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衢州机场

清献书院

　　衢州机场是抗战时期极具战略意义的军事机场，它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战略作用。不仅是中国空军在东南前沿的核心基地，东南战区的“空中堡垒”，更是中美联合抗日的战略枢纽。它承载了民族牺牲与盟军合作的共同记忆，是抗战史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机场之一。

在抗日战争中，衢州机场的建设与毁灭的过程，皆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存亡紧密相连，这是中国抗战史上用血肉筑成机场的真实写照。它的每一次扩建，都是国家存亡之际的战略抉择，也是衢州乃至浙江百姓以命相搏的集体记忆，它浓缩了中华民族在抗战中的血与火、牺牲与抗争。

一、机场扩建

衢州机场位于柯城的东北侧，始建于1933年。其最初兴建的动因是为了应对李济深、陈名枢、蔡廷锴、蒋光鼐在福建公开提出“联共反蒋抗日”而发动的事变。机场跑道初建时仅500米，后因经费、战乱等原因，工程时作时停，至1936年仍未完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衢州机场的战略地位骤升。整个抗战时期，衢州机场先后进行过三次扩建：

第一次扩建：1937年底，由于“淞沪会战”失利，杭州笕桥机场沦陷。中国空军指挥部电令将杭州空军总站改为衢州空军总站，兼理江西玉山机场场务，原衢州航空站撤销，邢铲非为站长。这次扩建，将原有500米的跑道紧急扩建至800米，满足军机起降需求。建设过程中曾遭到日军轰炸，百姓伤亡多人。

1938年3月，航空委员会新制定的《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计划以衢州、宁波为出发地，轰炸目标为日本佐世保军港和八幡市。并密令衢州、宁波两地修复因日军炸毁的机场，同时加强地面导航站，并派出通信员确保长波电台为无线电定向做好准备。

　　5月19日，中国空军第14队飞行员徐焕升、佟彦博的“神鹰部队”驾驶两架改装（加大油箱体积）后的“马丁”139WC型轰炸机，从武汉出发，经停南昌，在衢州机场补充油料，然后从宁波远征日本本土，在长崎、福冈和佐贺等地投下200多万份由郭沫若等起草的《告日本国民书》《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等传单，对日本侵略者发出了严正警告：“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而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轰炸袭击，也是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纸片轰炸”。

第二次扩建：1939年初，衢州机场跑道进一步扩展，并在东北、西南角各加筑200米长、70米宽的滑道，使机场功能恢复。6月，衢州空军总站正式更名为空军第十三总站，统辖衢州、玉山、丽水、建瓯等地机场，站长相继为曹文炳、陈栖霞、陈又超（陈诚侄儿）等，衢州机场迅速成为中国空军在东南战区最重要的指挥与补给中心。空军第十三总站设立衢州防空情报分所，成为浙西防空情报中心，为东南战区提供预警与指挥支持。

衢州机场多次作为中国空军程轰炸任务的起点，如：1939年5月，在江西“南昌会战”中，中国空军第1大队从衢州机场起飞，轰炸南昌的日军阵地，配合地面部队反攻，取得显著战果。

第三次扩建：1941年秋至1942年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结盟，衢州机场被选为美军空袭日本本土的基地之一。在美军的帮助下，机场的水泥跑道扩建至1800米长，60米宽，起降带达150米，扩建为可容纳50架美军重型轰炸机的规模，成为盟军反攻日本本土的“跳板”。

为扩建衢州机场，国民政府动员衢州、金华、丽水等4区16县50余万民工，征集360万根大木、90万支毛竹，百姓肩挑背扛，在日军轰炸与风雪恶劣天气下，完成了扩建任务，展现了全民抗战的意志与牺牲精神。

　　扩建后的衢州机场不仅是抗战时期东南沿海最大的军事机场，更是中美联合对日作战的前线枢纽。

二、轰炸轰炸

衢州机场的扩建，引起了日本军方的高度关注。1942年3月间，日军派出秋山丰次第一飞行团，连续飞抵衢州等地，进行空中侦察，对浙、赣、闽第三战区军事机场的建设，尤其是对衢州机场加长的跑道，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主要是为了攻击、轰炸日本本土。

3月21日，日本防卫总司令部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在电台向全国进行广播讲话，要求国民注意防空，注意美国空军对日本进行空袭，并刊于东京《朝日新闻》。

自4月1日开始，日军第一飞行团开始实施轰炸。对衢州机场主要是轰炸了跑道、停机坪上的飞机、弹药库，共投50公斤类型的爆破弹31枚，燃烧弹9发。

2日，敌机从杭州起飞，对玉山机场进行了两次轰炸。

3日，独立第83中队10架飞机、54战队9架飞机，从7时30分开始由杭州起飞，再次对衢州机场的跑道、飞机库、停机坪、油库、弹药库、修理厂及衢州火车站进行了轰炸；独立战斗飞行第10中队10架飞机、44战队10架飞机，于10时30分对丽水机场的跑道、附属设备地区、市街南侧瓯江江岸堆积的军需品进行了轰炸，军需品中弹起火。

沙湾、周家、鸡鸣、硫底等村落因位于机场附近，而成为日军重点轰炸目标，先后被轰炸高达59次，村庄几乎皆被夷为平地，村民们自发掩埋千余名死难者，形成“千人坑”。

4月3日，《朝日新闻》又在头版刊登了一幅题为“美企图利用中国基地轰炸日本略图”，标出了以衢州、丽水机场为中心点，划出两种美军重型轰炸机可能轰炸日本本土的半径。

4月4日，中国派遣军认为，衢州、丽水、玉山等机场经轰炸后，已暂时不能使用，因此令第一飞行团停止了轰炸。

4月18日，美军杜立特16架B—25型重型轰炸机从“黄蜂号”航母上起飞，实施了对日本本土的突袭。轰炸后的机群按计划原定在衢州机场降落，后因天气原因未能成功接应，迫降他处，得到了中国军民的救助。

4月26日，被营救的一号机机长杜立特中校（此时已被华盛顿授予准将军衔）及机组人员抵达衢州。当天，空军第十三总站站长陈又超就陪同杜立特参观了机场。据浙西行署专员贺扬灵所撰《杜立特降落天目记》载：杜立特评价：“此机场颇完善，可停留美国各种飞机。”

“杜立特突袭行动”标志着中美首次联合对日作战。衢州机场作为战略跳板，直接威胁日本本土，极大震慑了日本军方，战略意义重大。

由于空军第13总站与衢州机场在抗战时期的军事战略地位，承担了重要的空军指挥与后勤保障任务，尤其是收容并转运“杜立特行动”的50多名美军飞行员，成为盟军对日作战的核心支点，因此被日军大本营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5月中旬，中国派遣军纠集了5个师团的兵力，悍然发动了以摧毁衢州机场为军事目标的“浙赣战役”，衢州成为这场战役的主战场之一。

6月7日，衢州沦陷。日军占领衢州后，武内俊二郎的116师团与河野毅混成旅团担任该地区的守备，并开始实施对衢州机场的破坏。

　　6月10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元帅（战后东京审判的28名甲级战犯之一）飞抵衢州机场。

三、破坏机场

日军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在进攻衢州作战结束后，开始部署对衢州、玉山、丽水等机场的破坏。从6月下旬开始至8月25日止，在炎热酷暑的夏天，衢州机场先后经历了被日军占领——修复使用——彻底摧毁的一个过程。

武内俊二郎第116师团负责实施对衢州机场的破坏。日军共动用工兵4723人次；步兵34461人次；用各类被俘人员39993人次，抓本地民工17072人次，共计96249人次；

日军破坏的方法，是先在跑道的中心线，纵横分割，挖成与跑道同样长度的壕沟，深1.5米，宽2—3米，然后再挖成等距与大沟垂直的53条横沟（包括滑行道，备降道、停机坪），开挖土方14.18万立方米，使跑道形成象篦子一样。还摧毁飞机掩蔽所13所；空军宿舍21栋；村民房舍200户，并撒布细菌武器，造成周边地区瘟疫的蔓延。

另外，在距机场约8公里的乌溪江支流，建成水闸，提高水位，通过一条河道，把江水引进机场区，流入这些开挖的纵横深沟，使机场被水淹没。并在水闸、河堤附近埋设了地雷，防止今后的排水。至于衢州机场的原有道路、桥梁、营房、机库、弹药库、油库、修理厂、器材库都彻底被毁，附近的民房亦全被推倒。

由于衢州机场是“浙赣战役”中被指定为破坏的重点，因此衢州机场及周围遭到的破坏最为严重。机场周边村庄如沙湾、清湖等地，因支援机场建设而遭日军报复，上千人被屠杀、村庄被毁，成为抗战史上以机场为中心的民族牺牲缩影。

　　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参谋长唐川安夫、116师团长武内俊二郎、参谋长山田卓尔等多次至衢州机场检查破坏情况。泽田茂在检查时认为：美国帮助修建的衢州机场，在布局、排水、保障设备等方面，有很多值得日军参考之处。衢州、玉山机场虽已破坏，但这带机场早晚总要恢复使用，进行对南京、上海等地的轰炸，因此日军对上海、南京地区的防空，应从速加强。

8月22日，泽田茂司令官视察衢州机场破坏情况，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这是正真彻底的作业，这个破坏作业，其效果如何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对执行任务的态度表现。”

抗战时期的衢州机场不仅仅是军事设施，更是中国军民坚韧抵抗的缩影，其见证了民族苦难与不屈不挠的坚毅精神。

抗战胜利后，空军第十三总站于1945年8月被撤销建制。衢州机场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4年整修恢复。从而，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焕发出勃勃生机，不断发展壮大。人民空军雄踞于大陆东南，雄鹰展翅翱翔于祖国蓝天！

（刘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