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河“凤凰村”的“小姊妹团”

森林

我的老家在商河县城北殷巷镇的马庵村，从殷巷向西南大约五里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实行“公社化”的时候，全村有五个生产队，700多口人，属于不大不小的中等村，久负盛名。

大姑父曾经说过，马庵的村落，大街小巷连同周遭郁郁葱葱的枣柳榆槐林，是一个凤凰的形状，想象丰富。

大姑父说这话的时候，我目光所及还仅限于我们家附近的几个胡同，那一条走得净明瓦亮的大街和街南坑坑洼洼的园子地，也绝然想象不出凤凰的样貌。但后来在地理课上学会了“鸟瞰”，工作以后掌握了摄像看过许多航拍之后，经常在回忆中对自己家乡当年的样子进行三维的建模、构图，还果真就是一幅活灵活现的凤凰展翅呢，惟妙惟肖。

人口比较多的四个生产队，被称作“大庄”，组成了凤凰的身躯，几条小路和路边狭长的林地是飘向东北方的五彩凤尾；被称作“小庄”的我们所在的第五生产队，在“大庄”的西南偏安一隅，显然是昂首向西南的凤凰头；“大庄”和“小庄”之间，原来有三道弯的小路相连，那是凤凰的脖颈。而三道弯的路两侧，各有一片深浅不同连绵几百米远的水面，蒹葭苍苍，芦花飘荡，随着季节和晨昏的更替色彩斑斓，正如凤凰展开双翅在晴空飞翔，栩栩如生。

我们的村，其实挺普通。虽然老人们说历史上曾经出过主政云南的高官，近代也有十里八乡知名的文化人。“公社化”的年代，“跑十五”（现在统称商河鼓子秧歌）特别是“踩高跷”很厉害，演过的样板戏《沙家浜》小有名气。村干部正直、实在，认真落实县里、公社里布置的各项工作，但总体上不落后也不先进，村民不算穷也不怎么富。在县里还流传过“马庵的队委会啊，就这么着吧”的歇后语，那是演绎我们村队委会商量事儿，通宵达旦，直到大天老明还没有结果，要上工了，只能是先这么着吧。因此，近些年也就没有什么很对得起“凤凰”展翅的荣耀。

但是我们五队有个“小姊妹团”的故事，当年确实是被领导点名表扬，被群众普遍称颂的，尤其是，很多劳动场景我亲历亲见，一直感念在我的心灵深处，是我必须大书特书的事儿，娓娓道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带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农民的温饱问题初步得到解决，农村因此迎来一波生育高潮。天缘凑巧，五队十几户人家在同样生男孩的期盼中，却齐刷刷盼来十几个“丫头”。上过一两年学或者一天书也没有念的小姊妹姑侄们，在长到六七岁的时候，因为家里缺少劳力，先是拔草喂羊喂鸡鸭，力所能及帮衬家里，然后就逐渐在生产队允许之后，和大人一样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

当年的孩子早当家，农村的闺女更懂事。家里缺衣少粮，还有弟弟妹妹需要带。她们明白父母的不容易，知道家庭需要他们用幼弱的肩膀撑起生活的重担。她们不再有重男轻女的抱怨，不再奢望小学堂里朗朗读书声，不再羡慕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口号跑晨操的同龄人。她们也逐渐认识到，“妇女能顶半边天”，能够和大人一样挣工分，小小年纪能够成为“公社社员”，这是一种的莫大的光荣。

虽然那时分配机制是“人七劳三”，而她们一天劳动也只能相当于大人半个工，但还是表现出参加集体劳动的高涨热情。她们从小习惯了吃苦耐劳，身板长得也结实，干活从不偷懒耍滑。女孩子也特别的心灵手巧，先是配合着成年劳力干比较轻的农活，学会了种地撒种子，撒化肥，给玉米定苗，捡拾割麦后拉下的麦穗，也会用短一截的小撅头刨地瓜。甚至也很快学会修理棉花之类的技术活。为了粮食夺高产，生产队曾经要求深翻地，大人用铁锨翻地，她们会把翻过的渣土清除出来，不敢延误半点时间，再由大人在原位置继续深翻第二锨。

那几年，正赶上国家对农业的政策比较宽松，允许多种经营和经济作物种植。给队里收摘枸杞是她们拿手的活，也是最快乐的活。在那二十多亩枸杞熟了的时候，从田垄上望过去，连片成行的一人多高的枸杞树的树干胳膊粗细，各种弯弯曲曲的奇状怪形，而树冠则枝繁叶茂，饱满鲜红的枸杞，一串串、一层层如火般洒满枝头。她们一人胸前一个挎包，欢声笑语的同时，灵巧的小手绕着长满尖刺的枝条上下翻飞，一会儿功夫就会摘满挎包。当然，摘枸杞最大的福利就是允许品尝，但吃多了也会破鼻子，大人们就经常一遍遍的嘱咐。

摘枸杞很快乐，摘红花就不是那么好玩了。红花是珍贵的药材，茎秆直立，有膝盖那么高，枝叶坚硬而多刺，成熟后在茎枝顶端长出半球状的一两朵花苞，也满身是刺，红色、桔红色细长如丝的花瓣就在尖刺丛里如火苗般钻出来。这样的活，就只有女劳力和这一波“小社员”适合干了。手指掐断花瓣，黏黏糊糊的油脂很快就会沾满指尖。而痛苦的是，为保证红花应收尽收，花瓣必须从根底下掐，任凭你手指再轻巧，那千遍万遍的被刺一定是免不了的。但是，没有一名“小社员”喊苦掉队。

枸杞摘了，红花收起来，队上有烘干房，有懂行的专人负责，烘干了，卖到公社药材站。大家的劳动成果都会成为集体收入，用于养牛或者购买农具，而年底丰收了，队里就会根据人口和工分来分粮食。记忆里当时农村人均小麦口粮一般是三五十斤，而五队经常是先进，甚至有一年人均小麦居然达到最高的90斤！分粮食的时候，看到一堆堆的麦子，还是孩子的“小社员”们别提多高兴了。

而让“小姊妹团”让大人们竖起两个大拇指称赞并感动领导也并因此远近扬名的，是和男劳力一起修沟渠的事！那是公社里排涝浇地用的主干渠。初冬农闲，公社领导、村干部亲自带队，各村各队分段包干，精干劳力全体动员，没有锣鼓喧天，但的确是红旗招展，人欢马炸。就在公社书记带着各村支书视察各村各队进度、质量的时候，他们惊奇的发现，马庵五队负责的沟渠坡面上，居然有一帮头戴红绿头巾，穿着花花棉袄的“小闺女”！她们身形娇小，干活当然不是像大人们一般用铁锨挖泥，一口气将一铁锨的泥向上甩到沟坡上，而是用自家带来的铁洗脸盆，一盆一盆的向河岸上端！她们手上脸上沾满了泥水，也掺和着汗水，但却都是面带笑容，喊着口号，互相鼓励，情绪高涨。此情此景，这样的劳动场面，感动了公社的每一位领导干部，他们关心得问这问那，年龄有9岁的，10岁的，而最小的只有7岁。“山西大寨有个铁姑娘队，咱马庵五队有个小姊妹团啊”。

那一阵子，马庵五队“小姊妹团”的故事就纷纷扬扬传开了，甚至传到其他公社，传到县领导那里。只可惜那时候没有写稿报道，这要是搁现在，广播电视、报纸还有新媒体，舆论氛围一定会营造得热火朝天了。

过了几年，“小姊妹团”的成员们十几岁了。她们“犁搂锄耙都能拿”，逐渐成了“整劳力”。本来就是自家同族姊妹、姑侄，多年的共同劳动使她们彼此间结下了深厚友谊。她们一致同意，拍下了这一张珍贵的“青春留念”。

又过了几年，她们谈婚论嫁，劳燕分飞，继续担当着各自婆家的顶梁柱。

半个世纪过去了。她们已经年逾花甲，子孙绕膝。让我们再次记住她们吧，虽然她们只是那个年代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亿万中国农民中的一员，但她们劳动的精神，承担的精神，在困顿中坚忍向上的精神，将永远是鼓舞后人，推进社会向前的力量。

她们中，有我的姐姐，有两个大爷家的两个四姐。还有同族本家或者其他胡同里的论辈份喊姐或者是侄女的，这许多年没有见过了，生活一定都很好的吧。

豆蔻荷锄晓月寒，茧生十指耕春田。红绳犹系青丝短，撑起千家仓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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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清水，高级编辑，律师，现任职德州市广播电视台（集团）党委副书记。1979～1981年就读于商河县第五中学，198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先后在国家核心期刊、其他报刊杂志发表专业文章及杂文、散文多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