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无庸讳言】有感（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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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前，在朋友黄志诚先生作东、在晓山顶聚会上，认识了师院教授李向阳先生，交谈中知道了【无庸讳言】一书。

【无庸讳言】一书作者是高中同学杨邦杰的哥～乐山高级中学63届学生且考取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的杨邦俊先生。

上个月，一个偶然的巧合，结识了一个同时代、原住泊水街小学的学妹李惠蓉，意外从她手里借到了这本书。打开【无庸讳言】这本书，从作者书中对故乡、家、及文革的回顾描述，那对故乡、对家的一片深情、亲情、及眷念之情跃然于纸上，不少精彩之处令人感动。

人的记忆开始于3岁，我对于1949年前后时的乐山是几乎没有印象的。杨先生【无…】一书中，刚好弥补了我这一短缺、虽是80年前后的往事，看后却令人顿感新奇！这，不仅仅是他年长于我，他先生、我后生，还在于他惊人的记忆与洞测力。

1949年前的乐山城在杨先生笔下是，“乐山城西北高，东南低，像伸出的牛舌直舔到东南面岷江和大渡河交汇的水面。狭窄的街道只能并排通过两辆汽车，街道两旁的商铺几乎是一色的简易两层瓦屋，门楣上书写着某某商店、某某商行、某某饮食铺等。我家所在的土桥街唯一的四层水泥洋房是银行。城中心的主要街道是玉堂街、土桥街、府街组成的一个椭圆形。椭圆形的顶端是公园，公园跟城市一样很小，有一个荷花池和一座破败不堪的礼堂——中山堂。一般人家都没有钟表，白天看太阳定时辰，晚上听巡更的锣声。从一更到五更，由一个老人走街窜巷地通报，风雨无阻。“咣咣咣”三响锣声后，传来老人苍桑的嘶哑声，“三更了，要谨防火烛，仔细检查门户，小心撬杆光顾”，然后引起由近至远的一声声狗叫。

乐山城晚上9点以后几乎家家关门闭户，街道上路灯昏暗、行人稀疏，唯有卖夜食的推车挑担沿街叫卖。卖的有麻辣鸡肉、卤汁猪头肉、醪糟汤元、红油抄手、酸汤粉丝、担担面、豆腐脑等。那夜食担子一头是冒着火焰的炉子，一头是有很多抽屉的食案。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那食案就是百宝箱，要什么有什么。晚上听到街道上的吆喝声，我们一个个馋涎欲滴，贴着门缝往外看。那时唯有几个江边的码头有夜生活，如福泉门、迎春门、萧公嘴等，只有那里有整夜卖吃食的小店，还有秘密供船民打牌赌钱的小屋以及处于地下活动的暗娼。”

这个偏隅西南之嘉定古城的年华，并非如古城东面的府河，亘古而平静流淌。

上溯不足十年、在 “1939年8月19日，日本飞机实行无区别轰炸，出动飞机4批36架，对乐山这座完全无设防的城市狂轰滥炸，投炸弹100枚，燃烧弹无数。乐山的街道很窄，只能并排通过两辆马车，街道两旁全是竹木结构的瓦房，城区12条街道上3500余幢房子被炸毁、烧毁，我家所在的府街完全是一片火海，不少人逃不及被煮死在水缸和消防池中，城内受难人家达2050户，伤980余人，死亡1000多人，可谓家家出殡，人人戴孝，满城哀哭声。1940年8月28日，日本飞机7架再次轰炸乐山，投弹24枚，燃烧弹12枚，触发弹14枚，毁坏房间100余间，伤30人，死亡11人。1941年8月29日，日机7架第三次轰炸乐山，投弹60余枚，同时轰炸乐山县的苏稽、沙嘴场、宋祠堂等乡镇，飞机俯冲扫射“赶场（上集市）”的群众，我父亲说敌机飞得很低，连飞行员的嘴脸都能看清，赶场的人当场被打死129人，伤者不计其数。第一次轰炸时父亲仓惶中携全家躲进城郊斑竹湾的东汉岩墓山洞中逃过一劫，但府街的家已被炸光烧光，母亲只好带着孩子回到离城约20余里的水口乡(娘家)，待父亲在城里安顿好后再回城。一住就住了近两年。”

“8·19大轰炸”对杨家还仅是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更是撕心裂肺、伤心欲绝。

“1941年3月初，父亲雇了一条竹筏全家人沿青衣江顺流回城。为省钱，没雇船，也没雇大筏子，仅雇了一条小筏子。筏子中间堆着从乡下带进城生活的一些家俱和日用杂物，筏子上有两名船夫，我父亲、母亲、8岁的大哥、6岁的姐姐、3岁的三哥及在母亲背上襁褓中的四哥。此外还有我三母舅、四孃两个亲戚。据我母亲讲，回城那天所有迹象都不吉利。所谓“二月二，龙抬头”，风很大，吹得牛都翻了一转。父亲爱喝酒，临开船了又想起去付酒债。筏子还没起动，送行的家人亲友都哭起来了。6岁的姐姐穿上新衣新鞋出门畔了一跤，把衣服弄脏了，父亲骂：“这死女儿！”筏子在风浪中过了草鞋渡，进入大渡河上的鹰嘴崖。这时风大浪高，筏子撞在崖壁上，一个巨大的漩涡将半截筏子卷入水下，筏子前部的人全部落水。两个船夫仓皇跳上岸边岩石，3母舅游水上岸，四孃抱着一堆稻草漂到下游岸边。父亲穿一件皮袄浮在水上，手抓住大哥，一手抓住三哥死不松手。我母亲背着不到两个月大的四哥站在筏后部。那筏子前低后高先立了起来，后又随水流平躺下来。母亲看到飘在水面的父亲，于是一把将父子三人提上了竹筏。上岸后清点人数，才发现少了我姐姐。当夜阴风惨惨，全家人夜宿在鹰嘴崖下的洞窟中。姐姐被湍流冲到乐山城西门口河滩边，被人捞起时已奄奄一息。战乱时四处都是逃难的人，谁顾得了一个水面冲下来的孩子。据说在河滩上躺了两个时辰。有个避难来内地的下江人（上海、南京一带人）发现还有气息的孩子，这女人说：“作孽啊！这么可爱的小姑娘没人管…才抱着娃送到医院。医生说送迟了，早来一个小时都有救。我小时候常听母亲念叨，“你姐姐如果活着……”，尽管母亲已作古多年，可那沉重的神情我总是历历在目。”

没有了店铺的杨家便租用了地主张德承在土桥街的铺子，继续做百货生意。一场大轰炸让杨家生意元气大伤。而时局仍在恶化: 战争连年、抗战后接着又是内战，杨家生意每况愈下。

49年后，随着地主张德承的财产没收，交了十多年租金杨家按当时政策分得了这家店铺: 前面是20平米的门面，后面是仅几平米的小房间，上面是对应的二层楼，后面一小天井，再后面是厨房与厕所。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在1969年至1970年间，三天两头去杨家找作者弟弟杨邦杰。杨家地点在当今金桥商场靠东大街那一侧～正对着百货公司。

这口岸无论如何该算是黄金口岸，却没有扭转杨家百货生意的颓势，原因是在扬家对面兴办了国有的乐山百货公司，当初银行劝贷款进货又只能从百货公司拿批发价，它与零售价之差价非常小，杨家百货没有吸引力，买主都涌向了百货公司。

而税务部门根据发票存根的金额课税,查得勤、查得严。“一次我父亲因为十几个钮扣没开发票被税务人员抓了现行，处罚在大街上站板凳，并向过往行人检讨自己是“偷税源税的奸商”。我父亲平日最讲究诚信。我记得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多日闷闷不乐。我家人口多，生意又赚不了钱，税收也重，货摊上的东西卖光吃光，打牙祭、吃豆花的生活没有了。银行人员三天两头上门来追讨贷款，严厉的呵责声和父亲的自责、道歉声相伴，生活过得很屈辱，父亲常常晚上喝闷酒。一天晚上父亲将家中唯有的几千元（旧币几千元即今几角钱）买了酒，家里米缸已没一粒米，母亲为此与父亲争吵起来，吵着吵着，极度伤心绝望的母亲猛然奔出门去，我父亲对我们说：“还不赶快去追”，直到大渡河边我和四哥、弟弟才将母亲追上，我母亲在河岸上抱着我们弟兄三个痛哭不止，母亲说：“你们还小啊，妈妈还不死！”。生意垮了，又欠上银行贷款，全家生活无着，父亲为此忧郁成疾，常常一坐几个小时，连我们都不认识了，处于一种痴呆麻木状态”。

大轰炸没有压垮的杨家父亲，但这窝囊的生意却压垮了这位出生于1897年、已50多岁的杨家父亲，杨家生活一时陷入绝境。

“关键时刻母亲挺身而出，既替人照看小孩，又为人浆洗缝补，还为隔壁的服装社钉纽扣，时而下河当搬运工，居然凭一双手养活了我们全家七口。”

这位出生于水口乡田坝村，家中仅有一亩薄田的拳师之女竟如此坚强、能干，不担挑起了家庭重担，还为儿子们作出了言传身教的励志教育。

为了分担家庭负担，十二~三岁的作者已无心读书、想尽各种办法挣钱: 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从铁牛门的大渡河取水，向泊水街、土桥街的要水人家送水，每担可挣2分；还曾去乌尤寺为毛和尚担水，从岷江河取水，挑一担水爬山、爬过那无尽上坡，一天下来腿胀痛、肩破皮，只挣了3毛钱, 因为只桃了三担水。

而“更多的时候是到乌尤山和马鞍山之间的纸浆厂锤竹子。那里收购的竹子堆积如山，我和一帮穷孩子的任务是将竹子锤破丢到池子里浸泡。一大早就得出发，从迎春门渡过岷江，穿篦子街，过大石桥，约十里路程。一到工地就先去背竹捆过称，因是按重量付钱的，每捆竹子约七、八十斤，你想锤500斤，那就背上六、七捆过称。过完称后再背到沤池边干活。每根竹子的竹节都要用铁锤砸破，使一根根竹竿变成一条条的竹片，这活若在现在用机器一轧就行了，那时全靠孩子们手工干，从早干到晚大约能挣三角多，我干得最多的一天也就挣了四角钱。这个活最苦之处是在沤池边干，夏秋两季墨蚊很多，多得能爬满大腿和胳膊。墨蚊个头像芝麻大小，却贪得无厌，钉在身上你晃动身体它也不飞走，只顾吸血，直吸到身体膨胀、全身充血。那沤池就是滋生墨蚊的地方” ，你还必须直面它。

作者这段为家分忧的经历，也给下面的弟弟做出了表率。

我与作者之弟杨邦杰是乐山高级中学同学，他63班、我61班。读书三年没啥来往、知道他成绩好。文革中1966年的12月份，红造要办一份红卫兵报，便邀请他来参加，便熟悉起来了。乐山武斗前夕，他与廖学良受校红卫兵委托去夾江办事，武斗中滞留夾江。

1969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因各人及家庭原因，我、徐文基、杨邦杰、王新城等几位乐高学生延宕在家，三天二头碰头，成了一群沦落人。去杨家也成了常事，与杨家伯父、伯母、大哥、幺妹十分熟悉。

来往中发现我与他的差距，我的智力也算聪明、成绩也好，但说不上勤奋、在这点上与他差距大；学习上，我属于被动型接受，而他会主动看各类书籍，那几年阅读的名著名篇不少，多半受他的影响。这些差距从【无…】书中可以找到答案: 杨伯父对子女的早期的启蒙教育及时且得当，还有几个哥哥的示范作用。这些，我是欠缺的，我是一放学，几乎都在肖公嘴那宽阔三江边上玩耍，却意外收获一付好身体。

延宕在家已一年多了， “下乡知青”尤如刻在我们脸上的黥字、求生的路处处堵死，虽感委曲但委曲不能当饭吃，1970年的3月，不知杨邦杰何时自己搞了一套筛石头的工具，在迎春门对面河石滩上 ,头顶一破草帽筛起石头来了。受他启发，我、徐文基、王新城…也加入这支队伍。

修公路、搞工程需各类不同直径石头，因此河边用筛子选石头成了一条求生之路，因条件恶劣又不投钱，求生者不是“四类份子”就是有“历史问题”的社会边缘人物。比如较坝场坝的王录一～民国时的国軍軍报记者，邓力成～邓强父亲…，等等。他们长年在河石坝求生，肤色黄中泛黑、如同油烫鸭，人筋瘦。但其中有一人与这里的人格格不入: 他个子不高、微胖，从秃发的头顶到全身均很白、似乎没被太阳晒过长期养尊处优，他已近50岁更像一个级别不低的干部。与之摆谈，才知道他叫曹葆章，东大街人。是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局长曹葆华之弟，民国时当过川东邻水县县长，暗中也支持共产党。49年后他经许广平推荐在民主促进会工作。文革中被红二代红卫兵驱除出北京城，回到了乐山老家。他还声称他有痔疮、常便血，他能吃得下这门饭吗？

河边筛石头固然艰苦，对我们来讲拿着全套筛石行头～不同规格的铁网筛、摇动木架，挖锄，扁担、箩筐、笜箕、钢钎坐木船过河最纠心，生怕被熟人发现，我们将头上草帽帽沿压得很低。后来、以驼鸟心态闭着眼假装看不见，并默念“旧帽遮颜过闹市”而过河。在这点上，杨邦杰比我们坦然，这应该是他五哥表率作用的结果。

经过半个月日晒雨淋，那高0·5米, 宽1米多、长3米多，2堆呈梯形状的长石方码现出来，规格一堆是2~4cm石子，另一堆是4~6cm石子，毛算共不少于3方吧，该请人验方算钱啦。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我们在迎春门河对岸河石坝筛石头已半个月，热晒雨淋、一身汗渍斑斑，该好好洗一场热水澡了。城里的青衣江，息尘浴室对于从未挣过钱我们以前没去过、而今也不敢想，只好去混免费工厂的澡堂了。

我们一行5~6个人，去小厂太显眼，若去嘉华水泥厂，它既是大厂，又是利用转窑的冷却水24小时供澡堂。虽路途远，但在乐山城的下游靠江，初春属枯水季节，可放木排而去。我这一建议被大家认可，确定第二天早八点在肖公嘴河边集合，抓钉竹扦我提供。

第二天一早除徐文基没来外，我、杨邦杰，王新城，赵本和(一中高63班的)共四人，大家齐动手先在江边选了四根直径0.4米，长近3米的漂木用十多颗拟抓钉钉牢 ，成了一小木排近2米宽、3米多长，四人上木排后感觉稳当，于是我手持竹杆当头，杨邦杰随后，赵本和，王新城在后，还随便带上两个石头以防抓钉松动。随着我竹杆一撑木排离开了肖公嘴码头，随着奔腾的大渡河向凌云山漂去。木排随着滔滔波浪有规律的起伏，江上凉风阵阵袭来，巍巍凌云山越来越近，这感觉、这体验我们从未有过，兴奋中大家是有说有笑，还不忘与身边越过大木船上船工还互相戏谑。那知危险已经逼近，此时木排己漂至岷江与大渡河的交界处，因两条大河的流向，流速，流量迥异，交汇中必然要进行巨大的博弈，形成夾水、形成暴花、形成巨大的旋涡。我们木排随即落入一旋涡中，被旋涡水吸着向下拽，水从脚背往上升，我高喊“不要慌！蹲下来！”时，我们四人已全部落水，当此旋涡能量释放完后，木排又露出了水面，却已翻了一转，我们岂有不落水之理。王新城第一个露出水面，底朝天的木排就在他面前，他爬上木排后不见其余的人、心中一阵惊恐。不久, 木排左边冒出一个人、是杨邦杰，接着赵本和又从木排右边冒出来，他们相继爬上了木排。又过了一阵，我最后一个从水中钻出来，离木排已有十多米远，我拼命向木排游去，四个人又重新回到了这底朝天的木排上。木排虽离开了旋涡，却又陷入了靠向篦子街的一回水沱中，与那根竹扦一同在那里打转，木排上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等侍。不久，重庆轮公司去杜家场的轮渡经过，我们木排与竹杆被轮船激起的大浪逐出了回水沱。我们又才抓住了竹扦，将木排停在了篦子街岸边，此时太阳出来了。

我们脱下长衣长裤拧干，将长竹扦一头搭在一大石头上，一头由王新城抬着，凉着四人衣裤。 其余三人去抖木排上的抓钉、乒乒乓乓…，当然体会不到那穿着湿内裤、被阵阵还寒的春风吹得瑟瑟发抖、抬看竹杆的王新城。

我们本想去嘉华水泥厂洗一趟热水澡，结果在三江汇流处的大旋涡中洗了一场冷水澡！注1.

根据费斯格汀理论，我们陷入这一个又一个的旋涡般怪圈的日子，3年半前开始的那场文革就早已注定。

　　 说到四川文革，就绕不开四川大学【八.二六战团】及江海云，而【八·二六战团】又与“8.26事件”紧紧相关。而“8.26事件”又与北京大学杨邦俊等几位学生息息相关。

1966年 “8月23日傍晚，(在北大校园)大饭厅东墙上又贴出了一张传抄来的署名毛泽东的大字报,单位的13.8万人次。北大天天都在过狂欢节。题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班同学闻讯立即赶去，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外校的学生还在络绎不绝地赶来，一直到深夜，聚集的人有增无减。

我、王进宝、赖伯年反复把大字报读了多遍，当读到“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时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们凑在一起讨论，认为从内容和口气看都像是毛泽东的，但不理解的是毛泽东为什么不通过《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或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发表，却采取了大字报形式。当天晚上，被聘任为《红旗》杂志联络员的同学王进宝给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拨了电话，陈伯达到校时已半夜，我和赖伯年等了好几个小时，终因支撑不住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王进宝告诉我说，陈伯达一来就叫把大字报揭下来，然后在哲学楼的一间教室里向同学们谈了三点。一是内外有别，这份大字报是在一定范围内公布的；二是其内容目前暂不宜公开；三是讲文化大革命应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要同学们按照中央文革的部署行动。从陈伯达的谈话肯定了这张大字报的真实性。

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议论，如果这份大字报是真实的，那问题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说明这场文化大革命矛头所指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思想或旧文化旧风俗，而是直指党的高层领导，但高到什么程度？我们想可能涉及到不少省、部级领导，但还没想到刘少奇身上。

当时北京大学以及整个北京都在激烈辩论“好汉”与“混蛋”对联以及谭立夫讲话，参加红卫兵组织必须是“红五类”，在这种背景下我决定走出北京，到全国各地去看看，并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思想传达下去。

1966年8月24日傍晚，我、王进宝、赖伯年、陈福季等几个同学唯恐被牛贵林为首的红五类红卫兵拦截，决定悄悄从进出人少的西校门出去。当时校内播正播送着红五类的声明，警告狗崽子们在校内规规矩矩，不准到外地串连。值得安慰的是我们非“狗崽”，令人担心的是我们“非红五类”，那杀气腾腾的声音令我们忐忑不安。那时校门口有佩戴红袖章的学生值勤，我们商量如果被拦截就硬冲，谁要阻止我们革命我们就革他的命。但出乎意料我们没遭遇任何阻拦。 车到成都已是(25日)下午，我们住川大数学系宿舍，这里有我高中时的同学王光全(板厂街猪宗厂老板的儿子)。当天晚上，我们的住处很热闹，闻讯来拜访的川大学生很多，其中姜海云呆的时间最长，她仔细听我们讲文革以来北大的故事，对北大工作组被赶走的戏剧性情节尤感兴趣，她就是第二天晚上将要产生的名噪一时的“川大8·26”造反领袖。她个子很矮，身高约1.42米，被谑称为“根号2”。8月26日省委召集部分川大学生在锦江礼堂开大会，想肯定工作组的成绩，稳定川大的局势。从这一点来看，可见当时全国的省委和省政府领导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在北京所有工作组都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障碍物被搬掉了，而他们仍在煞费苦心地保留住工作组。为什么？没有中央的指示和红头文件只能按过去的一套办。我们北京来的学生随川大学生队伍到了会场。省、市委领导在主席台上坐了整整两排，我估计会前经过精心策划，希望用众多领导压场来稳定秩序。大会开始时还安稳，先是省委领导肯定了川大工作组的成绩，接着是川大学生会主席上台讲话，他对工作组的歌功颂德引起了台下起哄。刹那间风云突变，场内响起各种声音，一个声音是叫着这学生会主席的名字，要他“滚下台”，另一个声音是“工作组就是好”，两军对垒，旗鼓相当，叫喊的声音整齐而有节奏。不多久，这种僵持的局面被打破了，川大和北京来蓉的部分学生冲上了主席台，主席团成员及川大保工作组的学生纷纷离场抗议，偌大的锦江礼堂成了反工作组学生的一统天下。人们争着发言表态，扩音话筒在学生手上传来传去。川大学生的发言是谴责工作组压制了川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北京赴蓉的学生或以战斗队名义，或以学校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川大造反派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几乎所有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都有声明或宣言，当时谁也不去深究这些发言人是否有权代表某学校的红卫兵，只听得每一声明或宣言的发表，都引发台下旗帜招展和暴风雨般的掌声。姜海云矮小的身影站到了台上，宣布静坐锦江礼堂，直到省委承认错误、撤走工作组为止。那晚上，锦江礼堂内外人头攒动，旗帜如林，吼声震天。滨江路交通断绝,坐满了赶来声援的川大和其它院校的学生。川大食堂用卡车运来馒头，一直到深夜，礼堂内外的人有增无减，“造反有理”和那首产生于北大的“革命的站过来”的歌声响彻了锦城不夜天。从此诞生了“川大8·26”红卫兵。

大约快天亮时，李大章省长在礼堂小会议室接见了学生代表，代表中有不少北京学生，我因上台宣读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的声明而纳入其中。李大章先生询问了北京的有关情况，大概还说了没接到中央正式文件等话后，会议室开始噪杂起来。我没有起哄，1963年我们乐山考到北京的几个学生，因海河水患滞留成

都期间受到过他的照顾，我对李大章先生心存感恩。”

“有人宣布斗争以胜利告终。学生们从礼堂撤出，在滨江路上列队，然后在市区主要街道上游行。外校来加入游行的学生络绎不绝，我们浩浩荡荡，招摇过市。刚开始喊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以后就变成了“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温度不断升高，火药味越来越浓。到西南局大院前，就喊出了“炮打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等杀气腾腾的口号。在群众运动中，大多数人是被裹胁的。这时人的思想是一片空白，就像一粒细小的沙子随着潮流向前涌动，只要有人领头，必然有无数空白的脑子附和。但我喊“打倒李井泉”是有理由的，我认为三年困难时期四川饿死那么多人他咎无可辞。我认为是他为了表功，不顾四川人民死活，大量往外地调粮，造成尸横遍野。他用四川人民的血染红自己的花翎顶戴。”

这是杨先生1966年8月24日离京的第一次串联的经历！一个活托托的热血青年，其活动能量可见一斑，不可小觑。

而他的第三次离京串联是在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10条公布后1967年5月上旬，四川两派武斗不断升级、伤人死人事伴与日俱增，两派之间大规模的武斗即将暴发。这，让杨先生纠心而深感不能置之度外，于是他在北大组织了“红旗漫卷队”有: 杨邦俊、王震亚、门金柱、陈肇华、孙志武、赖佰年、杨世坤(女)、浦德勤(女、乐山一中高64级学生)、朱兰英(女)。还有一位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女生李小石、是单独一人来到四川，在成都去乐山夾江的火车上加入了杨的队伍，他们全是北大学生～一群国家的精英。出发时是抱定“以马革裹尸的决心，随首都红代会赴川医疗队”于5月9日奔赴四川的。

而5月16日，乐山文革开历史先河，首先爆发了万人级别大规模两派武斗，先是乐山高级中学学生被手拿棍棒几千农民围攻在一座二楼上(我也困在其中)，城里的造反派自发组织起来救援。一路人马从张公桥沿雪地头公路反击前往救援。另一路人马在乐山一中集合后朝高级中学救援时与对立派在牛耳桥十字口形成对垒，这时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杨邦俊叫停了队伍、一人上前呼吁对方谈判、力争和平解决，李小石也勇敢地站出来陪着杨邦俊，有两名工人也随即上前陪伴保护。杨邦俊先介绍了自己首都红代会身份，又向对方宣讲“中央解决四川题的10条”，隔着几道田坎的对方听后一阵起轰，随后以石头回应，杨邦俊在两个工人保护下后撒中忽然听到: “首都红代会的被他们打了！” 的喊声， “回头一看，穿着一身军装的李小石双手抱头倒在一条田埂上，两个农民正用木棍击打她。我一下子急了，从刚犁过的田地上抓起一硬土块就冲过去，一边扔土块，一边声嘶力竭大喊：“老子跟你们拼了！” 那两个工人也挥舞着木棍冲过去，两个农民一看我们来势凶猛，扔下李小石往后撤，这时田野上已是一片混战，棍棒扁担的碰击声，人们的辱骂声和伤者的尖叫、呻吟声不绝于耳。这时门金柱上来接应，我和门驾着小石跌跌撞撞往回跑，两个工人挥舞着木棒断后。公路上停着一辆救护车，挤满了受伤的学生，我们将李小石塞进去，然后挂在车屁股上赶往医院。”

李小石受伤的消息传到家里，她的父亲是国务院的一个副部长，由此得到了周总理的电话，通过周总理的陈秘书把乐山武斗情况转告了总理，不久，陈秘书的来电转告了总理的关心与慰问，并告之: 总理已委托张国华处理此事。并将张国华电话告之杨邦俊等，望直接与张国华联系，并说第二天会有行动。

“第二天，一架飞机两次飞临乐山绕城盘旋，洒下无数传单，一部分飘进了城内，大街两旁黑色的屋瓦上满是白色的纸片。主要是两种传单，一是《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二是《告乐山贫下中农书》，要求农民回到生产队抓革命、促生产，不要进城去干预学生运动。传单鼓舞了城内市民、学生。”

这，足可见杨先生对故乡的一片深情、令人动容！ 这位乐山高级中学学长当年真是一个充满热血、充满正义的青年，更是一条汉子！在当今精致的利己主义盛行下，这样人已很罕见了。 注2.

注1. 参阅【海棠春秋】中卷P425 “岷江落水记”～王新城

注2. 本文中打双引号内容均引自原著【无庸讳言】～作者杨邦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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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7.23

　　【无庸讳言】一书封面。

　　 【无庸讳言】作者杨邦俊先生。

　　 三江汇流之处的乐山古城。

　　 那古老而苍桑的嘉定古城墙。

母校乐山高级中学。

文革中曾一起办过报。

前排左起: 彭文康，熊志强、杨邦杰，游文潮

后排左起: 朱啟渝、郭正枢，黄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