
1976年，大悲大喜的一年。
这一年，共和国三大柱头周恩来（1月8日）、朱德（7月6日）、毛泽东（9月9日）先后逝世；这一年（7月28日），上百万人口的河北唐山市发生剧烈地震，超过24.2万人在地震中丧生，40万人受伤；这一年，“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打倒，十年内乱“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这一年，我已经长到12岁，小学毕业。由于严重缺乏营养，身体长得细长型，跟在妈妈身边，总有人调侃说妈妈没让我吃饱。事实上，在那个年代，能够吃饱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我吃得是不错的。我在家是老幺，家里人处处让着我；跟在妈妈身边，更是无忧，妈妈是受人敬重的人民教师，无论在哪个小学教书，所在地的村民都对老师敬重有加，家里若有好吃的，纯朴的村民都会给老师送上一份，而我也就在母亲的宠爱和善良的百姓的呵护中成长起来。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在离家15里路的曲水源自然村担任老师若干年，不仅让适龄儿童全部上了学，而且帮助村民扫盲，甚至引进一种名为山茶子的经济植物，改善了村民的经济状况。在这里，母亲不仅是村民精神上的指路明灯，而且是村民改善物质生活的引路人。妈妈的学生中，有一位叫郑成清的，小学三年级被区政府选送到热火朝天的双龙水库建设工地，表演背诵毛泽东诗词语录，后来郑成清成为曲水源村第一个考上高中、中专的山里娃，如今已是中年人的郑成清成了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老师。直到今天，我对曲水源村的生活经历还记忆犹新，经常想起，经常有再去看一下善良纯朴的山里乡亲的冲动。 1976年，姐姐、大哥因家庭成份不好小学毕业后就已经辍学务农，二哥读完初中也成为农村的主要劳力。1977年，我进入初中，成绩突出，两年后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专，因年纪太小没有去读中专而进入宁远县第二中学分校（宁远师范的前身）、宁远三中继续我的高中生活，这是后话。 1976年，父亲继续在家种田，接受贫下中农的管制教育。但是，随着“文革”的结束，父亲看到了希望，我们家开始迎来胜利的曙光。两年后的1978年，父亲复出，在家劳动改造了20年的父亲重见天日，被求才若渴的时任柏家坪乡中学校长的父亲的学生李帮里请出，担任柏家坪乡中学语文、历史老师，后来父亲成为宁远县教育系统第一个平反昭雪的知识分子。再后来，父亲先后担任柏家坪区中学、宁远县教师进修学校老师，宁远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宁远县教育志的主要负责人，为宁远县教育界培养了一大批中小学教师，为宁远县一大批曾经受到打击迫害的人民教师平反昭雪，为宁远县的教育复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哥因为父亲的复出而恢复了吃国家粮的身份，安排了工作；大哥则以母亲提前病退为代价，顶替母亲的工作也解决了吃国家粮和安排工作的问题；可怜的姐姐因为已经结婚生孩子一辈子留在了农村。
父亲一介书生，却被迫在家受到管制务农20年，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恢复工作后又拼命地工作，身体状况日益恶化，1987年底，父亲终于因病去世，享年63岁。父亲去世后，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一边努力工作，一边认真学习，次年，我考入了大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