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锁

微笑

伴随着一声洪亮的啼哭，一个男孩呱呱落地，他如约降临人间。

那一年，他家的果树比以往结得都特别多。那三颗梨树呀！树枝可“遭了秧”，每一根旁枝上都缀满了挨挨挤挤的大鸭梨，没少让过路的人驻足，甚至于垂涎三尺。再看那棵枣树，那头低得哦！要不是用木棍支撑着早已经够着了地面，从远处看，只见枣子不见枝叶，实在让人心生爱慕之情！那柿树呦！被那一个个大柿子压得更是“惨不忍睹”，“披头散发”的，那一片片光滑水亮大叶子，根本遮不住它们底下的大柿子。那些看上去十分喜庆的柿子，有的耷拉着硕大的脑袋低头沉思，有的则从叶缝间向外窥视，有几个实在被挤得没法了，只好仰面兴叹。桂花开得更是热烈，真的做到了“香飘十里”。我的三爷爷说：“这是吉兆啊！这孩子，观其面相，天阁饱满地阁方圆，这小子将来必定大有作为！”

可是家里并没有因为他的降临而增添些许的喜庆，因为家里的孩子已经够多的了，加上他已经兄弟姊妹六个了（三男三女）。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大集体生活，让每个家庭都过得越来越艰难。他也正赶上了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所以他成了家中的老儿子。作为老小，享受最大的乐趣就是吃食；但最吃亏的是衣着，所穿衣服均是哥哥姐姐们穿小了的补了又补的衣服。

在那个年代，哪家孩子多，哪家就越穷。当他降临人间之时，母亲因为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干瘪的乳房里没有一滴乳汁。母亲只能拿着饭盒到大食堂的稀饭锅里舀一点米油回来，一点点洇进他的嘴里。就这样，他奇迹般活了下来，虽然瘦得头大身子小，但还能健康地活着。父亲是中学的民办教师，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父亲要上班教书，母亲则要到生产队苦公分，所以照顾他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哥哥姐姐们身上，因为有哥哥姐姐们的陪伴，所以襁褓中的他也不显得那么孤独。

当他长到八个月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他啼哭不止。当地的“赤脚”医生闻讯赶来，见他既不发烧，也不咳嗽，查遍全身也没有一处异样的地方，医生束手无策，摇摇头，背起药箱走了。他水米不进，干嚎了三天三夜，到最后，他已经发不出声来，眼皮也抬不起来了，奄奄一息，命悬一线。母亲见他有一口没一口地倒气，就哭着去找他的父亲。父亲正在帮同村的人家办丧事，母亲找去时，父亲正在喝酒。听了母亲的哭诉后，父亲猛喝一口酒说：“实在不行了，就用席子裹了扔到乱岗里吧！”乱岗是他们那里没有规划的坟场。柔弱的母亲一贯听从父亲的安排，从不敢忤逆，只好又哭着跑回家，把将要断气的他放到锅灶前的麦秸上，找来苇席，只等他断气之后用苇席裹了扔到乱岗里去。

三奶奶是个业余的道嬷嬷，闻讯赶来。看到即将断气的他，也忍不住流下两行悲伤的眼泪。她对母亲说：“看样这孩子快不行了，医生都查不出什么，说不定是中了什么邪魔了，干脆我来请个大仙出来看看！死马就当活马医吧！”母亲实在不忍心眼睁睁看着他那样死去，就去买了些黄纸、蜡烛和一些供品什么的回来。三奶奶穿上纸糊的道袍，戴上纸糊的道帽（以前她是有道袍和道帽的，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扫除迷信活动给烧了，只好用纸糊个道袍和道帽了），右手拿把桃木剑，左手拿着“符”，在摆着供品、点着蜡烛、烧着黄纸的供桌旁比划着，嘴里不住地念叨着含混不清的“鬼话”。三奶奶请来的是关老爷，关老爷借三奶奶之口说：“这孩子是中了牛魔王的邪！要想驱邪，就要叫他姓牛，姓刘亦可，这样方可平安无事，长命百岁！”然后把“符”点燃，把纸灰放到碗里，倒上凉开水，叫母亲给他洇下。说也奇怪，他的呼吸渐强，苍白的脸色也逐渐有了血色，完全有了生命的迹象。母亲又往他的嘴里洇了鸡蛋汤，他的呼吸变得匀称了，脸色变得红润了，眼睛也能睁开了，喉咙也能发出低吟了。三天之后，他完全康复了。

母亲听说要叫他姓牛或刘，十分欣慰，因为母亲自己就姓刘，随母亲姓刘便可。也许是“刘”和“牛”与“留”是谐音吧，农村有很多孩子得了重病之后都要找一个姓牛或刘的做“干亲”。有了姓还必须要有字，三爷爷想起这孩子出生时的种种吉兆，想必他将来必定会“大权在握”，干脆就取单字“权”吧！三奶奶为了安全起见，还得要给他戴上一把长命锁。那时家里穷得叮当响，根本买不起金的或是银的长命锁，就连铜的也买不起。心灵手巧的爷爷就用桃木给他刻了一个长命锁，听说桃木能辟邪，所以用的是桃木。奶奶用七彩耍线编织一个绶带，把长命锁挂在他的脖子上，他们那地方称这样的长命锁为“狗套子”。他被这狗套子一“套”就是六年，说也奇怪，在那六年里，他无病无灾，跟在哥哥姐姐们屁后整日里“疯”，虽然他们食不果腹，衣服勉勉强强能蔽体，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其乐融融的。

在他六岁那年的二月二龙抬头的这一天，家里替他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为——“开锁”。他们家乡的习俗，正月里不能理发，因为“正月里理发——‘是旧’”，“是旧”是“是旧俗”的意思，而“是旧”又与“死舅”谐音，所以正月里是没人理发的。二月二这一天才可以理发，六岁或十二岁的孩子如果在这一天理发被称之为“剃毛头”。“剃毛头”这一天要请上家里所有的亲戚朋友前来祝贺，跟现在婚、丧、嫁、娶、过寿、乔迁以及升学宴一样隆重。现在许多人家都学着城里人给孩子“过十岁”了，不过六岁了。

仪式在早晨八点十八分正式开始。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他乖巧地听从长辈们的摆布，手捧桃树枝——桃木能辟邪，坐在铺着红布的椅子上，双脚踩着几层糕——取其“步步登高”之意。由外公拿着一把用红布裹着剪柄的剪刀，十分慎重地剪去了他脖子上的“狗套子”。然后由爷爷负责把剪下的“狗套子”放到灶膛里烧掉，他是眼睁睁看着与他朝夕相随六年的“狗套子”在烈火中化为乌有的。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脖子上仿佛轻松了许多，但他的心里还是有那么些许的不舍，因为是它在这六年里一直形影不离、不离不弃地保佑着他的平安。随后，他手捧干瓢，给前来祝贺的长辈们挨个磕头，谁受了头就得把“磕头礼” 放到干瓢里。那时各家各户都很穷，他收到的“磕头礼” 加起来才陆元伍角，这些钱当时可以买到六百五十个鸡蛋，相当于现在的六千五。

他就是我，刘权是我的乳名。当我八岁那年上小学时，父亲给我取了学名马广权，“广”是我的辈分，可是这个名字已经被家族里的一位兄长用了，既然不能当“权”，那就取“利”吧！这一改，就违背了初衷，也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致使我如今，既没捞个一官半职，也没挣个金山银山，在这世上浑浑噩噩、碌碌无为、平平庸庸地苟活着。而那个叫马广权的兄长，听说还没我混的好呢！

呜呼哀哉！这就我的命吧，也应了那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