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疆知青谢敏干的风雨人生

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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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知青写书的不乏其人，但象谢敏干这样没上过大学，守着清贫也要实现人生目标的却不多见。他与命运抗争中一路走来，写就了几百万字，出版了好几部书籍。我敬佩他的执着、顽强和坚持，因此我要把他介绍给朋友们。

说来也巧，再过两天就是他去世两周年的忌日，那么就用这些文字来纪念他吧。我想，一定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没有忘记他。

一

谢敏干是1964年5月赴新疆的。那个时候，国家刚刚从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的双重打击下走出来，国民经济虽有好转，但依然困难重重。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当时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谢敏干虽然出身不好，但在王进喜、焦裕禄、雷锋等先进人物为代表的时代精神的激励下，和所有有志青年一样，要做志在四方的好儿女，把祖国的需要作为自己的不二选择，毅然报名参加新疆建设。

1943年谢敏干出生在浙江上虞，不满十个月就失去了父亲，母亲拉扯着他和三个弟妹辗转来到上海，含辛茹苦养育他们成人。当列车在启动的时候，谢敏干透过送行的人群，看到一边擦泪，一边挥手的母亲，紧紧攒着母亲刚刚塞给自己的五元钱，感受着母爱的无私与伟大，暗自下决心要干出个模样来报答母亲。

西行的火车把上海知青送进了新疆。下了火车，知青们又改坐卡车颠簸行进，跋山涉水十余日来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北边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胜利九场（今五团）。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大漠有神奇美丽的外表，更有荒凉贫瘠的真实，他们将要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作。谢敏干扛起“坎土曼”，挺起胸膛，豪迈地冲向戈壁滩。他要在盛夏灼热砂砾的熨烫和严冬刺骨寒风的鞭笞下脱胎换骨，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汉子。

二

谢敏干的第一个人生目标是争取加入共青团。原本在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就可以入团。那时为了动员更多的青年人响应党的号召，沿袭革命队伍中“火线入党”的传统做法，对带头报名，态度坚决的积极分子，可以优先在进疆的火车上吸收入团，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作“火车团员”的来历。小谢当时是街道动员进疆学习班的大组长，表现积极，街道干部已经内定他为“火车团员”了，可他谢绝了街道干部的好意，说：“还没进疆就入团不过硬，我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到了新疆，小谢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干活不惜力，学习不耍滑，上尊干部，下携战友，很快就当了班长，并被评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在那个极为看重阶级成分的年代，一个家庭有历史问题的青年人注定要比别人多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努力，直到1966年4月，谢敏干终于跨入了团组织的大门。

入团以后，谢敏干把争取入党作为下一个人生目标。在“文革”的波下，兵团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无政府主义盛行，人们思想混乱，吃着大锅饭，干与不干一个样；干部被打倒，又解放，想管不敢管。在这种状态下，谢敏干一如既往任劳任怨地埋头苦干，心中只想着用汗水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他带的班始终是全连工效最高的，班里每年都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评上先进。在他不断付出超强体力的情况下，入党申请却一次次被退回。谢敏干百思不得其解：不是说重在表现吗？我距党的要求究竟还有多远呢？终于有一次，一位干部向他透露了真情，原来档案记载的家庭历史情况与谢敏干向组织汇报的情况有出入！谢敏干急得想上房，但唯一的办法还得相信组织相信党，便再三请求组织调查清楚。连队党支部也很负责的一次次向上级反映，于是团里组织了外调，终于搞清楚谢敏干父亲的历史问题，证明谢敏干没有说谎，是档案记载有误。经历了多年的坎坷之后，谢敏干于197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谢敏干如虎添翼，恨不得将自己的全部力量都贡献给边疆，1972—1974年连续三次荣立三等功，1974年直接从班长提升为副连长。回忆这段往事时，老谢一个劲地说：“我还是要感谢党，是党帮我澄清了事实，要不然我和子孙后代都得背着家庭历史不清的黑锅。”

三

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谢敏干先后当过中学教师和师皮革厂的科长。1996年，皮革厂在改革中被兼并，已是中层干部的老谢也难逃厄运，“下岗”不久又被要求“内退”，而且还得无偿交出住房。有的人对此愤愤不平，有的人灰心丧气，可从风雨中走来的谢敏干却把这看成是改革赐于他的又一次机遇，因为他早已有重握笔杆子的计划，想把自己和十万上海知青在新疆的经历写下来，传下去，奉献给历史一份精神财富。

当作家是谢敏干少年时的理想，特别是调到中学任教，从小就对语文情有独衷的他如同久旱逢甘露，一面教学，一面拼命吮吸着知识的养份。好在青少年时期打下的基础很扎实，就象良种出苗，稍加浇灌便茁壮成长起来。

在西域大漠中摸爬滚打的三十多年，老谢觉得知青们在老军垦的传帮带下艰苦创业的坎坷人生就是一代人的奋斗史，太值得书写了。老谢心中萌生了写书的念头后就把收集知青故事和上山下乡素材作为十分重要的事情来做，直到“内退”来临，五十有三的谢敏干理所当然地抓住这个机会，要把多年的计划付诸实施。

1994年，老谢的妻子回了上海。1996年厂里要他内退，他毫不迟疑地办了手续，交出了住房。只身搬入厂长特批暂借给他的一间闲置破房开始写作。因这房屋最多半年就要拆除，所以一天都不敢耽搁，他顾不上墙裂透风，顾不上吃饭睡觉，每天写作十六小时以上，呕心沥血六个月，完成了180万字的长篇纪实小说初稿，取名《苦恋三部曲》。

四

长期睡眠不足和严重营养不良，《苦恋三部曲》初稿完成时，也是老谢病倒之时。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医生说他患的是冠心病、肝肿大，腹内有积水。然而老谢早已身无分文，“下岗”时每月只有201元，缴了2元党费后仅剩199元，而“内退”以后，企业等于卸下了包袱，再也没有工资可领了。在医院住了不到半个月，老谢就出院了。一个叫李磊的上海知青战友借给老谢1000元，老谢靠着这笔路费回到了阔别35年之久的上海，这时已是1997年的4月11日了。

回到家乡的谢敏干，住进了妻子在城郊租借的棚屋。一路颠簸劳累，本未痊愈的身子又瘫倒了，妻子赶紧把他送入医院。市北医院的大夫说他的病情很严重，老谢这个七尺汉子终于忍不住了，抹着泪水恳求医生无论如何要治好他的病：“不为别的，只是我还有一个生目标未完成，我要写完我的书！”医生被他深深地感动了。可是高昂的医疗费迫使老谢又一次选择了未愈而退。出院仅仅两天，老谢第三次被送进了医院。这次住院，又是李磊向姐姐借了5000元才使老谢度过了难关。老谢靠着战友的无私援助和顽强的意志战胜了疾病，又重新站起来了。

康复后，谢敏干开始修改和完善他的小说，跑图书馆，查阅资料；找战友，一起回忆往事；四处奔波，采访了上百人次，数次前往海丰、崇明、长兴岛了解迁往这些地方的新疆知青的真实情况。经过不断地充实、修正，书中二百多个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人物逐步鲜活起来，书稿也从180万字增加到了300万字，最后又被压缩到120万字，可谓反复推敲，数易其稿。

2003年8月《苦恋三部曲》终于出版了。这是谢敏干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对老谢来说无异是一生最伟大的成就。作品一问世便在新疆知青中炸开了锅，战友们竞相购买，争先阅读，精心收藏。在战友们看来，这部谢敏干用生命写就的书，不仅真实记录了新疆知青的艰辛经历，更是我们这一代人为国家，为民族留下的宝贵财富。

《苦恋三部曲》之后，谢敏干不惜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所有积蓄，两次自费进疆，历尽辛苦采访了一百多位新疆上海知青中的矫娇者，仅为采访兵团现任副司令华士飞，就从乌鲁木齐北上700多公里，到华副司令曾经工作过的十师师部和184团召开了三个座谈会，还采访了数位与司令员共事过的人，才写出了从一名上海知青到兵团司令的不凡人生。这部名为《新疆上海知识青年名人录》的书2008年出版了。同期他还编撰出版了《新疆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年大事记》。2018年又出版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事记》两册。

　　谢敏干是从五十年代走来的人，尽管路途坎坷，并为此付出了一生的艰辛。当有的人在埋怨，在追悔，在怨天尤人的时候，他选择了勇敢面对。退休后的谢敏干整整写了二十多年，直至生命终止。

几次清理书柜，多没舍得处理谢敏感的书，并不是他的书有多好，甚至可以说文笔还显稚嫩，结构还可推敲，但写的是身边事，说的是心里话，朴实无华是显而易见的，字里行间透着作者的真情实感。

有时翻到他的书，我仿佛看到在火红的夕阳中，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为了那割舍不下的知青情结，身背挎包和水壶，在戈壁大漠中向着他的既定目标急步前行，提示着世人——请不要忘记那片曾养育过我们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