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味

清淡若水

夏日的傍晚，我沿着田埂慢慢地走。晚风里飘来一阵刺鼻的药味，几位乡邻正背着喷雾器，在花生和玉米田间来回穿梭。他们趁着日头西沉，凉气初上，要给那些青苗儿打药。这熟悉的气味让我停下脚步，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漫过脚背时，竟带着二十年前井水的凉意。

二十年前的药味要浓得多。那时家里种了十来亩花生，每到入伏时节，打药便成了头等大事。母亲会提前三天就让我守着看天气预报。“记得七点半，看中央一台天气预报。”她总是这样叮嘱，眼睛却不离手中那页薄薄的农药说明书。那台老式电视机闪着雪花，预报的序曲一响，全家人都屏息凝神。有时信号突然中断，父亲会猛地拍一下机壳，雪花点里便又钻出播音员清晰的声线，报出“晴”、“多云”或“阴”的瞬间，母亲捏着衣角的手才缓缓松开。

母亲总是眯着眼看完说明书，农药袋子被她小心翼翼地撕开，一股刺鼻的药味在院子里弥漫开来，混着晾衣绳上刚晒好的皂角香，成了那年头夏天独有的气息。“这个药要先兑成母液，”她的手指在说明书上缓缓移动，“你看，这里写着要二次稀释。”院外树上的知了叫得正欢，声浪撞在屋檐上，又簌簌落进她摊开的说明书里。

父亲在院子里检修喷雾器。那台老式手压喷雾器用了十几年，铁制的压杆经年累月地使用，通体磨出一层幽光。他粗糙的手指抚过每一个接口，皮管老化的地方用胶布缠出螺旋状的花纹，喷嘴堵了就噙在嘴里呵气，再用缝衣针耐心地通。临出门前，他总会让母亲递给他根缝衣针，别在白的确良衫第二颗纽扣上，针尖朝上，说这样堵了能随时掏，省得耽误功夫。母亲也会照样别一根，针尾还缠着半截红丝线，是去年做棉袄时剩下的。

下午四点多，日头偏西，我们便往地里运水。平板车上的塑料桶晃晃荡荡，溅出的水花打湿了我的凉鞋，父亲拉车的背影在土路上投得很长，白的确良衫后背湿了一大片，贴在身上。母亲跟在车后，时不时扶一把摇晃的桶，裤脚扫过路边的狗尾草，惊起几只蹦跳的蚂蚱。

“兑错了药，一季庄稼就完了。”母亲说这话时，汗水顺着她的皱纹流淌，在下巴汇成一条细线，滴进配药的水桶里，漾开细小的涟漪。父亲背着装满药水的喷雾器，带子勒进肩膀的瞬间，我看见他咧了一下嘴，转身走进花生地时，背影挺得笔直。压杆起落的声音在田野里回荡，“吱呀——吱呀——”，和着远处的蝉鸣，像支循环播放的旧调子。药雾在阳光下形成薄雾，沾在父亲汗湿的发梢，亮晶晶的，像落了层碎星。忽然喷头一堵，父亲便腾出一只手摘下衣襟上的针，眯着眼往喷嘴里捅，针尾的药渍蹭在颧骨上，他也顾不上擦，通畅的瞬间，药雾重新散开，惊飞了停在叶尖的蜻蜓。

三个喷雾器轮换着用，我蹲在地头不停地配药，胳膊很快就酸得抬不起来了。

父亲的后背早已湿透，衬衫紧贴嶙峋的脊梁，一节节凸起的骨节，如同被犁铧翻出的、在烈日下曝晒的坚硬土块。母亲走路已有些打晃，手上压杆的起落却依然稳当。偶有针从衣襟滑落，她俯身去拾，后腰便深深弯折下去，绷成一个沉默的问号，背上的药桶随之轻晃，仿佛那沉坠的不是药水，而是整个黄昏的分量。

日头西沉时，我们终于打完了最后一块地。收拾器具时，我发现父亲的肩膀已经血肉模糊，喷雾器背带的印子深深嵌进皮肉里，渗着血丝的地方沾了些草屑。母亲的手指被药水泡得发白起皱，可那根红丝线缠着的针，依旧在衣襟上闪着微光。父亲的白衬衫染上了红绿各种颜色，每走一步都散发着浓重的药味，惊飞了路边老槐树上栖息的麻雀。母亲扶着腰走在后面，她的裤腿上沾满了泥浆和药渍，夕阳把她的影子叠在父亲的影子上，像两株相互倚靠、在晚风里歇息的庄稼。

如今，当我闻到似曾相识的药味，那些画面就会清晰地浮现：母亲那压折的腰，父亲肩上的血痕，还有他们衣襟上别着的、闪着微光的针岁月蚀刻的深痕，更是父母以嶙峋脊骨与弯折腰身，在土地上镌刻下的、浸透药汁的生存印记。

晚风又起，带着药香掠过田埂，我忽然明白，有些味道从不会真正消散，它们会钻进时光的褶皱里，在某个相似的傍晚，悄悄漫过心河，那些深埋的思念，开出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