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红军父母

咪娃儿王小玲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既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建军九十八周年之际，我不禁深情地回忆起我的父母，他们曾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了一生。

我的父亲王兴友1911年12月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徐家集一个穷苦的家庭，8岁就给地主放鹅放牛。1925年接受革命道理，1926年就开始为党做地下联络员，1929年公开参加革命，1930年父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少共队任中队长，后又任模范连连长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父亲1931年1月带头参加了红军，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曾任过红四军28团机枪连一排排长、三营七连连长、副营长、红四方面军4军10师政治部任队长、地方科科长。八路军时期曾任129师385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供给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直属政治处主任、干部队队长、华东军区三分区供给部政委、华东局淮河大队政委、豫皖苏军区政治部民联部部长、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驻乐山办事处主任、西藏丁青警备区司令兼政委，兼任三十九族地区分工委书记、同时任西藏昌都解放委员会第一办事处主任、后任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主任。

红军时期曾参加过苏家埠战役、于家平战役，参加过“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斗，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因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南下父亲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几经战役，最后折返北进和红一二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开封战役、淮海战役、枣阳战役、漫水关战役、子午镇战役、海原战役、三重保战役、双桥战斗等，身上多次负伤。

我的母亲蒲秀珍，1915年出生在四川南江县长河镇关门乡长田坎村一户贫苦人家庭，因其父亲在背运货物途中遭疯狗咬死，母亲从小便给人当童养媳。1933年因继父是共产党的乡维埃主席被还乡团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她母亲和刚出生的小弟弟，我母亲被迫出逃，找到了正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她加入了红军，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

母亲1933年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入党。曾经历任南江县五区妇女会长、西康甘孜兵站医院看护班长、看护长、甘肃陇东庆阳分区庆阳县妇联主任常委，129师385旅政治部民运干事、供给部军需科员、山东鲁中托儿所指导员、华北淮海大队家属队党支部书记、豫皖苏卫生部卫校指导员、豫皖苏军区卫生部民运干事、河南二院一所副协理员、河南五分校三大队组织干事、十八军驻川办事处（乐山）幼稚园主任、十八军妇校政教处保育股股长、十八军妇校休养所政治协理员，昌都解放委员会第一办事处妇女联合委员会副主任、西藏驻川办事处第二保育院院长。

我们的母亲这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她从一个受尽凌辱的童养媳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一个革命女战士，曾跟随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和许许多多红军女战士一样，穿着单薄的衣裳，吃草根啃皮带，随时还和敌人战斗，经历过生死考验，她小小的身躯还背着贺龙的侄儿，长征中最小的九岁小红军向轩走过草地；在腊子口战斗中，母亲不怕生死，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当看护班长时尽心尽力照顾伤员并因此多次获奖。

在甘肃陇东庆阳母亲任妇联主任，协助当时中共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蔡畅率领的工作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妇女解放工作，母亲在当地积极热情的工作表现深受蔡畅的肯定和当地老百姓的赞扬。

在组织的关心下 我父亲和母亲认识并结了婚，在战争年代他们有了六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是在马背上的摇篮里长大的，孩子们也跟着部队转战南北。

因为孩子多，当时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给我家送来一头羊，让孩子们有奶吃。

在山东孟良崮战役期间，母亲刚生下我二姐就遇上部队紧急转移，为了不影响行动，父母忍痛把二姐留在房东家，后来这位房东跑遍了大半个山东，把孩子送回到父母身边，据说当年部队有很多孩子都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我双胞胎的两位四哥都得了脑膜炎，当时由于敌人的封锁，部队药品缺乏，整个部队就剩一支奎宁，我父母想到大双生的强壮一点，就把唯一的药用来治疗小双，结果大双病死了。不然的话，现在我们应该是十个兄弟姊妹。

我的父母出生入死为革命奉献了一生，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披肝沥胆做出很大贡献。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虽然遇到许多坎坷和磨难，但是他们一身正气别无所求，他们走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财产，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他们对党无限热爱和忠诚的心，留下了他们正直善良的优秀品质。

我们王家的九个子女，都为人低调，在工作上兢兢业业，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我们九兄妹中父母培养了三个大学生，五个军人，还有一个小妹走进了国防科研单位。我这个三斤小咪娃就是五个军人中的一个。

我传承父母的精神，1969年12月入伍，1970年2月进藏，被分配到日喀则西藏军区第八医院。

在医院里，我努力工作细心照顾伤病员，还参加了医院的医疗小分队，深入边防为战士们看病治病，为战士们演出。后来我又调入日喀则军分区宣传队，常年到边防演出，经历了边防的风霜雨雪洗礼，感受了边防高寒缺氧的艰苦，我自己也差点掉下雪山光荣，正因为有了这些历练，我成长了。

我于1971年入团，1973年11月入党，1974年提干。在后来的日子里，尽管我遇到过很多困难和坎坷，我都能坚强面对。

在西藏的那些年，我最难忘的是我母亲的离去。1976年7月，一个电话通过总机告诉我母亲病危，我那一晚上都在通过总机向远在成都的亲人询问母亲的病情，家里人在电话那头焦急地问我什么时候赶回啊，母亲在盼望，就差我一个了，我当时就想大哭。同时，分区领导也帮我联系西藏军区为我买飞机票，那时机票很难买到，排队都在几星期以后。第二天，分区领导告诉我托军区政委帮忙给我买到了机票，我立即乘车赶往拉萨。尽管在当时看来已经是如此神速地回到成都，可是我母亲已离我而去，享年61岁。我这个离母亲最远的女儿还是没有让她看上我一眼，这始终都是我心里的痛。

我们的父亲于1994年2月在郑州西藏军区干休所病逝，享年84岁。

我的父母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他们都在天堂看着我们，我也时刻怀念他们。我最敬爱的父亲母亲，你们放心吧，你们的儿女不会忘记你们，你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和老西藏精神我们会世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