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业的日子里

凌侠

那段日子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当时的我也有过两年时间待业在家，回想起来，人生中每一段路都是命运注定的，欢乐和痛苦都难以回避。

其实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失业的很少，走出校门都包分配，只是不一定符合每个人的志愿，政策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当时大多数人是服从分配的，即便是到很艰苦的地方去。个别怕吃苦的不肯去，赖在家里日子也是难过的。我申明我可不是老赖，我是因病待分配。

我其实中学只读了两年书，后来就休学在家里养病了，我记得是初三刚开始，学校安排我们到郊区乡下学农，下田头、挑担子、插秧这些农活我都学过，我在农民家里大概住了半个月，回来后不久就莫名其妙患了肝炎，而且还是乙肝，身体感觉倒没什么不适，就是肝功能指标一直不好，住医院治疗指标也没有改善，所以长时间休学，分配时老师约谈我父母说：按条件我要去农村的，但现在身体状况不行，还是搁置不分配先养好身体再说吧。

在家里不愁吃穿，不用吃大苦，身体是挡箭牌，不用像别的老赖那样苦苦地寻找借口，有人还说我算是因祸得福，其实我的心情要比哪怕去慷慨赴义更糟糕。

我们那个时候的家教、社教和现在不一样，我父母那一辈兄弟姐妹都是六个，这些前辈都是比较有担当有出息的，家族中只有一个小舅舅不争气，他的学历并不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高中毕业生，但就是没出息，好逸恶劳，不肯吃苦，脸皮也厚，不以啃老为耻，和现在的躺平族差不多，但在那个时候是极个别的反面例子，大人们都会用反面例子教育鞭策自己的孩子，我们谁都不愿做被人瞧不起的反面例子接棒人，那太让人无地自容了。

我本来休学在家做做家务事，看看书自习自习，日子倒也并不难过，但成了待业青年就不一样了，看到我的同学有的参了军，有的在工厂上班了，也有的去广阔天地修地球了，唯独我待业，连创造价值的劳动机会也没有，就这样做没出息的寄生虫吗？我困惑迷茫很不甘心地一天一天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

不甘心的人是躺不平的，其实我在家里也蛮忙碌的，家务活不用说了，我一把手全包了，买菜烧菜做饭、每天整理房间、拖地板、擦积灰，整套家务流程都是必须要完成的，这也造就了我在后来的生活中，干活的基本功是不错的，空下来我会看看书，吸收一些精神养料。

只是我们那时好的书比较难觅，觅到一本好看的书我就会如饥似渴，爱不释手。我记得有一次我借到了一本书是由两篇中篇小说组合而成的，其中一篇是巴金写的《春天里的秋天》；另一篇是俄国作家写的，名字我忘了，是写一帮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用自我牺牲的恐怖破坏行为来反抗沙皇统治的故事。因为好书难觅，我后来费了不少功夫把这两篇小说抄写了下来，更不容易的是那篇俄国小说是有缺损的，中间缺了好几页，故事就不完整了，我当时凭自己想象，构思情节，按照故事的人物性格，模仿作者的文字风格，补全了缺损的遗憾，后来手抄本借给别人看，竟没人觉察到我的补空和整篇小说有什么不一致，或存在什么违和上的缺陷。年轻就是会仗着一腔热血，虽然幼稚可笑，但那就是活力。

尽管我有很多事情忙碌，但待业没工作心里总是很苦闷的。从小父亲给我们讲过古今中外英雄的故事让人印象太深了，如果当时我能出去闯荡出去飘泊哪怕再苦，我的选择肯定是宁愿倒在路上，不愿趴在家里的。是的，我当时自己还写过一篇《出师表》的文章，开头的几句我现在还记得：

“堂堂的人不能出尔反尔话不作数，这是千秋的过去至万代的将来都不可破例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的先贤早就说过这句豪迈的名言。

我决定要离开故乡，去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荆棘之路，这不是动听的口号，玩笑话说说而已，我意志已经决定的事，一定无怨无悔，绝不退缩，绝不半途更改。”

年轻时我的《出师表》既单纯又幼稚，但起码表达了我待业时的心情和我的志向。

后来经街道政府安排，我的第一份工作被安排进了街道针织厂（属于集体所有制单位），干的是踏缝纫机做针织服的工作，工资每天七毛钱，休息天没有工资，尽管待遇比较低，但毕竟可以创造劳动价值了，上班第一天回家时我的感觉也像保尔柯察金同志首日下班回家时的心情一样：“我也是一个用自己的诚实劳动挣得了休息的人了。”

半年后我顶替母亲进了国营大药厂，还是百年老厂，国家二级企业。我从一个生产一线的工人，一步一步一直干到厂长的位置，这既是命运使然，也是我追求完美的个性引来的机遇，如果用打牌来作比喻：是一副不怎么像样的杂牌，最后打出了比较好的结果。

我非常能理解当下待业、失业的人心中之苦，时代不同了我开不出什么好的药方，只是觉得躺平没有出路，抑郁更不可取，至少现在有图书馆可以去泡，相信面包会有的，天上总会有雨过天晴彩虹再现的机会在等着大家，关键你自己做好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