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护者的“坚守”史诗——关于常书鸿自传、段文杰回忆录和樊锦诗自述等三本传记的读书笔记

谷振国

　　最近连续阅读了三本与敦煌有关的人物传记，分别是《常书鸿自传：愿为敦煌燃此生》、《段文杰回忆录：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和《樊锦诗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从1942年常书鸿开始筹备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到2015年樊锦诗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这三位接续管理敦煌长达73年，常书鸿更是管理敦煌长达38年。这三本书以自传特有的真实，铺展着三段跨越世纪的生命轨迹：常书鸿于荒芜中筑基，他的文字带着画家的浪漫与苍凉，字里行间总飘着巴黎画室与敦煌风沙的碰撞；段文杰用画笔对抗流逝，他的叙述像他笔下的壁画线条，严谨得没有一丝多余，却藏着滚烫的执着；樊锦诗以创新守护传承，她的语言则如她守护的石窟，既有学者的理性，又透着江南女子的温润。三位敦煌守护者的故事，让“坚守”二字在不同时代的风沙里，长出了不同的模样。

　　常书鸿：战乱年代的“拓荒者”，用血肉之躯为敦煌筑基

《常书鸿自传：愿为敦煌燃此生》中，最刺目的是理想落地时的碎光。1936年巴黎塞纳河畔旧书摊，当这位西装革履的画家撞见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发现是1907年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室中拍摄来的时，那些流淌着盛唐气韵的线条，像一道闪电劈中了他——“原来祖国还有这样的瑰宝，在荒漠里无人问津。”这对于言必称希腊罗马、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的他来说，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惭愧之极！

彼时他刚在巴黎画坛崭露头角，妻子陈芝秀是江南闺秀，两人在蒙帕纳斯区的画室里，连阳光都带着油画般的暖色调。但他合上画册时，在默默思忖着：对待祖国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实在是数典忘祖，自顾形惭。他决定离开巴黎，正如书中所述：“等待着我离开巴黎行止的显然不是塔希提，而是蕴藏着千数百年敦煌民族艺术的宝库”。

但是，1943年的莫高窟，给了他一记冰冷的耳光。“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毁损的厄运。”他在书中写下初到时的震撼，字里带着画家对美的痛惜。更难熬的是生存的钝痛：生活条件艰苦，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度日，债台高筑。更可怕的是远离社会孤独和寂寞。周围40公里荒无人烟，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没有文体娱乐，没有亲人团聚和天伦之乐。妻子陈芝秀也承受不住了，终于以去兰州看病为由，抛弃了他和两个孩子。爱人走了，他却把家安在了莫高窟。他在书中写到：“为了使它不再毁损，我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敦煌石窟的保存和研究而努力奋斗，绝不让这举世之宝再遭受灾。”他这一坚守就是38年，直到1982年78岁时转任北京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才离开敦煌工作一线。

这位拓荒者的伟大，正在于他把个人的撕裂与疼痛，都化作了敦煌最坚实的地基。

　　段文杰：和平年代的“临摹者”，以画笔与时光拔河

《段文杰回忆录：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的字里行间，总飘着矿物颜料的气息。段文杰的叙述像他临摹的壁画线条，精准、克制，却藏着惊人的执拗。1944年，段文杰从“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中看到了“敦煌无疑是一个中华民族传统造型艺术的巨大宝库”，由此有了“从学校毕业后一定要到敦煌去一趟。”几经周折，于1946年在兰州跟随常书鸿来到了敦煌。“我真好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精神上饱餐了一顿”后，也不由得发出感慨：“这样巨大的民族艺术宝库，能保存至今，实为不易。我们后人应当很好地加以保护，不能让它再支离破碎了，不能再让它损毁失散了。”，就是这样，段文杰保护了敦煌一辈子，成为生命的全部。

他的坚守，是一场与时间的持久战。临摹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用画笔“复活”历史。为了看清壁画上模糊的缠枝纹，在尚没有电灯的年代里，他用镜子在洞外把阳光反射到洞子里的白纸板上来增加亮度，但，这要随太阳的脚步移动镜子，以适应阳光的折射角度，在架子上下爬来爬去，艰难可想而知。

58年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段文杰也遭受了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被抄家，被下放去喂猪放羊、打扫厕所，不断挨批斗，妻子龙时英挺不住了，得了幻听症。就是在这样情况下，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命运，而是莫高窟这座艺术宝库的命运。不断用周总理的“四旧可以批，但文化遗产不能破坏，要保护”来抵挡红卫兵的破坏，最终，在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中，敦煌莫高窟奇迹般的得以完好无损保护下来了。

这位用画笔战斗的守护者，60年临摹了200多幅壁画。他的文字里从不说“坚守”，只说“习惯了”——习惯了洞窟里的阴冷，习惯了颜料的气味，习惯了与壁画“对话”。可正是这份“习惯”，让千年壁画在时光的冲刷中，有了不会褪色的备份。

　　樊锦诗：转型时代的“创新者”，让敦煌与世界对话

《樊锦诗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里，能读到一个女性学者的柔软与坚硬。1963年的樊锦诗，还是北大考古系那个梳着麻花辫的姑娘，抱着“去看看”的想法来到敦煌，却在石窟里一待就是52年。她的文字里藏着许多“对不起”：对不起儿子，“他长到14岁，我陪在他身边的日子加起来不到一年”；对不起丈夫，“彭金章从武汉调来敦煌时，头发都白了”。可这些“对不起”的背面，是对敦煌的“不能对不起”。

她的坚守，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桥。2016年，我第一次去敦煌旅游时，曾被游客中心建筑物的设计艺术和整套规范的旅游管理体系所感动：参观石窟前，必须观赏两部每部长达20分钟的影片，把莫高窟的历史与艺术讲得透彻，星空般的球幕效果令人震撼；预约售票、分组进洞，保证游客听导游解说的效果等各种机制，那时只觉得“管理得真好”，读了她的自传才知道，这份“好”背后，是她带着团队与时俱进，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努力争取的心血。

上世纪80年代，游客越来越多，洞窟里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升高，壁画开始加速褪色。面对地方政府强烈要求将敦煌交到地方旅游局管理，再由旅游局交给企业开发的规划设想，樊锦诗夜里睡不着，“人的一生能做的事情本来就很有限，怎么能光盯着钱，光盯着自己的官位？怎么能干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的事情？”1998年，她在电脑前敲下“数字敦煌”四个字时，很多人摇头：“老祖宗的东西，弄成数字的还有啥意思？”她却带着团队一头扎了进去——给每一幅壁画拍300多张高清照片，用计算机拼接成完整图像，连壁画上0.1毫米的裂缝都清晰可见。

当屏幕上跳出莫高窟第323窟的全景，斑驳的壁画在数字技术下重新焕发光彩。樊锦诗盯着屏幕看了很久，鬓角的白发在屏幕反光里格外清晰。她在书中写：“那一刻，我好像看到千年前的画工们站在我身后，对着我笑。”如今“数字敦煌”网站已有上亿人次访问，那些曾让我震撼的纪录片、预约制，都是她“让文物活下来”的理念延伸。有人在留言里说：“谢谢你们，让我在千里之外，也能摸到敦煌的温度。”

这位“敦煌女儿”的智慧，在于她懂“守”更懂“变”。她推动建立的预约制，让游客数量与文物保护达到平衡；她主持制定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成了全国文物保护的范本。她说：“保护不是把文物做成标本，是让它们活着走向未来。”

　　结语：三代人的接力，让坚守长出不同的模样

合上三本书，忽然懂了三位守护者的“同”与“不同”。常书鸿在战乱中“保生存”，像在荒漠里栽下第一棵树；段文杰在和平中“存原貌”，像为这棵树修剪枝叶、记录年轮；樊锦诗在转型中“求永续”，则是为这棵树接上现代的养分，让它枝繁叶茂。他们的坚守，从来不是重复的“熬”，而是代代相传的“创”——在各自的时代里，找到最该做的事，然后把一辈子交出去。

莫高窟的风沙还在吹，壁画上的飞天依旧飘举。而常书鸿的马缰、段文杰的画笔、樊锦诗的电脑，早已和那些壁画、佛像一起，成了莫高窟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记得他们，不只因为他们守住了敦煌，秉持了“坚守大漠、勇于担当、敢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更因为他们让我们看见：所谓伟大，不过是在风沙里站成路标，让后来者知道，理想该往哪个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