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心：鲁西第一个党支部

阳谷县民间文艺家协会

杨耕心，字一斋，山东省阳谷县九都杨人，1900年1月19日出生于一个封建士绅家庭。其父杨竹泉是清朝私立安乐镇崇实完全小学校长，人人敬畏；他恪守封建的传统观念，但“五四”运动后也受到了一些新思想的影响，因而倾心教育，清廉正直，这对杨耕心的成长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少年的杨耕心就读于崇实小学，他耳闻目睹了广大农民贫困的生活现状和贪官污吏的罪恶事实，为日夜勤劳反而吃不饱、穿不暖的劳动者鸣不平，对官府豪绅的奢侈豪华的生活深恶痛绝。他常常吟诵“天下多少不平事，不会做天枉做天”的诗歌，萌发了“铲尽天下不平事，不平天下方太平”的思想。

1921年7月，杨耕心考入聊城省立二中。时值“五四”运动以后，各种救亡图存学说风靡全国，马克思主义新思潮也渗透了中国的大小城镇，奋进的杨耕心一接触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如获至宝，他节衣缩食去购买，废寝忘食攻读，从而开阔了视野，升华了思想。在学校，他好读书，寡言笑，但谈起国家大事，救亡图存学说，又滔滔不绝。深厚的理论功底为他以后的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春，杨耕心入济南山东大学附中高中班学习，继续执着地追求真理。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使劳苦大众得解放。1926年秋，共产党员王寅生（阳谷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和杨耕心有亲威关系）和关向应奉黄埔军校党组织之命来济南发展党的组织，杨耕心遂由王、关二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成为了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寒假期间，杨耕心经过长期的秘密考察，介绍本家的长工杨保善、杨保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鲁西第一个基层组织――中共阳谷九都杨支部，杨耕心为支部书记，杨保善、杨保庆为支部委员。

1927年春，由于杨耕心的革命活动引起学校当局的注意，在差两个月不到毕业的时候，被学校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开除学籍。杨耕心回家后，积极领导农民反对贪官污吏、苛捐杂税，同地方封建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他经常在深夜穿上长工的破衣，戴上长工的毡帽，到农舍、牛棚、长工屋中和贫雇农促膝谈心，以通俗的语言，循循善诱，向人们讲述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夺取土地，才能翻身做人的道理；他积极发动组织贫雇农，先后在九都杨、宋堤口建立起了农民协会，并在九都杨杨广居家成立了阳谷县第一所农民夜校，参加群众达50多人。杨耕心向群众揭露地主豪绅的罪行，指责时政，抨击黑暗的旧制度，鞭辟入里，切中时弊，深得群众赞许，都说：“大考哥（杨耕心的乳名）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1927年7月上旬，因阳谷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激起了全县人民的极大愤怒，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丁卯年，遭殃年，这季银子没要完，下季银子又出签。”群众中还流传着鼓动包围阳谷县城进行斗争的秘密传单。杨耕心认为这是发动群众的好时机，便书写了很多“打倒土豪劣绅！”“抗捐抗税！”“打倒贪官污吏！”的标语口号，在王筱湖的帮助下，将标语贴在城北村庄外。不几天，以徐良府、熬盐场为中心的五万（号称十万）四乡百姓手持木棒、刀枪云集城关，将县城团团围住。杨耕心也带领几十名农民参加了斗争。抗捐围城农民将阳谷县城围困了十多天，城中贪官污吏不得不宣布取消苛捐杂税。围城暴动使杨耕心真正看到了农民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

1927年武汉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外革命志士特别是进步青年无不义愤填膺。中共鲁西县委认为：阳谷县的坡里天主教堂仰仗帝国主义的势力，勾结官府，在当地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搜刮民财，并雇有武装保卫教堂，群众极为痛恨；教堂北距聊城，南离阳谷都较远，仓促之下敌人不易救援。因此，县委决定在坡里教堂举行暴动，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指定杨耕心担负具体的领导工作。

10月，杨耕心通过家中长工杨保善结识了活动在阳谷、聊城交界的绿林武装首领韩建德、曹万年，在他的说服教育下，韩建德等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后经杨耕心提议，鲁西县委遂派聂子政到韩部工作，从而使韩的武装成为坡里暴动的基本力量。11月，杨耕心通过鲁西县委将王筱湖从聊城调回家中，在王筱湖家中设立了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杨耕心与县委委员聂子政一起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

1928年1月14日（古历丁卯年腊月二十二日），韩建德率领农民武装举行暴动，占领了坡里天主教堂，俘虏了德国神甫和修女。杨耕心在第二天晚上进入教堂。暴动期间，杨耕心晚上在教堂工作，白天在家乡发动农协会员收缴地富枪支，建立农民武装，进军坡里，使坡里几天内聚集农民武装1000多人。暴动军开仓放粮，发布文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这次暴动，由于军阀和反动官府的联合镇压，暴动军在坚守25天后失败了，但它是鲁西农民暴动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

暴动失败后，杨耕心由于受到反动当局的通缉，在当地已无法存身，经党组织同意，潜往东北，考入哈尔滨邮局当了邮佐，他以此职业为掩护积极为党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耕心多次给父亲写信，陈述在东北当亡国奴的苦恼，希望允许他回家当个小学教员。征得父亲的同意后，他回到了家乡，在父亲的安排下，到阿城县立第三高级小学任国语教员。在与上级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杨耕心对王筱湖提出要积极做三项工作：一是主动地团结爱国人士，揭露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二是要注意培养青年一代；三是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社会活动。在这期间，他联合校内外进步力量，团结社会爱国人士，用他在哈尔滨耳闻目睹的事实，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对工农红军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每逢讲课时，他都攥着拳头，滔滔不绝地讲理论。他在一次历史课上，大讲宋朝皇帝如何昏庸，不理朝政，忠奸不分，听信谗言，误害忠良；又讲岳飞怎样忠心为国，誓死抗金；奸贼秦桧如何恭手退让，无耻卖国使大宋亡于北金，借以痛斥“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恭手献我东北于日军的罪恶卖国行径。他还订购大量的进步刊物，自编教材，用马列主义进步思想教育青年一代。1934年春，杨耕心发动全校性的反对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罢课斗争，赶走了反动校长苑广德。当时韩复榘的报纸曾载：“阳谷阿城县立三高的学生，胎毛未退的娃娃，也敢起来造反……。”

1933年前后，中共山东省委连续遭到破坏，阳谷共产党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杨耕心身处逆境正气浩然，用各种方式进行革命活动，设法与上级党组织联系。1933年寒假，北平地下共产党员韩子栋回原籍阳谷，主动向杨耕心提出把其组织关系转到中共北方局，作为单线领导关系。不久，北方局通过韩子栋转告杨耕心，要他到苏区学习，但因他那时脚疾严重没能去成。

1934年3月，杨耕心和共产党员盛北光、翟子超组建了中共安乐镇临时中心支部，杨耕心任支部书记。该支部同聊城、寿张等县的党组织发生了横的联系，发挥了一定的领导作用。同年秋，他倡导发起建立了以联合进步青年、进步知识分子研究马列主义，开展反帝救亡为宗旨的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他领导“中坚社”成员经常组织群众集会，在街道、集市以演戏、讲演等形式，大力宣传抗日爱国，领导“中坚社”成员发动募捐等活动，支援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日健儿。秋末，杨耕心和共产党员王伯瑾一起到寿张省立八乡师，同八乡师党支部发生了联系。不久，盛北光、翟子超、申云浦等先后离开阳谷，从此对“中坚社”的领导工作由杨耕心一人负责。

1935年春，杨耕心调安乐镇县立二高任六年级班主任，仍继续领导“中坚社”的工作。当年秋，宋励华、王筱湖来到阿城县立三高，成为杨耕心的得力助手。在二高期间，杨耕心为培训青年一代呕心沥血，两年的时间，把二高“赤化”成了红色小学。他在该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部分参加了革命工作。

“七·七”事变后，杨耕心愤然辞去教员职务，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他和宋励华、王筱湖等一起建立了“阳谷县抗日后援委员会”积极从事抗日工作。8月，中共鲁西北特委根据党要搞武装的指示，决定派杨耕心到国民党二十六军孙连仲部做策反工作。他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在阳谷、聊城动员了近百名进步青年和小学教师抵达孙部，打算以这部分力量为骨干，把孙连仲的部队改造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但因叛徒出卖，策反工作失败，杨耕心马上进行了紧急布置，指示一部分同志回原籍，一部分去延安。他自己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组织留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军运工作。后来，杨耕心考入武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政治科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二十九军第六师任简报主任。此间，曾因共产党“嫌疑”被审查关押数月之久，释放后仍被严密监视。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继续为党工作已十分困难，曾向党组织提出回原籍工作，但由于交通原因未能如愿。1943年秋，在中日鄂西大会战中，杨耕心不幸被俘，被日寇惨杀于鄂西松滋县暖气街，终年43岁。

杨耕心是阳谷党的奠基人和革命的先驱之一，他的英名将永远留在人民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