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抢

牛牛（何学飞）

　　在我的记忆中，农村最辛苦的活莫过于“双抢”了，要把早稻抢收回来，把晚稻抢插下去，都要与时间赛跑。不但劳动任务重，劳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前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还是在一年最炎热的夏季。

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的时候，生产队为了加快“双抢”的进度，男女老少，只要有劳动能力都要求参加双抢；每一项农活都有定额标准：收割一亩早稻多少工分，犁一亩田多少工分，插一亩秧多少工分，……。因为实行多劳多得，社员一般会按自愿原则组合，身强力壮的男劳力和手脚比较快的女劳力会组合成几个小组收割早稻；插秧比较快的几个女劳力、年龄相当的几个小孩会分别组合在一起插秧；犁田这活有一些技术成分，每年总是那几个会用牛的人干；没有人愿意组合的老弱病残和那些比较懒散的人，就只有家人带着他们干或单干了。

因为我年龄太小，干不了重体力活，扮禾、插田都没有人愿意和我组队，只好跟着妈妈学插秧（刚开始学插秧的时候，不是插稀了，就是插密了；不是插多了，就是插少了；不是插深了，就是插浅了。从不会插秧，到插得慢且不好，到插到又快又好，期间不知经过了多少磨练）。每天，天还没有亮，就起床扯秧，早上至少要把上午插的秧苗全部扯好才能回家吃早饭，要不然上午扯秧、插秧来回折腾，工效会大打折扣。上午要把早上扯的秧苗全部插完之后才能回家吃午饭。中午太阳火辣，田里的水发烫，可以稍微休息一会。下午开工的时候也要先扯好下午要插的秧苗。因为温度太高，当天扯下来的秧苗如果没有插完，到第二天就烧坏了，这种烧坏了的秧苗再插下去，会影响秧苗的成活率和后期的生长，最终会严重影响产量。所以当天扯下来的秧苗即使插到天黑，也必须插完。每天从早到晚，要干上15到16个小时，弯腰，弓背，面朝水田背朝天，两手忙个不停，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了。

从十二、三岁开始，终于可以开始自己“拉队伍”了，连续好几年，我和三、四位年龄相仿、插秧又快又好的男孩子组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插秧小分队。记得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个小朋友一起插秧时和两位女同志产生了矛盾：生产队的田有的泥巴烂一些，有的硬一些，大家都愿意插泥巴烂一些的田。我们三个小朋友和两位女同志各自在插着一丘田的同时，都看上了另外一丘泥巴比较烂一点的田，我先在那丘田里放了两只秧，意思是我们把这丘田定下来（这也是当时习惯的做法），等插完正在插的那丘田后接着就插定下来的这丘田。那两位女同志不干了，来找我们三个小孩的麻烦，双方在田里为此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肯让步。父亲对我们姊妹的家教一向非常严格，只要我们在外面与人发生纠纷，不管道理在哪一方，总是先责备自己的孩子。这次也一样，父亲知道后，手上正拿着一个扒柴用的“扒子”，顺手就给了我一扒子把。母亲知道了，认为父亲打得不应该，又和父亲发生了争执。虽然那两位女同志不依不饶，这丘田最终还是没有让给她们。

1976年的双抢时节，那天父亲、母亲、大妹、二妹和我，天还没有亮就下田出工搞双抢去了，留下当时还不到八岁的三妹 在家里做饭，并照顾她下面的两个最小的妹妹（三妹的身高当时比家里的灶还要矮一截，家里煮饭要把米汤沥出来，沥米汤的时候，要在灶上放一个盆子，盆子上面再放一个沥箕。因此，三妹煮饭沥米汤的时候，脚下总要放一个高高的板凳。现在想起来都后怕，不到八岁的孩子，万一脚下没有踩稳，被烧得滚开的米汤烫伤那怎么得了）。等我们回家吃早饭的时候，饭已经做好，可三妹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头趴在一个稍高一点的板凳上，已经昏睡不醒，母亲摸摸她的额头，滚烫滚烫。看到这个状态，父亲、母亲抱着妹妹就往公社的卫生院跑。送到卫生院以后，碰到了一位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我们全家一辈子都感激的好医生，她很快诊断妹妹是患上了“急性乙型脑膜炎”。半个月里，妹妹超过40度的体温不退，一直没有醒过来。家里经济条件十分困难，没钱治疗，怕花了钱，救不了命，好几次都想放弃治疗。那位医生坚决不同意，她说“我不能见死不救”。在那位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半个月以后，妹妹的高烧终于慢慢退下去了，慢慢开始有意识了，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终于转危为安，出院了。那些日子，母亲二十四小时陪在妹妹身边，父亲不是在筹钱，就是陪妈妈守在医院。家里就我和四个妹妹，大妹不到十三岁，小妹还只有一岁多。我和大妹、二妹除了要到生产队插秧，把生产队分给我们家的好几亩田的稻草从水田里挑到家门口的小山坡、地坪里，天天翻晒外，还要照顾两个小妹。从家里到公社卫生院三公里路程，每天早、中、晚三次我要往医院来回跑，不放心妹妹的病情，向父母汇报家里的情况。今天回忆起那段日子，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1980年，在我读大学的第二年，生产队解散了，队里的田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我们家七个农村户口，每人七分多田，全家分到了五亩多田。每年放暑假的“双抢”，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对于我来说更是一个难过而又不得不过的“坎”。家里的男劳力就父亲和我，那时候，妹妹们的年纪也都还小，毫无疑问，我就成了家里最主要的劳动力了。

原来的生产队搞“双抢”，人多，分工可以比较细，有的人抢收早稻，有的人抢插晚稻，很多事可以同时展开。田分到自己家里以后，要是没有人来帮忙的话，所有的活都得父母、妹妹和我几个人来完成。收早稻的时候，一家人割完一丘田的禾，我和父亲得把超过二百斤重的打稻机从家里抬到田里，抬前面要承受打稻机更多的重量，抬后面整个一个头罩在打稻机桶子里面，不见天日，窄窄的打稻机木桶边缘会在肩上压出一道深深的痕，走不了多远，就会很痛。打稻机一启动，全家人就得分工合作来“伺候”这台打稻机。最费体力的踩打稻机和挑谷，理所当然，这主要是我和父亲的任务，递禾、出谷等是妹妹们和母亲的事，还要留一个人在家里晒谷、做饭。站在打稻机上，脚踩踏板，手拿禾把子，手和脚、人和打稻机、踩踏板的两个人之间踩的频率和力度、踩踏板的人和递禾把子的人，都得密切配合，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早到晚，整个身上从上到下没有一根干纱。

记得这年双抢正忙得火热的时候，一家人正在田里收割早稻，约莫上午10：00来钟，一位高中同学来家里邀我去看另一位同学，原本以为耽误不了太多的时间，出去一会儿就会回来。结果，尽管心里一直放心不下在田里辛勤劳作的父母和妹妹，但又不好拂了那位同学的面子，直到天黑，才送走了那位同学。致使大半天的双抢我没有参加。这件事，几十年来，一直让我心存愧疚。也是从那次起，我每次回家，再也没有到同学家串过一次门。

名为打稻机，实则全靠人力来驱动。踩打稻机是一项劳动强度极大的活，为了保持打稻机必要的运转速度和惯性，双脚要几乎不停歇地轮流在打稻机的踏板上上下采动，从早到晚，除了早餐、中餐和上下午各有一次短暂的歇息时间外，中间不能让打稻机有片刻的停顿。为了方便拿禾把子，每隔约莫十米，就要拖动一次打稻机。当打稻机桶里的谷不太多的时候，拖起来，还不太吃力；等到打稻机桶子里的谷越来越多了以后，重量增加，深深地陷在泥浆里，我和父亲在前面拖，母亲和妹妹门在后面推，全家人使上吃奶的劲才能勉强拖动，直到把桶里地谷“出”到事先准备好地箩筐里，拖动打稻机才又会容易一些，如此循环往复。拖动打稻机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依靠其惯性转动的打稻机就会停止，重新启动不但费力，更重要的是耽误时间。当时最小地妹妹还只有六岁，也要来给我们递禾把子。田里泥巴的深度与她的腿长差不多，几乎半个身子陷在泥里，每走一步都是那样费力，从来没有听到她叫过一声苦。好不容易熬到吃早饭、午饭、下午收工和上、下午歇息的时间，和父亲一起，必须来回好几次，把两百斤左右一担的谷子从齐膝深的水田里一步一步挑上岸，再从一尺来宽的田埂上挑回家。一天到晚没有片刻真正的休息：早餐的时候，要把前一天收回来，还没有晒干的谷子在晒谷场摊开；中午是太阳最火辣的时候，为了趁晴天尽快把谷子晒干，要好几次到滚烫的晒谷坪里给刚挑回来的谷子出屑，并翻动那些已经出屑、还没有晒干的谷子；晚上收工时，通常不是对晒得半干的谷子拢堆，就是对那些已经晒干的谷子最后一次出屑，进仓。其他时间，只要一有空，不是在田里把刚打完谷子、湿漉漉的稻草拖到田埂上，挑到山坡上，就是在对这些稻草的翻晒中。这些稻草可是一年中主要的燃料和牛一个冬天主要的草料。晴天还好，遇上下雨，收谷、收草，一家人像打仗一样。要是连续几天下雨，辛辛苦苦一季的粮食十有八九就烧坏了，发芽了，稻草也会腐烂。

收割完早稻，请人把田犁好以后（像大多数人家一样，家里没有牛，这项活一般都是雇有牛的人家的牛和人来完成），得赶紧把晚稻抢插下去。比起收早稻来，这项活虽然也很辛苦，但毕竟没有那么大的劳动强度，相比之下，要轻松不少。等自家的晚稻插完，只要哪位亲人家的双抢还没有完成，母亲又会派我和妹妹去帮忙。

参加工作后，我终于能或多或少给家里经济上一些支持，心里想着“双抢”这样的重体力活，父母能花几个钱请几个帮工，稍微减轻一些家人的辛劳，当然自己也可以逃过这要命的“一劫”，但穷怕了的父母哪里肯花这个钱，依然亲历亲为。不忍心看着父母、妹妹们依旧过度地劳作，于是我还是被“逼上梁山”，只好“出钱出力”，参加每一年的“双抢”。每年从头到尾搞完一个星期到十天一季“双抢”，总免不了脱一层皮。直到一九九五年，随着妹妹们相继长大成家，家里的责任田一天天减少，能回家帮忙的人越来越多。我这才得以开始慢慢淡出“江湖”。

至今让我感到愧疚的是对伏姨妈一家：看到我们家没有劳动力，从我上大学开始的很多年里，姨父年年把自己家的活放在一边，带着几个儿子，先来帮我们家搞双抢。对这份恩情我始终不敢忘怀，总想找机会报答。在上学的时候，想等毕业参加工作以后，一定要找机会，哪怕把一个表兄或表弟带到城里来做个临时工，能赚点钱；等我参加工作以后，作为一个普通老师，发现根本做不到，心想等哪一天有了一官半职的时候，总该有这个能力了吧；等到自己真正有了“一官半职”了以后，发现自己还是没有那个能力，好像很多双眼睛时时都在盯着我，如果我以权谋私，不以身作则，何以把工作搞好，何以服众？！如今我都已经退休四年了，这份恩情我还是没有报答，恐怕这一辈子也无法报答。

后来，老家的打稻机装上了电动机，相较用脚踩，轻松了不少；后来，农村看不到耕牛了，取而代之的是“铁牛”；再后来，收割机、插秧机、风干机各种机械出现了；到今天打农药、施肥用上了无人机，无人驾驶的智能收割机、插秧机、播种机等各种机械正在把农民从过去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好像当年人人都“谈虎色变”的“双抢”这个词，今天也很少听到人们再提起，不做解释，恐怕年轻的一代都不知道它的意思了。

到今年，虽然整整三十年没有回老家参加一个完整的双抢了，虽然这些年我从来也没有远离农活，但每每想起当年参加双抢的情景，依然心有余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