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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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电影《南京照相馆》

王侠

做为一名写作者，必须要有强烈的民族脊梁与民族感情，对好的进行赞美，对恶行进行批判！

电影院里，当银幕亮起《南京照相馆》的片头，观众首先遭遇的不是剧情，而是一面被历史暴力击碎的镜子。日本侵略者的刺刀划开的不只是中国平民百姓的胸膛，更是人类文明的表皮。影片以一家照相馆为叙事核心，将“拍照”这一看似温和的行为转化为对帝国主义最尖锐的指控：侵略者用相机记录暴行，如同用手术刀切割记忆。当镜头对准被捆绑的一个个平民、被焚烧的街道、被枪杀的俘虏，摄影机的双重性暴露无遗——它既是施暴者的帮凶（作为殖民者“胜利”的证明），又成为幸存者的伤口（作为后人必须凝视的罪证）。这种自我撕裂的影像语言，打破了传统战争片的“英雄叙事”，让观众从“观看”的舒适区坠入“见证”的伦理深渊：我们看到，银幕上的每一帧画面，都是真实历史的尸骸。

影片中，南京照相馆原是城市现代性的象征——玻璃橱窗里的德国相机、墙上挂着的肖像、学徒精心调配的显影液，共同构成一个关于“进步”的温柔寓言。然而当侵略者的皮靴踏碎橱窗，这个空间瞬间异化为屠宰场的候宰区：日军强迫中国摄影师为他们与砍下的头颅合影，将显影液倒入水井污染整个街区的饮水系统，用照相馆的幕布包裹被奸杀的妇女尸体。这种从“现代性”到“野蛮性”的骤变，撕破了帝国主义长期伪装的文明面纱。更具隐喻性的是，侵略者要求摄影师“把照片拍清楚些”——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暴行的记录，更是可供复制的恐怖模板。这种对影像的贪婪，揭示了殖民暴力的本质：它不仅是肉体的消灭，更是殖民统治，也从中看到了当时的中国处于一盘散沙。

影片最刺痛人心的，并非屠杀本身的惨烈（尽管对砍头竞赛、万人坑等场景的复现已逼近观众承受极限），而是结尾处字幕打出的“日本政府至今未就南京大屠杀正式道歉”。当银幕渐暗，观众席的啜泣与愤怒并未随着片尾曲消散，反而凝固为一种集体创伤的当代回响。这种回响指向一个残酷事实：1937年的刺刀在2025年仍在滴血——靖国神社的参拜、历史教科书的篡改、右翼政客对“南京事件”的否认，构成了对受害者的二次屠杀。影片通过平行蒙太奇，将1937年照相馆学徒偷偷藏起的胶卷，与2025年东京某出版社试图销毁的史料档案并置，揭示出帝国主义暴行如何通过时间的绵延获得新的生命形态：从物理毁灭升级为记忆谋杀。在此意义上，《南京照相馆》不仅是对过去的控诉，更是对当下的紧急干预——它用影像搭建了一座跨越88年的精神法庭，要求每个观众成为缺席已久的陪审员。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影片给出了独特的抵抗策略：让影像自身成为“复仇者”。那些被藏起的胶卷在2025年被冲洗出来，颗粒粗糙的黑白照片里，日军士兵的笑容与被砍头颅的凝固表情形成刺目的对照。当这些影像通过社交媒体传遍全球，右翼分子“照片系伪造”的狡辩在技术的铁证前溃败。这里显现的，是数字时代记忆政治的新维度：胶片作为“不可篡改的物证”，打破了修正主义者“没有直接证据”的诡辩。更深刻的是，影片让照相馆学徒的后人（一位当代摄影师）用3D扫描技术复原了被烧毁的照相馆空间，当虚拟影像中浮现出曾祖母当年藏胶卷的暗格时，历史的时间壁垒被科技击穿。这种“影像的复仇”不是简单的以牙还牙，而是通过恢复被压抑的记忆，重构了历史认知的伦理坐标——它证明：任何试图抹杀暴行的努力，终将在影像的增殖中反噬自身。

与某些“超越仇恨”的叙事不同，《南京照相馆》刻意保持了一种“不愈合”的美学。影片拒绝用“日本人的忏悔”或“中日友好”的温情结局稀释罪恶，反而让最后一幕定格在一张未完成的照片：被烧毁的照相馆废墟上，一株野蔷薇从碎砖缝里钻出，枝头挂着半张残存的底片，隐约可见一个被刺刀挑起的中国婴儿的轮廓。这种“带刺的玫瑰”意象，成为对帝国主义最诗意的诅咒——它意味着记忆必须保持疼痛，因为疼痛是抵抗遗忘的唯一抗体。当镜头缓缓拉远，观众意识到：我们既是那株蔷薇（在暴行废墟上顽强生长的记忆），那张残缺的底片（永远无法复原的创伤）。这种双重身份，构成了影片对观众最严厉的道德律令：我们可以活下去，但必须不能忘记多年前的日本大规模侵略，必须看清一盘散沙将永远的会被人欺辱。

影片的深刻性在于，它从未将南京大屠杀简化为中国与日本的双边历史债务。通过闪回镜头，我们看到照相馆橱窗曾贴过“柯达胶片全球同步上市”的广告——这暗示着，日本在南京的暴行，不过是西方现代性暴力逻辑的东亚变奏。当摄影师用美国相机记录下日军的兽行时，技术本身的中立性被彻底消解：柯达的化学药剂、徕卡的精密镜头、富士的相纸，共同构成了殖民暴力的技术链条。在此意义上，南京的废墟不仅是中国的伤口，更是整个现代文明的溃疡。影片最终指向一个令人战栗的结论：只要以“进步”为名的扩张主义逻辑未被清算，从南京到巴勒斯坦、从卢旺达到伊拉克的记忆废墟就会持续增殖。照相馆的灰烬，因此成为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道德废墟。

当灯光亮起，观众带着红肿的眼睛走出影院，手中却多了一张电影特制的“记忆底片”——那其实是印有二维码的卡片，扫描后会链接到一个南京大屠杀史料数据库。这个设计让电影的控诉从银幕延伸到现实：每个观众都被转化为记忆的守墓人。正如影片中老摄影师的遗言：“照片会褪色，但底片上的银盐记得一切。”《南京照相馆》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用影像证明了：真正的审判不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而在每个普通人凝视历史时的瞳孔里。当我们拒绝让多年前的血流成河变成教科书里轻描淡写的“事件”，当我们坚持让未道歉的暴行继续刺痛当下的神经，我们就在以记忆为武器，对帝国主义进行着一场没有终点的游击战。在这场战争中——幸存者的唯一尊严，就是要永不停止讲述其恶行，而且实实在在的证明，一盘散沙会时时刻刻都会被人欺辱与奴役的！这些，我们必须永远牢记！

王侠，北京老三届知青，“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西安市未央区作家协会会员，山东鲁南作家编辑部特约作家，悠逸沙龙读书会会员。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陕西日报》等百家报刋及“中华魂网”“人民日报（人民号）”等网络平台刊登过各类文章数十万字。曾经荣获“中国知青作家杯”一等奖；荣获中华魂网“我的延安情”征文二等奖；曾被央视“夕阳红”栏目特邀海南三亚旅游并拍片两集《我最想见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