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的长夜

武力军

　　医院的夜晚总是被消毒水的气味浸透，静得能听见走廊护士站偶尔传来的脚步声。我蜷缩在父亲病床边的折叠床上，眼皮刚要黏在一起，邻床的动静又轻轻漾了过来——是邻床陪床大姐和大哥起身的声音，虽然动作轻微，但却精准地刺破了我的困意。

这样的动静一晚上没断过。每过一两个小时他们总要起床一次。他们起身时总要先在黑暗里坐几秒，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看一眼病床上的老人，然后拿仪器去给老娘吸痰或按摩。凌晨六点多，我实在熬不住，哑着嗓子问了句：“大姐，您这一宿没合眼啊？”

她转过身时，我才看清她脸上的疲惫。灯光下，她的颧骨有些突出，眼下的青黑像晕开的墨，可说话时声音却很稳：“不敢睡啊。”她指了指病床上插满管子的老人。“我妈得两小时吸一次痰，一秒钟都耽误不得。我怕自己睡沉了醒不过来，只能多喝水，逼着自己起来。”她说着，拿起吸痰器凑近老人，动作熟稔得像在做一件重复了千百遍的小事，拇指按压的力度、导管插入的角度，都透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习惯。

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夜晚，她和弟弟、妹妹已经熬了一年零八个月。

　　病床上的老人是她的母亲，一年多前突发脑溢血后就成了植物人，气管切开处插着气管，胃里通着鼻饲管，下身还插着导尿管。可奇怪的是，老人的皮肤竟透着一种干净的粉白，连常年卧床最容易生褥疮的尾椎骨处，都光滑得看不出一点瑕疵。“每天得翻八次身，按摩无数次。”大姐和大哥一边给老人掖被角，一遍给老人按摩。“天热的时候擦两遍身，天冷了就用温毛巾一点点焐，被褥得天天晒，稍微有点潮就得换。”

说话间，她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不锈钢餐盘，里面码着四个鸡蛋、一个去了骨的鸡腿，还有一袋奶粉。她把这些东西倒进一个旧粉碎机里，机器嗡嗡转起来的时候，她就坐在旁边盯着老人的脸，仿佛那震耳的声响能透过肌肉，传到母亲意识深处似的。打成糊状的食物装在针管里，慢慢的推进胃管，每推一下就停两秒，眼睛死死盯着管壁上的刻度，“得慢慢打，不然她会胀气”。这样的喂食，一天要重复五次，一年多来，从没有一天间断。

我说：“阿姨住院多长时间了。”大哥苦笑着说道：“一年零八个月了。”我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你们打破了我对这句话的认知。”大姐眼角的皱纹里盛着说不清的东西，叹了口气：“没办法她是我妈啊。只要她还有一口气，我就觉得家还在。”她说这话时，正用棉签蘸着温水给老人擦嘴唇，老人的眼皮动了一下，或许只是无意识的肌肉抽搐，可大姐的眼睛瞬间亮了，像被点燃的星火，“你看，她知道呢。”

那一刻，我忽然说不出话来。看着她消瘦的肩膀，因为长期熬夜而微微发颤的手，她把自己的日子拆成无数个两小时，只为了让母亲多“活”一天。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这哪里是照料，分明是用自己的血肉，在给母亲的生命延续。

我说：“医药费也花了不少吧。”大哥说：“重症监护室住了将近三个月，这一年零八个月，总花费了60多万，医保报了20万，我们姐妹三个出了40多万。” “你们有工作吗？”我轻声问道。大哥说：“有啥工作，我是矿区机械厂工人，一个月3000多元，两个妹妹都是农民，我妈也是一个农民。”说完大哥望着天花板“哎”了一声。叹息里叹出男人说不出的多少无奈。

转过头，再看那位插满管子的老人，我又忍不住心疼。她紧闭着眼睛，眉头偶尔会轻轻蹙起，是身体的本能反应，还是潜意识里的煎熬？没人能替她回答。大姐和大哥用尽全力留住的“活着”，对她而言，究竟是女儿用爱编织的暖巢，还是一场醒不来的漫长跋涉？

走廊里的天渐渐亮了，大姐又开始准备新一天的营养餐。粉碎机的嗡鸣声里，我听见她轻轻哼起一段老歌，是几十年前的调子，含糊不清，却带着一种执拗的温柔。或许对她来说，答案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守护里，她用自己的痛苦，守住了最后一点“妈妈还在”的念想。而这份念想，既是甜蜜的糖，也是磨人的刀，割着她的血肉，却也撑着她的灵魂。

这大概就是亲情最深的模样吧——明明知道前路是煎熬，却还是愿意把自己烧成灰烬，只为了给母亲照亮最后一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