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资交换

宋冀东

　　看到河南工学院有关建校征文的通知，我才意识到我与这所学校已整整捆绑50年了，跨进学校第一年的经历至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1975年10月中旬，我与张义增以英语教师的身份同时调入刚刚成立的新乡市重工局职工大学（河南工学院前身）。这是一所当年响应毛主席号召成立的依附新乡市电器控制设备厂的成人大学（没有国家资助，工厂免税养学校），大约70名学生全部是来自新乡地区重工业局所属企业推荐的职工。学校位于工厂内的北部，根据我的目测，有两间教室，一个电气班，一个机械班，外加6~7间办公单间房，连空地面积加上也不会超过667平方米（一亩地）。这所速成草台班子，基础课教师几乎全部外借，数学王老师（一中）、徐老师，英语蔡老师（四中），物理钱老师等，专业课老师除了赵老师、张老师及方老师等外，其余全是借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当时教学及教辅人员总共就只有十几个人。真应了《沙家浜》那句唱词：想當初老子的隊伍才開張，. 攏共才有十幾個人、七八條槍。虽以英语教师身份调入学校，没有高学历的我很清楚，在部队学的那点哑巴英语不足支撑我站在讲台上。我不想当老师，简陋的学校资料室却是我向往的地方，肖老师及海老师的可怜工作量及狭小房间告诉我那里容不下第三人。英语老师暂时不缺，也意味着我的工作岗位暂时不确定，上级就安排我干一些杂活。11月份冯玉生老师与老郭（490项目）我出差京津，为学校采购圆盘磁带录音机、8毫米电影放映机及离子氮化炉（热处理设备）等。1976年1月初，职工大学领导给我安排了一个长期的、脱离学校监管的工作岗位即到新乡市第一中学当老师教数学。

最早在重工大教高等数学的王老师是一位有30多年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他来自市一中，是借调的（人事及工资关系均在原单位）。尽管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事业单位之间经常大力协同相互协作，但有时就必须相互交换，王老师的情况就是在这样。当时王老师在一中的教学工作量由我校派出一位年轻的何耀文（新乡师院毕业）承担。何老师突然调回安徽，这就是我迅速顶岗的原因。

1976年2月中旬我迈进一中校园，学校建筑与60年代一样依然是青砖灰瓦没有任何变化。在教务处，头发花白的郜主任接待我时省去了我认为必须的环节，他没有把我介绍给数学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以便加强以后的教学沟通，也许临时的、非正式员工身份的我被他认为可以省去这个环节，也许当年教学质量已不再是第一重要考核指标。随后他带我来到即将授课的班级教室并给我一把钥匙，后一排房子有一间是我备课与改作业的房间。不知从何时起，一中从60年代中后期还是纯高中变成了完中即有初中部和高中部。带两个初一班的数学课，兼一个班的班主任是我这学期的教学任务。尽管那时没有恢复高考，尽管学好学坏城市毕业生都要下农村修地球，但一中的好名声依然吸引了大量的入学学生。为了安排这些学生，学校领导便将教室的空间利用率发挥到极致，每间教室安放35张双人桌，共70人。我看到若教室里再放一张桌子，教室的后门就甭想推开。物竞天择在有狼群的山谷里，鹿会更健壮，鹿群质量会更好。动物世界如此，人类的学校环境也是如此。在没有优胜劣汰学习环境里，学生质量就差，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谈到工农兵大学生时会不屑一顾。没有竞争择优，就近入学让班里拥有不少具有课堂表演欲强的学生，一中附近孟营村与藏营村的学生更增加了这类学生比例。脱离小学被束缚环境，进入初中的不少小男生开始肆无忌惮的放飞自我。上课时他们互抛纸团、贴纸条、大声喧哗及拽女生小辫等，这是一群荷尔蒙快速上升、精力过剩喜欢刷存在感的青瓜蛋子，通常他们比正常年代班级里的人数多几倍。在读书无用的年代里，上一堂课我需要用很多的时间来维持课堂纪律，纪律之差远超我的想象。这些低龄学渣不仅自己不学，还要影响他人学习，打闹喧嚣的声音常常盖过老师的讲课声音，经常不得不中止授课。在这样的班级里授课，如果测试教师的情绪压力，指针往往爆表。甚至放暑假时，他们连自己的学习成绩单都懒得到校领取。尽管教初中一年级数学，对我不是难事，但如何教好课，却是新问题。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及教学技巧只能从书本中学，从回忆当上学情景中找。记得为了了解学生真实掌握因式分解学习情况，我搞了一次课堂测试。为了避免同桌同学或前后同学抄袭或偷看，我从书本上找了100多道题，又编了100多道题总计280道不重样题，每个人4道题，考试时随便看，到时收卷。

9月初，一位陌生人在一中校园里找到我，刚刚调入重工大的高成杰接手我的工作。师资互换的教学经历让我感叹：在正常年代中学老师很辛苦，压力很大，在非正常年代对中学老师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