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徵：金石奇缘与家国情怀

无尘

吴大澂：金石奇缘与家国情怀

金文，亦称钟鼎文、大篆。篆书作为汉字之源，保留着文字的初始密码。学书不学篆，终难除俗气。而学篆必学金文。学习金文的难点在于对字形的把握。因为金文的书写是比较随意的，字形多变，比如看似简单的“王”字就有很多种写法。没有一定的文字学基础，不要说写，识篆就是个难题。后人写篆，往往加入个人的理解，加之铭文剥蚀漫漶，因此不乏错讹。而清人吴大澂写的金文，是比较可靠的范本。

吴大澂（1835—1902）是晚清重要的金石学家、书法家，尤以大篆见长。吴大澂将小篆与古籀文、金文相结合，以小篆的笔法来写金文大篆，变金文的散落为整饬庄严，化铭文的斑驳为光洁流转，所书大篆古雅朴茂，清晰美观，是一种创新。他写的大篆，是标准化的大篆，是学习大篆的入门教材。

吴大澂的大篆有如下特点：

一、用笔瘦硬隽秀，中锋涩进，笔画具有很强的刚性特质。起笔、收笔和转折处处理得极为精细，转折处出现方折转向，增加了书写的节奏感。

二、结体方正匀称，规矩整齐。他在书写时注重文字结构的对称性和稳定性，使每个字都显得端庄大气。同时，他又能在严谨的结构中融入一些灵动的元素，让作品不至于显得呆板。

三、章法宽松疏朗，自然成章。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间距恰到好处，给人一种清新、舒展的感觉，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貌。

四、开创 “以金文入行草” 的新路径。将青铜器铭文的凝重感融入行书，打破碑、帖对立的传统格局，在写行书时形成 “重若崩云，轻如蝉翼” 的对比效果。

吴大澂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得益于他深厚的金石学功底，他在青铜器鉴定、碑拓考释等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他将对金石文字的研究成果融入到书法创作中，通过编撰《古籀补》等著作，系统研究商周文字结构，将金文的圆转笔意转化为行书的使转技巧，实现古文字向行书的创造性转化，为书法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这种“以考据正字形”的态度，使他的大篆作品兼具“考古价值”与“艺术价值”，被后世称为“学者型篆书”的典范。其大篆创作不刻意追求“视觉冲击力”，而是通过对古文字形的精准把握、笔法的含蓄内敛，传递出金石文字特有的“古雅醇厚”之气。 正因为他的学養深厚，他写的大篆堪称标准大篆。 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字说》等著作，系统梳理了大篆与小篆的字形演变，为古文字学与书法教育提供了权威范本。后世书法教育中，“篆书必学金文、石鼓文”的理念，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研究成果。这种“以学养书、以书证学”的路径，不仅确立了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更塑造了近代篆书的发展方向——使篆书从“复古”走向“重生”，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艺术载体。

仅仅就金石大篆方面的成就，吴大澂已经是大神级的存在了。但是，对于吴大澂而言，书法却只是他的业余之好。

1835 年，吴大澂出生于江苏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 。其父吴立纲，精通历算之学；其母韓氏，为著名金石学家韩崇之女。吴大澂幼承庭训，复受教于外祖父韩崇，又成为经学家俞樾、陈奂的弟子。

1868年，吴大澄考中进士，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翰林编修，由此踏上了仕途。

光绪三年（1877 年），华北地区遭遇了罕见的 “丁戊奇荒”，这场灾荒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导致大量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其中山西、陕西灾情最为严重。清廷派吴大澂赴山西、陕西等地赈灾。在赈灾过程中，他不辞辛劳，深入灾区的每一个角落，实地勘察灾情，积极组织筹集粮食、衣物等生活物资，并亲自监督发放，确保每一份物资都能准确无误地送到受灾百姓手中。他还设立粥厂，帮助饥民。吴大澂的努力和付出受到百姓的广泛赞誉，也得到左宗棠、曾国荃等朝廷重臣的高度认可和保荐。在他们的举荐下，吴大澂于次年被授予河北道一职。

光绪八年（1882 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廷派遣吴长庆率淮军六营赴朝平乱，吴大澂以直隶候补道身份随行。他参与制定军事策略，协助吴长庆迅速控制汉城局势，镇压哗变士兵和市民，并成功解救被挟持的朝鲜国王李熙。在行动中，吴大澂表现出果断的决策能力，例如当日本公使馆遭袭时，他力主清军迅速介入以防止局势失控。吴大澂与大院君交涉中，既承认其临时摄政地位，又通过外交手段限制其权力扩张，避免朝鲜政局进一步动荡。他还协助朝鲜政府重建秩序，例如恢复宫廷卫队、整顿地方治安，并建议朝鲜国王颁布 “罪己纶音” 以安抚民心。吴大澂在壬午兵变中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本对朝鲜的渗透，维护了清朝的宗藩体系，并为朝鲜争取到短暂的稳定期。他的军事改革和经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朝鲜民生，其外交策略也展现了晚清少有的务实与灵活性。

光绪十三年（1887 年）八月，郑州十堡黄河决口，河水泛滥，给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次年七月，朝廷任命吴大澂署理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接办堵口大工。吴大澂深入了解河工堵口收发料物的情况，经过私访发现了发料短缺、克扣工钱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堵口工程的进展和质量。他惩治不法官员，并带头立下军令状，终于在当年十二月，堵口工程合龙，成功治理了黄河决口，还节省了大量的资金。

吴大澂仕途中最闪光的一章，是主持中俄勘界。

19 世纪中叶，清王朝国力衰微，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先后攫取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然而，沙俄的野心并未得到满足，他们继续蚕食中国黑龙江、吉林的国土，边境局势日益紧张。

1880 年初，清政府特派吴大澂以三品卿衔赴吉林帮办防务。吴大澂抵达吉林任职后，立刻与吉林将军铭安详谈，认为 “今日俄患，惟珲春最近，惟三姓最危，塔城（宁古塔）居南北之中”，要解决当前危机，必须完成有兵可用、有险可御两项目标。

在铭安的支持下，吴大澂拟定编练巩、卫、绥、安四军，其中马队六营，每营二百五十人，步队七营，每营五百人，共计十三营五千人，并分别驻扎要隘。他们还奏请户部每年拨银 50 万两，为练军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此外，考虑到珲春地理位置重要，吴大澂与铭安联名上书，奏请添设珲春副都统一员，专司边务与防务。光绪七年（1881 年）五月，珲春副都统衙门成立，依克唐阿出任珲春首任副都统。

1886 年 4 月 20 日，吴大澂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在岩杵河 - 珲春同沙俄代表团开始第一轮勘界谈判。此次谈判争论的焦点在 “土” 字界碑。吴大澂据理力争，确定了“土”字界碑的位置，补立了 “土” 字碑，实际边界较原址扩展18里陆域。‌‌又添立了 “啦”、“萨”、“玛” 字界碑和一至十六记号 。这些界碑和记号的设立，确保图们江口中国船只通航权，奠定了现代中俄朝边境格局。‌‌

为了确保边界的永久性和稳定性，吴大澂还将一尊十二尺高的铜柱立在珲春黑顶子地方的国境上，以示主权。铜柱上有他亲篆之文：“疆域有志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宣告了中国对这片土地的不可动摇的主权。

此次勘界谈判，是自 “鸦片战争” 之后，清王朝外交史上少有的一次胜利，成功收回了黑顶子地方 327 平方公里的土地，争得了图门江出海航行权 。吴大澂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无畏的勇气，捍卫了中国的领土，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吴大澂亲题的“龙虎”石刻至今矗立珲春。

吴大澂仅勘界一壮举，就足以青史留名了。如果吴大澂的仕途到此为止，那就是圆满的结局。但事情的发展却不能尽遂人愿。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吴大澂凭着一腔报国热情，自请督率湘军驻守山海关。尽管他勇气十足，信心百倍，但他毕竟骨子里还是个文人，不谙军事，又在指挥调动上处处挚肘，最终战败。吴大澂因自惭欲拔剑自裁，为部下所劝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降旨将吴大澂革职，“永不叙用”。晚年的吴大澂穷途潦倒，只得授徒自给，还变卖个人所藏字画、碑帖、古铜器以补日用。

好在吴大澂的书艺与学问，代有传承：吴昌硕与他亦师亦友，做过他的幕僚，二人还合作有《枯木竹石图》；吴大澂的嗣孙吴湖帆，在继承祖父家学的基础上，不断光大创新，在收藏、书画、金石鉴赏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吴湖帆的孙子吴元京，承袭了吴大澂的书法风格；著名古籍版本学家顾廷龙对吴大澂的大篆书法极为服膺，用力最勤；著名学者、书法篆刻家蒋维崧，受吴大澂影响，以严谨的文字学家的态度去集金文，重现将金文书法的原貌，成为金文书法大家。

吴大澂留下的著作有：以古物证历代权衡度量制度的《权衡度量考》；还撰有《十六金符斋印存》、《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千玺斋古玺选》等；编著有《说文古籀补》、《篆文论语》、《古玉图考》、《愙斋集古录》《愙斋诗文集》、《古字说》、《吉林勘界记》等。他将出土实物与历史文献相参证，成果卓著 。研究金文的学者，在甲骨文未出土之前，首推吴大澂。

很难想象，一个宦海奔波，勤于政务的官员，竟能有如此丰硕的学术成就。作为一个官员，吴大澂的是非功过，由人评说。惟其学术、书法之地位，无人能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