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四)无妄之灾

万福源

我的父亲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WG风潮席卷全国，地方上帮派林立，混乱不堪。一些人假借革命之名，行打击异己之实，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连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也未能幸免。

1968年，一股追查所谓“XHD”的歪风，在我们县三河以北地区刮起。“XHD”本是无中生有的东西，据说最初只是吕良公社一位姓孙的理发匠（也有人说源自白马湖一位姓聂的女子）在人前的一句玩笑话。却被有心人抓住，无限上纲上线，成了排斥异己、发泄私愤的由头。一时间，牵连者众。被抓被关的，轻则遭批斗、跪砖角、被打被吊；重则要忍受“弹钢琴”、“坐老虎凳”，甚至更不堪的折磨。1978年底，我曾参与在“XHD”重灾区白马湖某大队的调查，那里的刑罚之残酷，听闻比当年重庆的渣滓洞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位姓华的老者，撩起衣服向我们控诉：他后背纵横交错的伤痕，是当年被几个打手抓住四肢，生生按在烧红的脱粒机铁筛上烙下的，人当场就昏死过去。那个大队还有人被铁丝穿透锁骨吊打，被“穿红鞋”（将犁上的铁铲头烧红，强逼受害者把脚塞进犁底连接处的耳孔里）……因此致伤、致死的有不少人。

这场闹剧，也波及了我们大队，十多人被卷了进去，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我大队最先被卷入的，是一个从吕良公社入赘来的季姓男子。他平日与人不善，常与邻里争吵，积怨颇深。一次争吵后，被气愤的社员捆绑起来关进生产队的公房。这事让大队的当权者知道了，恰逢“XHD”歪风吹来，他们出于某种目的，借机诬陷季某是“XHD”分子，并通过批斗、吊打等手段，逼他“交代”同伙。根本没有的事，季某无从交代，但皮肉之苦随时加身，他只得违心地按当权者及其爪牙的暗示，供出了一个他自己其实并不熟悉的人——Z某。

Z某正是当权者一伙要打击的首要目标。很快，他就被关押进G墩生产队的公房。白天“悔过”，夜里则要遭受非人的折磨：跪砖角、鞭打、“坐飞机”、“弹钢琴″等刑罚轮番上演。Z某实在熬不住，断断续续乱说了几个至亲好友的名字。我的父亲，作为Z某的好友，在那个夏夜里被抓走了。那时我还小，睡梦中浑然不知。天亮醒来，只见家里堂屋门、厨房门、天井的饭桌上，都贴满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问过大人才知父亲被人带走了，心里顿时充满了恐惧，吓得哭了起来。第二天午饭前，有人通知我家送饭到W墩生产队的公房，这才知道父亲被关押在那里。

父亲被抓后，曾因故被他批评过、扣过工分的小人，有的幸灾乐祸，更有甚者落井下石。其中一人跑去大队告密，说我家藏有一台无线报话机，每天半夜向外发报。当权者一听，认定这是与上级秘密联络的工具，当夜就派人到我家南山头的窗户下偷听。果然，一阵阵有规则的“咯咯咯、咯咯咯”声传来。他们立刻破门而入，直扑南厢房搜查。结果，除了窝里一只正“咯咯咯”叫着的抱窝老母鸡，一无所获。几个人只得悻悻离去。

父亲被关押的日子里，虽未遭受什么酷刑，但每天跪砖角，挨吊打，受棍棒之类是少不了的，还要经常挂着牌子接受大会批斗。我有两次在场目睹。

一次是在管墩学校西侧的操场上（如今是马港村村部所在）。主席台面西，父亲和其他被定为“XHD”的人，反绑着双手，胸前挂着牌子，站在台边。批斗到谁，谁就被推上前一步。轮到父亲时，上台“揭发”的是一个姓万的本家。他无中生有地编造，说父亲曾何时何地蒙上他的眼睛，把他带到某处高粱地里开黑会，逼他与谁联系，准备做什么事等等（年代久远，具体细节已模糊）。每个揭发批判者讲话结束，台下便响起一片“打倒XXX”的口号声。

另一次批斗会在我家的老庄子上。父亲依然是批斗对象。具体细节记不清了，只记得这次被斗的人里，新添了一个盲人和一个光头的瘸子。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所有被斗者的头上都被剃了“十”字，而光头的那位，是用黑墨汁现场画上去的。给那盲人剃“十”字时，他不知说了句什么，惹恼了一个打手——这人据说是盲人已离婚妻子的弟弟。他猛地蹿上去，狠抽了盲人几个耳光，打得他口鼻鲜血直流。那惨状，至今想起，仍觉心悸。

万幸的是，有人甘冒风险，想方设法将情况反映到了县里。最终，县人武部和派驻的解放军部队及时介入，制止了事态的发展，避免了更多惨剧的发生。

1968年秋天，在被非法关押近两个月后，父亲终于得到平反，“解放”回家。不久，各大队组建革命委员会，父亲旋即被推选担任了管墩大队革委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村长）。

父亲晚年在扬州与陪同他的外孙合影

(末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