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八闽情

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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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父亲早年投身革命，后加入八路军及在解放区致力于商业工作……

南下入闽

这张欢送阎希同同志的照片是1949年1月拍的。这很可能是我父亲南下前最后留在北方的照片。两个月后，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并于1949年3月南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是1949年为接管新解放区而特别组建的南下干部队伍。最初计划接管苏沪宁地区，后因战略调整，改为进军福建。该支队成员主要来自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总人数约为4000人。

父亲随军南下后，于8月抵达福安赛歧镇，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周。随后，在9月上旬，他来到福安，临时驻扎在洋头。一到福安，父亲便立即与贸易公司的同事，开展业务，主要销售大米和公盐，以支持人民币的发行。

1949年成立的福安贸易公司（畅乙萍为经理）作为地区核心商业枢纽，肩负起宁德、福安等地的物资调配重任。1950年5月，父亲被任命为副经理，主管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时期的商品流通，保障闽东革命老区物资供给，充实对台前沿战备物资库，推动土特产外销以创汇。

商业战线

父亲在福建的前十几年，始终深耕于商业系统。彼时的我尚年幼，只模糊记得父母亲总是忙碌，无暇顾及我们，家中大小事务皆由保姆打理。父亲的生活似乎只剩下上班与出差，儿时的我，经常看到他晚上都要去上班工作。

中国百货公司福建省公司于1952年诞生。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壮丽启航，百货系统承载着统筹全省工业品供应的重任。是年，父亲荣耀受命，担任副经理一职，主管商品调配，这在计划经济初露曙光的时代，无疑是肩负重任的关键角色，此辉煌历程被《中国商业史》所铭记。

1955年8月，正值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际，父亲被任命为福建省商业厅计划处处长。在这个重要岗位上，他主持编制全省城乡物资平衡计划，肩负着特殊历史时期的使命。

当时福建侨汇占全国28%，父亲特别注重华侨特种商品供应工作，亲自参与专项计划的制定。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负责部分军供物资调配，在特殊时期保障了军民供给。1956年6月，福建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圆满完成，父亲的团队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那些精心绘制的物资调拨方案、反复核算的供应数据，都凝聚着他们服务经济建设的热忱。

1960年中共中央酝酿'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期间（注：该方针于1961年1月正式公布）在此背景下，是年9月父亲被任命为福建省商业厅副厅长。彼时，福建前线战云密布，他不仅要统筹民生物资，确保百姓生活无忧，还要兼顾战备供应，为前线战士提供坚实的后盾。

这2张照片，也许是65年以前父亲最后一次在省内出差时途中拍的。

文革期间

文化革命浪潮初起，父亲便遭到了权力的边缘化，丧失了工作的权力。他屡次被造反派强行带走，参与批斗游街的行列，归家后还需撰写自我检讨。当时的我已是初中生，常于机关大院中协助父亲，抄写那些批判他的大字报。回家后，我会将他的检讨抄录成大字报，并随他一同前往大院张贴。不久后父亲被拘禁于商校，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学习。直至1969年的那个初春，我下乡插队，始终未能与他相见。

从那些检查中，我能够深刻感受到文化革命对他冲击的巨大力量。他忠诚地执行了十七年的党的方针政策，却不得不说是在执行修正主义的一套。他要违心地全盘否定自己过去十七年的工作成果，检讨书写得越凄惨，似乎才能得到革命群众的谅解。这无疑是对他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残酷与无情。

下放南平

1969年7月，父亲被下放至南平饮服公司下属的“北方饭店”进行劳动改造。这家小饭店成了他的改造场所，此事在这仅有县城一般的南平迅速传开，吸引众人前来围观厅长如何扫地、端盘、包馄饨。父亲认为此次改造十分必要，他甚至钦佩能一次端4盘菜的师傅，而他自己仅能端2盘。

那天我从农村来看他，还没踏入饭店的大门，就远远地看到了他在门口包馄饨的背影。那是一种对生活的执着和坚韧，是我无比熟悉的背影。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眶。当我走近他时，他看到我，立刻向周围的职工介绍我是他的儿子，那个在农村插队的儿子。

他看着我，眼中充满了关切和欣慰。“你瘦了，但结实了。”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深深的父爱。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他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到我，而今的他已经老了许多。

当晚我和他住在饭店小阁楼，他在饭店的宿舍，听着他讲述着他在饭店的点点滴滴。第二天早上，天还没完全亮起，我就听到他在饭店里打扫卫生的声音。那时饭店还未开门，但他的身影已经在忙碌着，为的是给每一位客人提供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在南平“北方饭店”进行劳动改造的父亲。他虽然不再拥有厅长的身份和地位，但他却用行动,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证明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劳动的尊重。

那年12月，父亲终于得以“解放”，被安排至南平市百货公司革委会，担任副主任一职。岁末之际，我们全家迁居南平，母亲亦被分配至此工作（小妹的回忆：1969年的深秋一天老爸从南平回来搬家，全家随老爸下放南平。我们在家等老爸等了一天，一直到深夜还没有到家。我实在坚持不下去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听到老妈与老爸说话，我们的商业厅院子大门关了，敲门没人开，老爸是爬门进来的……）。春节期间，父亲携全家前往照相馆，圆了我们多年未竟的全家福之梦。

文革时期，父亲的遭遇与许多老同志相比，竟可称得上"幸运"。我们家的境况，较之那些在十年浩劫中支离破碎、骨肉分离的家庭，也算得上是"劫后余生"了。

1972年3月父亲接省革委会通知，到省委党校学习，半年后他从党校学习结束，被安排回省商业局。72年商业厅与外贸，粮食，供销等几个厅合在一起叫商业局革命委员会，父亲那时是核心组成员，主任很象是军管会的王卓亭。

改革开放

1973年至1985年间，正是四人帮的倒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家经济百废待兴，福建的商业画卷悄然掀开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序幕，那是一段充满变革与希望的时光。

在计划经济依然牢固的1973至1978年间，福建的商业世界宛如一台精密而陈旧的机器，缓缓运转。国营商业，它遵循着统购统销的古老法则，如同时间的见证者，静静守候在街角，售卖着凭票证供应的各类物资。

1979年，改革的春风终于吹拂到了这片土地，福建成为了对外开放的先头兵，商业系统仿佛被解绑的野马，开始肆意奔跑。个体工商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83年，全省的个体工商户数已达到了惊人的11.6万户。商品流通的改革，更是如火如荼。票证，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象征，退出历史舞台，如同一声号角，宣告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农贸市场，迅速成为了典范，个体经营者的身影在这里穿梭，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书写着商业的新篇章。

国营商业企业已不再是昔日的“一统江山”。对于国营商业企业的改革，父亲有其见解。他在下放南平“北方饭店”期间，留下的工作笔记，反映了当时饭店的经营困境：年收入虽仅有8000元，但员工24人要负担多达48人费用，出工不出力，吃、拿、带等现象屡见不鲜，年终甚至会亏本几百元。面对这种局面，当时的他只能是束手无策。而如今这种局面需要改革，父亲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家小小的饭店所面临的问题，而是众多国营商业企业亟待解决的难题。

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让国营商业企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在那个时代，作为商业系统的干部，见证了国营商店经营责任制的试点，在价格双轨制的背景下，调配着计划内外的商品。而当父亲即将退休时，又恰逢商业部下发《关于城市商业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的关键节点，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他成为了福建商业变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那段时光，侨资的影响在福建尤为显著，福州华联商厦等侨建项目如同璀璨的明珠，点缀在商业的版图上。而对台小额贸易的悄然复苏，更是为福建的商业世界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这些变革，如同基石，为1990年代福建民营商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荣离休

1982年，中国的政治天空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干部退休制度迎来了革新。中央一纸《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犹如春风化雨，宣告了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终结。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体力行，引领大批老干部步入离休之列，为年轻一代干部腾出舞台。

在这片变革的浪潮中，老干部成为了时代的注脚。他们大多年逾花甲，被时代轻轻推至幕后，将接力棒传递给“第三梯队”的年轻才俊。尽管职务不再，但他们的政治荣誉与待遇依旧熠熠生辉，如同夕阳下的余晖，温暖而持久。他们的离去，如同落叶归根，预示着新老交替的必然。

离休证上的“为人民服务”字样，不仅是他们政治忠诚的见证，更是他们革命岁月的勋章。与普通退休工人的微薄收入相比，离休干部的待遇无疑彰显了时代的印记与等级的余韵。

1984年12月，当无数老干部缓缓合上离休的大门，他们带走的是一段历史，留下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变幻。我的父亲，便是这群体中的一员。他见证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华丽转身，而那些泛黄的离休证、工资条与职务文件，则成了那段光辉岁月的珍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