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向左

野山楂

　　当年有位日本翻译官下放到我们村，据说他在抗日中保护过群众，所以将功补过没有判刑，只是要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

我能记事儿时，那位翻译官已经有五十多岁了，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两个镜片跟玻璃瓶底一样厚，他有些驼背，走路比较迟缓，虽然每日都下地干农活但衣服很整洁。不爱说话，见谁都是微微一笑或轻轻点点头，从不和人攀谈。

每逢过年和国庆，学校都要开大会，校长会告诫我们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主要强调我们第一生产队的学生要随时监视那位翻译官的一举一动，不要接受他给的东西，不要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所迷惑，如发现可疑之处立即向民兵连长报告。尤其是我发小玲子和翻译官住对门，校长每次都会点玲子的名字，让她格外小心。每次开完会，放学后玲子都会在半路上和我报怨：“他又没杀过人，还救过很多群众，只是懂日语，当翻译也是他被逼无奈，这些事儿政府都知道，要不早将他枪毙了，我怎么监视他？还能他走哪儿我跟他到哪儿？过个年都不得消停。”我问：“那他和你讲过日语吗？”玲子答：“没有，他总嘱咐我要好好学习，有不会的问题就去问他。”我说：“那你问过他问题吗？他给你买过糖吗？”玲子说：“买过糖，每次我做对了题他会奖励我两颗糖并且要在他家吃掉，还不能告诉我爸妈，有时我也偷偷帮他做做饭，他会给我几角钱让我买笔和本子用，本来我妈早就不想让我上学了，见我上学也不费笔和本就答应我先上着，翻译官还说，女孩子更要多读书。对了， 这些事儿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不然我就会被民兵抓走。”我紧闭着嘴重重地点了点头。

出于好奇我便很留意大人们对翻译官的谈论，一次去办公室问老师题，见几位老师正由一个大信封里抽出一摞照片，我偷瞄几眼，有婚纱照也有全家福，里面的人物都像电影上看到的少爷小姐和大资本家的打扮。老师们讲那正是由翻译官家里抄出来的，油亮的分头，金边眼镜，笔直的燕尾服，乌黑蹭亮的皮鞋，傲慢地站在亭廊边的正是年轻时的翻译官。我的脑子里那个身着灰色布衫微驼着背，见人就点头的翻译官和照片上的人不停地切换着，一时竟醒不过闷儿来 ，那题也没听明白就懵懵地回了教室。

其实，我们队淳朴的社员们对翻译官都很友善也没人为难他，他刚到时连生火暖灶都不会，旁边的邻居们就暗地里给他送些吃的，也有人偷偷地教他生火做饭，慢慢的他那间小土胚房里也升起了袅袅炊烟。生产队长见他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和社员们商量后就让他学倒粪，然后再将倒好的粪送到田里。队里有一架专门用来送粪的小驴车，有位老农带着翻译官送了几天粪并教会他使唤牲口的口令，翻译官也学的很快，那天老农就让翻译官独自驾车去送粪，小驴车正悠悠地走在山路上，一群放学的小孩打打闹闹地跑了过来，那驴见到打斗着的孩子们就有些惊了，甩开蹄子跑了起来。这一跑就向孩子们冲了过来，翻译官慌了，一时竟忘了吆喝牲口的口令，他不停地对着驴子大喊：“向左向左，向右向右。”弄的驴子在路上打着摆子狂奔，翻译官跌跌撞撞地死拉着缰绳却怎么也拦不住驴子。这时一个大一点的孩子跑过来，夺过缰绳，“喔喔咦咦，得驾得驾”几声吆喝，那驴竟顺从地沿着山路走了起来。被车辕子刮蹭了几次的翻译官一瘸一拐地追上来不停地点头致谢，在那群孩子的帮助下终于将一车粪送到了地里。孩子们回到家就将这个新闻告诉了家人们，每家都在这个段子里哄笑着吃了晚饭。于是向左向左向右向右一时间就成了孩子们调侃的口头禅，那时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人们警告不要喊：“向右。”于是孩子们一见马车或驴车就大喊：“向左向左。”

八零年左右，翻译官就悄无声息的消失了，据玲子讲：“他被一所大学接去当日语教授了。”临走时送给玲子很多书，并叮嘱她要好好学习，考到他任教的那所大学去，可惜在他走后半年玲子最终还是辍学了，并早早的嫁了人，以后就再也没有向左向右那位翻译官的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