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感动

流淌的河

难忘的感动

文革后期，我就读的中学，应届初中毕业生仅有我们两个班，一百多人。毕业之际，升学政策却让人意想不到——以十六周岁为界限，一刀切决定能否升入高中，小于十六周岁的有机会继续求学，满十六周岁的则被拒之门外。如今回想起来，这和当下一些干部任职年龄一刀切的做法，把不到退休年龄的五十岁左右的年富力强的干部一刀切下来，不再工作，回家休养，同样让人觉得有些荒谬。

当时，按十六周岁的界限来划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都无缘高中。教室斑驳的墙壁上还贴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操场上篮球架的油漆早已剥落，可就是这样简陋的条件，依然装不下我们这群渴望继续读书的少年。至于为何采用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大概是学校的硬件设施与师资力量有限，无法容纳过多学生，除此之外，实在找不到其他合理的解释。

按照规定，我本可以顺利升入高中。可父母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竟让我留城待业。那时的我，年纪尚小，毫无主见，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从此与高中擦肩而过，留下了无尽的遗憾。每当路过中学的校门，听到里面传来的琅琅书声，心里总会泛起一阵酸楚。

也不能怪父母，他们文化程度不高，父亲高小毕业，母亲甚至没上过学。再加上文革的影响，他们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缺乏对形势的预判能力和超前思维，难以做出更长远的规划。在他们看来，能有份安稳的营生，或许比不确定的学业更可靠。

和我同岁的几个同学也没读高中。原本家在农村牧区的同学背着简单的行囊回乡了，城里的多数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登上了开往偏远农村牧区的卡车，投身到革命生产当中，还有一部分留城待业，我便是其中一员。

留城待业不能无所事事，起初我在一个工厂打工，每天搬运沉重的零件，手掌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两三个月后，到了当时全旗唯一的储蓄所当了临时代办员，坐在木制的柜台后，清点着一沓沓带着油墨味的纸币，满心期待着以后能被录用为正式职工。就在这时，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来，广播里低沉的哀乐一遍遍响起，储蓄所的玻璃窗上贴满了白纸，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十月份，“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传来，人们涌上街头，敲锣打鼓，举着标语欢呼，举国欢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

一年后的一九七七年十月份，恢复高考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开，报纸上、广播里都在报道，一个月后就举行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

这个消息对没读高中的我来说，既心急如焚，又无比懊悔，后悔当初没去念高中。夜深人静时，常常对着天花板发呆，心里满是不甘。伤心过后，内心涌起强烈的求学渴望，我暗暗下定决心，哪怕从头学起，也要在第二年参加高考。于是，我重新拿起了书本，那些带着霉味的旧课本，成了我最珍贵的宝贝。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一边在储蓄所上班，一边抓紧每分每秒复习。午休时，别人在聊天，我就躲在角落啃书本；晚上下班后，点着煤油灯学到深夜，眼睛常常熬得通红。从初中课程开始，一点点攻克高中课程，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跑去请教以前的老师或读过高中的同学，笔记本记了一本又一本。但时间实在有限，高中两年的课程要在这么短时间内学完，谈何容易。最终，我只能选择参加中专考试，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以优异的成绩被自治区重点中专学校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激动得手都在发抖，把通知书紧紧攥在手里，好几十天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然而，最让我感动不已、难以忘怀的，是一次意料之外却又合乎情理的被珍视与关怀。

那天，阳光透过储蓄所的窗户照在柜台前的水泥地上，空气中漂浮着细小的尘埃，我像往常一样在整理账目。一位戴着眼镜、略显消瘦的男性顾客推门而入，门轴发出“吱呀”一声轻响。我赶忙站起来准备接待，定睛一看，竟是我初中的班主任赵老师。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头发比以前稀疏了些，但眼神依旧温和。还没等我开口，赵老师就笑着说：“听说你考上了，我来看看你。”

就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让我激动万分，一股感动的暖流涌上心头，眼眶也不自觉地湿润了。我已经两年多没见过赵老师了，没想到在我考上中专的第一时间，老师就亲自登门祝贺、鼓励我。从老师的眼神和话语中，能真切感受到他的高兴与欣慰，那笑容里，有欣慰，有骄傲，还有如父般的慈爱。赵老师一直记挂着他的学生，学生进入社会后的点点滴滴，如意与否，都时刻牵动着他的心，这是多么真挚深沉的师生情啊。那一刻，望着老师，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我只是不停地说着：“谢谢赵老师、谢谢赵老师！”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那份感动依然会涌上心头，久久难以消散。它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我人生的道路，让我在前行的路上，始终铭记着这份师生间的情谊，也让我明白，有一种牵挂，无关岁月，无关距离，却能在不经意间，温暖一个人的整个人生。

（2015.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