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琐记

拂心斋

阳东中学的轮廓，总在夏末的蝉鸣里愈发清晰。那时的校园里，多半是像我一样的农家子弟，洗得发白的衣服袖口、带着泥土气息的球鞋，还有课间偷偷啃着的蕃薯，都藏着相似的窘迫，却也攒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我们的青春，是在教室后墙的倒计时牌和窗外的绿浪里，慢慢长出翅膀的。

在阳中的三年，我像个上紧发条的陀螺。作为学生会和东星文学社的干部，课余时间总泡在团委办公室和文学社的办公室里。帮茹赵强老师整理学生会档案，跟着他学写活动策划，他总说“学生工作不是跑腿，是学着怎么把一群人拧成一股绳”。那些他教我的为人处世道理，比如“做事前先想清楚别人需要什么”，后来成了我在东莞做教育工作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东星文学社的油印刊物里，印着我们这些大山孩子对世界的好奇，而茹老师看着我们笔尖流淌的文字时，眼里的光，比刊头的星星还亮。

美术生的身份，是我青春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冯伟富老师的画室，永远弥漫着松节油、铅笔、水彩颜料的味道。他的手总带着颜料的痕迹，示范起素描时，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像在讲一个无声的故事。知道我家不宽裕，每年暑假的美术培训班，他总笑着说“你给的够买几支铅笔了”，那些悄悄减免的费用，是他替我挡住生活风雨的温柔。考前最后冲刺的日子，他陪着我们画到深夜，泡好的菊花茶在画室里冒着热气，他说“你们的画笔，能画出比大山更远的路”。后来我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站在他面前，他的眼笑成一线，眼里的欣慰像秋日的阳光，暖得人眼眶发热。

三位老师的身影，在记忆里从未褪色。黄春雷老师的语文课，是我们窥见山外世界的窗口。他讲李白的豪迈，也讲敦煌的壁画；说鲁迅的冷峻，也聊广深大都市的霓虹。那些课本外的故事，像一颗颗种子，在我们心里种下对远方的向往。他总说“读书不是为了逃离大山，是为了带着大山的坚韧，去看看更大的天地”，这话我记了很多年，如今站在东莞的讲台上，也常讲给我的学生听。

李宗添老师的眼镜，至今想起仍觉温热。那天早读课发现眼镜丢了，模糊的世界里连黑板上的字都成了一团影子，急得差点掉眼泪。他知道后，从办公室拿来自己的备用眼镜，“先戴着，我的度数和你差不太多”。那副带着些许磨损的眼镜，镜片后的世界不算清晰，却让我看清了师者的温暖。他教数学时严谨得像解一道证明题，可转身递给我眼镜时，眼里的关切却柔软得不像话。偶尔他讲话带着点口吃，我们私下里偷偷笑过，可谁都知道，那个总在晚自习后巡查教室、替我们关窗的级长，心里装着多少学生的琐碎。

如今在东莞的校园里，看着学生们朝气蓬勃的脸，总会想起阳东中学的时光。那些在画室里熬过的夜，在文学社写下的诗，还有老师们说过的话，都成了我行囊里最珍贵的东西。原来青春里的每一份遇见，都是照亮前路的光——冯老师的画笔，黄老师的故事，李老师的眼镜，茹老师的指引，还有那些和我一起啃蕃薯、追理想的伙伴，早已把阳中的印记，刻进了我的生命里。

2001年大学毕业后，我背井离乡到东莞谋食，瞬间已廿余载。自父母不在，我很少回家乡，很少回母校看看。庆幸的是，科技的发展使我与母校的联系不再只限于线下。多少次梦里，我总能隐隐听见阳中的铃声。那是属于我们的青春密码，藏着最朴素的梦想，和最温暖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