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外出采访—《我的光影生涯（25）》

曾湘敏

↑（1）这一幅图片是我们这次报道的主题照片。和1968年那次到大寨不同，拍摄陈永贵的图片要预约，再说他在大寨的时间也少了。所以我们选用了新华社山西分社游云谷拍摄的这一幅。

我到画报社的第一次外出采访，是山西阳泉的昔阳县。表现的是昔阳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参加基层生产劳动一事。主题是强调干部通过参加基层生产劳动，便能及时地把上级的精神及时地传达下去，并随时能帮助群众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也能发现工作中问题并及时解决。
出发前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主任找我谈话，要求我认真向老记者学习，不仅这次报道的文章由我来写，以后外出采访都由自己写文章。我并没有学过写作，觉得很为难。但主任说最后还有她来把关，这才使我心里踏实些。
这次采访是由老记者宋学广带着我。他是我师弟摄65班宋凯如的父亲。说起来他不仅是我采访实践的老师，也是一位长辈。在我们前往昔阳地火车上，老宋就问我？你这个上海人不去上海，倒是让我儿子分去上海了（小宋当时分在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后合并到东方电视台）？我自然是回答不了。
可能是为了能确保完成任务，很多内容老宋都亲自拍摄，让我跟着。我自然认真观察，休息时他也会给予指点。
↑（2）图为《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的报道版面。共四页九张图片。 ↑（3）图为后两页的版面。 ↑（4）当年在昔阳，县机关干部有三分之二经常在基层参加劳动。据统计平均每人都在106天。图为县委副书记赵满仓在基层蹲点。 摄影——游云谷 ↑（5）大队干部参加基层劳动，要求不少于300天。图为南垴大队支书李锁寿和社员一起担水抗旱。 ↑（6）很多大队干部，本身就是农民。在田头干活，一般人根本分不清谁是群众谁是干部。 ↑（7）年已68岁的白羊峪大队支书王殿俊，坚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保持和群众的联系。 ↑（8）我们到昔阳的时候，正逢多个水利工程正在建设中。在水峪水库的劳动队伍中，就有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参与其中。

分到画报社我就特别自信，认为只要拿到相机，就能拍出好照片。经过这一次采访，我就感觉不同了。老宋拍摄不摆布，被采访人该干什么干什么，他就在被拍人周围转悠，选择合适的光照，抓住合适的瞬间。再有就是它经验丰富，在按下快门前，就知道拍得的图片是什么效果。我们从学校毕业，虽然掌握了一些理论，但缺少观察能力，对一个专题整体的图片构成没有全局观念；实践出真知，我初步感知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我用几幅老宋拍的图片作例：
↑（9）到武家坪拍摄时，老宋登在高处俯拍的田间管理场面，不仅有线条感，图案的美感也展现出来了。 ↑（10）逆光下，把干活的人与背景分开。抓住了干活人的姿势瞬间，就让人感觉到是一位老把式。当时要求公社书记得参加基层劳动不少于200天，图为皋落公社书记李喜慎参加春播抢种。 ↑（11）那天我们住在公社接待室，清晨田间已经忙活起来。老宋在拍这一张图片时，虽然我也拍了，但心里觉得角度太平？从拍得的图片来分析，田里逆光下玉米苗绿油油的，晨雾正好把人群及田头树干形成剪影美。这完全是凭实践经验采镜的。

再来说说我分北京小宋分上海的事：当年整个京城八大艺术院校有数千名毕业生待分配。毕业生之间有夫妻关系的，有的和非艺术专业之间有婚姻关系的，还有的夫妻俩另一方已经在某地工作了，这些人员既要照顾双方的专业合适，又要分在同一个城市，这多不容易？
↑（12）图为我的学弟宋恺如。按现在了解的情况来说，部队要完成学生的分配工作有两个方面考虑：一是什么地方、什么单位、需要什么专业的人？二是被分配的人特别是两口子的是否有合适的专业分在同一个城市？譬如说：我俩当时就考虑到上海不可能，尽管上海有电影厂，有文艺团体，但上海有一个音乐学院也有大批毕业生待分配。所以我这个上海人分不到上海去。还有些毕业生想回到父母身边的，实际上分到上海的同学基本上都是上海人，我也不知小宋怎么就分到上海了？他那时候单身，也许真是这个原因在分配中比较机动。我们摄64、摄65两个班都是新闻、科教专科班。那年北京新影、科影厂均没要人，而上海科影要了三个人。

在大寨，我们住的招待所和1968年我第一次到大寨招待所的条件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餐厅很大，吃饭时必须等齐是个人一桌。四菜一汤，主食主要是米饭、面食。客人睡的不再是通铺，而是每人有一张床。四五个人一大间。

↑（13）巧的是我们和陈怀恺导演（陈凯歌的父亲）住在同一间宿舍。闲聊时，陈导得知我是电影学院毕业生，他告诉我，他还曾经在电影学院表演系任教。 ↑（14）我说1964年入学时看过他参与导演的《天山的红花》，摄影师聂晶的儿子和我同班。他还说知道铁锚这小子。图为电影《天山的红花》的剧照。 ↑（15）图为陈怀恺和崔嵬合作拍摄的《青春之歌》海报、剧照。1973年除了几部样板戏电影外，也开始拍摄故事片。我大胆地跟陈导说，现在中国的电影一年也没几部，什么时候能达到一个月一部？他说可以达到一周一部。我那时候还觉得他是在夸海口。我查了一下，2024年全年出品故事片612部，合下来两天三部故事片还多一点。 ↑（16）提起山西，除了“醋”人们还会想到“面”食。山西人食“面”的历史悠久，风味各异，品种繁多，光面食的花样就超过了一百种。我从小就不爱吃面条，谁知在昔阳21天，吃了17顿面条，这比我这20多年来吃得还多。
传说中有一条恶龙，作恶与百姓。百姓们把链子做成面条，恶龙吃了被锁住了。奶奶说我就是那条“恶龙”怕吃了面条被锁住。记得小时候爷爷说吃了这碗面给你一元钱，我没吃。上了电影学院，几乎每周会有一顿面条，不是炸酱就是大卤。我基本上都是吃上顿存的主食就大卤或拌炸酱吃。图为山西著名的刀削面。有几次吃面条的过程我一直记忆犹新：
↑（17）那时候国庆晚上都有联欢活动。1965年国庆当晚，大家到天安门广场联欢，快半夜了才回到学校，说食堂有宵夜，我一看是菜汤面，二两一碗。我就要了一两（半碗），食堂师傅给我乘了一大碗，应该真的是饿了，那一碗面条我吃下了。 ↑（18）1969年我下部队之前，到我弟弟插队的淮北探望他。大弟小我五岁，我是十八岁离家上北京读大学，他也是十八岁到淮北插队。同样的十八岁，面对的条件太不一样，我心疼我弟弟。他插队的地方，土质适合种红薯。当地一年到头的主食就是红薯，只有收麦子的时节能有点面。每当红薯收获季节，一部分窖起来，大部分立马在地里把红薯擦成片晒干。红薯的做法也很简单，大致就是红薯块煮得差不多了，倒入红薯末，煮成糊糊。也有把红薯干臼成面，摊成饼吃。 ↑（19）我到村里，房东得知知青的哥哥来了，给我们俩做了一顿绿豆面面条，我没作声吃了一碗，弟弟吃了两大碗。一出门，弟弟突然想起我不爱吃面条，便问我吃饱了没有？我说老乡不容易，还给我们煮了绿豆面条。我还能说什么。 ↑（20）还有一次在部队。1971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我老规矩吃上顿剩的。有一位突然说：今天是毛主席生日，你吃不吃面条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我知道他是开玩笑：吃就吃。自那以后，我对面条的忌讳也不是那么绝对了。图为2009年11连回访张家口时，在炊事班工作过的同学合影（我算了一下，这才不到一半人数）。右一郭宝昌他在菜地干过，也加入我们炊事班的合影了。 ↑（21）最后发两张我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未发表的编余片。图为白羊峪大队支书王殿俊人像照。 ↑（22）图为南垴大队干部群众正在担水点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