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一、源头活水：先秦儒学对战国社会的重塑力量</p><p class="ql-block">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孟荀的思想如甘泉浸润干涸的文明土壤。孔子以"仁者爱人"（《论语·颜渊》）重构伦理核心，将周礼的仪式性转化为"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的道德自觉。当子路问政，孔子答"先之劳之"（《论语·子路》），强调执政者需以身作则——这种道德领导力理念在列国争雄时代犹如清流。</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孟子更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思想撼动王权根基。面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孟子·梁惠王上》）的乱象，他提出"制民之产"的经济方案，主张"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民生保障，使儒学从道德哲学延伸为社会治理学。</p><p class="ql-block"> 荀子则以冷峻目光洞察人性，在"人之性恶"（《荀子·性恶篇》）的判断下，创造性地以"化性起伪"构建礼法体系。其"明分使群"（《荀子·富国》）理论，通过"农农、士士、工工、商商"的社会分工，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帝国提供了组织蓝图。先秦儒学三巨匠共同完成了从个人心性修养到社会制度设计的完整建构，如《周易》所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成为中华文明的基因编码。</p> <p class="ql-block"># 二、工具化的悖论：独尊儒术的历史双刃剑</p><p class="ql-block">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奏议，使儒学遭遇历史性异化。当"春秋决狱"成为司法准则，"三纲五常"演变为绝对律令，原始儒学中"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的契约精神，被扭曲为"君为臣纲"的单向服从。王充在《论衡》中痛斥谶纬神学"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直指儒学的神学化蜕变。</p><p class="ql-block"> 科举制度更将儒学异化为进阶工具。唐代"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民谚，揭露了经学沦为应试技艺的悲哀。当朱熹注解的《四书集注》成为科场标准答案，顾炎武批判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学风蔓延，原始儒学"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的全面人格培养，被窄化为记诵之学。这种制度化的儒学，虽维持了帝国千年稳定，却如戴震所言"以理杀人"，用礼教铁链禁锢了思想活力。</p> <p class="ql-block"># 三、返本开新：原始儒学对当代文明的烛照</p><p class="ql-block">在价值多元的今天，先秦儒学的本真精神恰是化解现代性危机的良药：</p><p class="ql-block">1. **道德重建的根基** </p><p class="ql-block"> 孔子"己欲立而立人"（《论语·雍也》）的推己及人原则，为个体化社会提供伦理锚点。当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课程"，将"忠孝仁爱"写入共同价值观，正是对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的现代呼应。</p> <p class="ql-block">2. **经济伦理的矫正** </p><p class="ql-block"> 孟子"义利之辨"在市场经济中焕发新生。华为"以客户为中心"超越利润追求，正是"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孟子·梁惠王上》）的当代实践。儒家"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的准则，可制衡资本无序扩张。</p><p class="ql-block"> 3. **生态智慧的启示** </p><p class="ql-block"> 《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宇宙观，早预见生态危机。荀子"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荀子·王制》）的可持续理念，正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契合。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中"天人合一"的乡村复兴，恰是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p> <p class="ql-block">语：在解构与重构之间</p><p class="ql-block">从董仲舒到程朱理学，被政治绑架的儒学确曾成为"吃人的礼教"。但若因此否定孔孟荀的思想精髓，无异于将婴儿与洗澡水一同倒掉。正如杜维明指出的："儒家传统需要创造性转化"。当我们在孔庙杏坛聆听"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生命追求，在孟子"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中感受道德勇气，在荀子"积善成德"（《荀子·劝学》）里看到教化力量，便知这些穿越两千年的智慧火种，仍能在现代文明的暗夜中照亮前路。</p><p class="ql-block"> 唯有剥离专制政治的锈迹，让原始儒学的仁爱之本、民本之基、中庸之道重归当代文明建构的核心，方能实现《尚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文化涅槃。这既是对历史的告慰，更是对未来的担当。</p> <p class="ql-block">作者 田诗玉 县文旅局退休干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