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阳门下——商丘古城暨古城门漫话

潇散闲人

引子

　　在古城南门，拍了几张照片，想配些文字。于是就查资料，了解一下南门的历史。本想简单几行文字就可以说明，不必大费周章。不料，越写越长，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商丘古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拥有悠久的建城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史书记载众多，卷帙浩繁。近代关于介绍商丘古城历史和人文的文章，已盈篇累牍，为避免雷同，牙慧均逸，本文试从古城门漫谈，遂而兴之，以期从文张目，略窥一二。

　　本文写作中引用资料纷琐旁枝，芜杂蔓衍，恕不一一注明出处。恳其见谅，得蒙宽宥。

　　本来是为照片而配文字的，如今本末倒置，索性再放上几张不同时间所拍的照片。本文所有照片均为手机拍摄，照片质量可能有些差强人意。有些做了简单后期。

夜色下的拱阳门

那一天，从南门出来，佇足南湖桥头良久，夕阳西下的时刻，不禁令人幽思万端。城门依旧。如若诗人至此，怕应有诗诵口了吧。倩流红去，欲寄相思情苦。满怀写不尽离愁，都化作、渺渺暮云秋树,澹烟横素。夕阳西下南城门外，怨截断、心归何处？

离开南门，蓦然回首，南门是如此的落索，忙拍下这张照片，一阵黯然。

拱阳门 本文目录

一，“城”的起源
二，“门”的概念
三，洪荒平原
四，聚落而居
五，“城”势而起
六，青萍睢水
七，天命生商
八，肇基之地
九，发轫远古
十，春秋争霸
十一，汉唐盛事
十二，宋元明清
十三，城南旧事
十四，东门之杨
十五，西门垤泽
十六，北门锁钥
十七，文脉绵长
十八，尾声

拱阳门下——商丘古城暨古城门漫话

文图/潇散闲人

一、“城”的起源

1

　　写下这个题目，一时茫然。

　　拱阳门，是现在商丘古城南门的名字。现存的古城为明弘治十五年被黄河水毁后，于明正德六年重筑的。且古城与之前的城址稍有移位。从严格意义上说，现在的拱阳门，只是现存古城的南门。在古城周围十里之内，还有历代多个古城遗址沉睡在地下不同的深处。

　　可以说，商丘古城，是一处立体的历史遗陈。它不是一座，也不是一个，它是复杂的立体组成的遗址群，只不过限于考古的技术和手段，以及现实情况，现阶段不能也无法完整的展示出来。它的城墙和城门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城池城郭变动而变动。像极了一部动画片，叠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不断闪现。

　　我想表达的，是更宏阔意象上的古城之门。

　　古城之城，风雨踌躇，俯仰两仪。感四时之华，劘拂万民，以心为擎，护佑着生活在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江湖契阔，几许风烟，请允许我以拱阳之名，际会于你的面前，浊酒一杯，把万千记忆化作一缕柔丝锦绮，飘飞在这片天地之间。

2

　　关于“城”的概念，形成的时间很早。甲骨文里就有“成”字。有研究说，甲骨文的“成”，即含有“城”的意思。更有学者说，即便至今尚未发现甲骨文里有“城”字，但也不能说绝对不可能有，因为能解读出来的甲骨文字才1000多个，4000多个甲骨文字还有大部分没有解读出来呢。

　　金文里的“城”，像城墙加斧钺的形状，说明商周时期已经有明确的城池概念。但考古发现更早，良渚和石峁那些史前遗址都有城墙遗迹，比文字记载早了一两千年。

　　远古的先民们在“城”形成之前，是以聚落的形态生活其中的。聚落，在辞海中，解释为，“聚落：村落，人们居住的地方”。一般来讲，它由房屋和环壕（也叫壕沟）组成。简言之，史前聚落就是用环壕将房屋围起来的古人类居址。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居无定所，栖息在山洞或森林中，用火取暖和烧烤食物，靠采集和渔猎为生。

　　到了新石器时代，当经济生产进入到农耕的历史阶段以后，人类开始走出洞穴和森林，并能择地挖穴，就地取材，用树木柴草搭屋，开始在房屋中居住，以遮风挡雨，躲避风寒。可以说，从游猎到农耕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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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古时期的先人们生活群体间基本孤立，偶有交易（如燧石交换）。人类学考古调查显示，群体平均规模约25人。受限于食物供给的限制，为确保群体生存，食物实行共享制，人人平等，无显著阶级分化。

　　随着末次冰期结束（约1.2万年前），气候变暖与人口压力推动生存模式渐变。人们可以获取的食物更加多样化，使用工具也更加多样化，而且发明了存储食物的技术，人们的仪式活动也得到增强，于是出现了社会复杂化的前兆。

　　按现代人们的认识来说，由于工具革新，生存技能的提升，剩余物资催生社会分工，仪式与贸易萌芽。 “城”与“村落”的种子，在流动性减弱、资源控制力增强的土壤中孕育而生。当人类开始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永恒的定居史诗才真正翻开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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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城的出现，通常被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防御性聚落的出现，这是“城”最原始的雏形阶段。考古发现表明，在龙山文化时期（约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具有夯土城墙和壕沟的大型聚落遗址。例如：良渚古城（浙江杭州，约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300年，石峁遗址（陕西神木，约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800年）；陶寺遗址（山西襄汾，约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

　　这个时期的“城”，核心功能是军事防御，保护聚落居民和资源免受外部威胁（野兽、其他部落等）。它们是大型、复杂、有组织的社会共同体（早期国家或酋邦）的产物和象征。虽然功能相对单一（主要是防御），但其规模和社会意义已远超普通聚落。

　　到了夏商周三代（约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256年），随着早期国家（夏、商、周）的出现和发展，“城”的概念得到强化和制度化。如：二里头遗址（河南偃师，约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一般认为属夏晚期或商早期），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夏王朝的都城。商代，如郑州商城，殷墟（晚商都城），也是一个王朝都城的存在。

　　周代的分封制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城”的建设。周天子分封诸侯时，一个重要仪式就是“授土授民”，诸侯受封后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其封地中心营建都城（国），作为统治中心。这导致了筑城活动的广泛普及。如西周早期的洛邑（成周）。

　　《周礼·考工记》一书，虽然成书较晚（约战国），但其中记载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反映了周代（特别是西周）对都城规划的理想化、制度化的理念。这标志着“城”（尤其是都城）的建设开始有了明确的礼制规范和政治象征意义，不仅仅是防御工事。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兼并，战争频繁，各国竞相修筑、加固城池，不仅限于国都，还包括重要的边境关隘和战略要地。城墙的规模、高度和坚固程度都大大提升。在边境新征服或新开发地区设立郡县，其治所也需要筑城。这推动了地方性行政中心“城”的出现。

　　秦始皇统一后，推行郡县制，确立了以都城（咸阳/长安/洛阳等）、郡城、县城为主体的全国性城市行政等级体系。每一个郡治、县治所在地，理论上都需要有一座作为行政中心的“城”。

　　汉代继承并完善了这一体系。都城长安、洛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宏伟的城市之一。

　　自此，“城”在中国就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构筑物（城墙围合的空间），更是一个行政单元（如州城、府城、县城）的代名词，是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网络的节点。

前些年拍的南门，如今南门边的成型的大树已清理，并未觉得城门多了几分大气，到是显得有些突兀。 城墙外高飞的鸟。每到冬季都有候鸟飞临城湖西旁，有时候十分壮观。

二、“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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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写城，自然有城就有门。而门，与城一样，它的概念也很久远。

　　门的最早意义不只是城门，而是一般的柴门。远古时期，人的建筑能力还比较差，门都是用些树枝编起来的柴门。而在人类早期，以天然岩洞为居所，洞穴口的草盖、树枝或石块被用作遮蔽物，兼具防风、防兽及划分空间的功能，被视为门的雏形。因此，门字的原始形态，即洞穴口的遮蔽物（这个意义距今约9000-4000年）。

　　甲骨文“门”字有好多种写法，有的上头有横杆，两边有立柱，中间是两扇门板，有的没有横杆，就是两个立柱与两扇门。总之“門”字，就是两扇门的样子。金文、小篆、隶书、楷书基本没有变化，他们就是两扇门。说明在商周时期，就确定两扇门关着的样子是“门”字。一扇门就是“户”字。

　　相反，打开的门也有一个字，就是“卯”。“卯”是门被打开，门板向外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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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先民们的“门”的概念的确立，是文明的一大进步。最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在黄帝时期，已经有用木板掩住洞穴作为“洞房”的习俗。这标志着，门的文明意义与婚姻仪式意义的产生。

　　至今，洞房这个概念，依然被广泛应用，在历史的延续下，发生着动人的故事。

　　早期门不仅是物理屏障，更承载了空间界限、安全防护及社会伦理（如婚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汉字构型中用“门”作部首的文字众多，进一步反映其在先民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如以门为部首字的常用字，问、闪、闻、间、闷、闭、闯、闲、阔、闹……等等，这些字的语意中，门始终作为枢纽连接着门内门外，内外而呼应，进而引申出途径、方法等意义。也衍生出象征的意义，来形容门第、家族的荣耀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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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还指地名，郡名，山名，乐名，又作姓氏或人名，同时，它也被引申为宗教、学术等领域的不同派别和类别，彰显着多元与包容。在佛教文化中，僧人被称为沙门桑门，意为息心削发，绝情欲，归於无为。

　　“门”字在诗词中也常出现，如《楚辞·远游》中的“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庶类有成兮，此德之门”，以及《诗·邶风》中的“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等诗句。又如“月明点滴窗前影，孤灯不下寂寥门”，这句诗便将门的屏障作用与内心的孤寂和思乡之情紧密相连，彰显了门在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

　　简化字“门”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草书。东晋以后，许多书法家如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等，都将“门”字写成了类似横钩的形态。随着草书楷化的发展，这种写法逐渐演变为唐以后的简化字“门”。

　　总之，在古代社会，门不仅是建筑的一部分，更是家庭和社会的象征。门的规格和装饰往往反映了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门”字还蕴含着丰富的寓意和象征意义。例如，“开门见山”， “关门大吉”等等 “门”字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汉字符号，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通过了解和研究“门”字的由来和故事，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
拱阳门 拱阳门城门厚实中透着沉重，几千年的流光如水而逝，而它却始终一言不发，在沉默中向望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三、洪荒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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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阳门，伫立在南湖岸边，沉默着面对来来往往的人群。遥望南天，它又在沉思什么呢？

　　《 商丘县志 》记载，归德城在 明弘治十五年被黄河水毁后，于明正德六年重筑，并迁移到稍北的“城北高地”。新修的归德城，城围七里二分五厘，共一千三百四丈二尺五寸，高二丈，顶阔二丈，址阔三丈。

　　目前的商丘古城位置是历史以来的最后一个位置。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它随着气候、动乱，以及各种天灾人祸，数次迁移和重建。据考古发现，在今商丘市睢阳区地下叠压着多座不同朝代的古城遗址，从下至上依次为：周代宋国故城、汉代睢阳城、隋唐宋州城、宋代应天府南京城、元代归德府城，以及明代正德六年重建的归德府城（即现存地上古城）。也就是说，在商丘古城地下约10米范围内，依次叠压着从上古到明清的至少6座古城遗址。

　　漫漫历史长河，浪涛滚滚，城池的变迁亦属正常。商丘古城地处黄淮平原，经历了漫长的地质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的缩影。

　　那么，早期的这处地方是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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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在的华北平原，是中国三大平原之一，中国人口最多的平原，中国东部大平原的主要组成部分。

　　华北平原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地质过程。在古生代中奥陶统后期，加里东运动使华北平原上升成为陆地。到了石炭-二叠纪时期的海西运动又使其重新下沉。中生代时华北平原为隆起区，燕山运动时期平原区大幅度下沉。

　　而真正形成现代华北平原的关键时期是在喜马拉雅运动时期，太行山再次抬升，东部地区继续下陷，形成一系列次级断陷盆地，平原地貌开始显现。黄河、海河等河流携带大量泥沙堆积，逐渐形成广阔的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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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豫东平原的具体成陆时间，地质学认为，豫东平原位于华北陆块区域。该区域在新生代（约6500万年前至今）经历了沉降和河流冲积作用。但豫东平原作为黄泛区的一部分，其完全成陆时间可能晚于华北平原的其他部分，因为黄河在此区域的频繁改道和泥沙堆积持续进行。豫东地区在全新世初期（约1万年前）仍存在大型湖泊（如古荥泽、圃田泽），属于未完全淤平的洼地。黄河在历史时期多次南泛（如周定王五年首次大改道），携带的泥沙快速淤积，直至宋代（约1000年前） 才基本填平豫东主要湖泊，形成现代连片平原。

　　由此可知，上古时期，我们这片地方，湖泊连片，水泽遍地，气候变化频繁。大量的水泊洼地，生长着丰富的植被，水草丰美，动物栖息，带来更多的生存便利条件，但也由此产生许多自然灾害。

　　人类学家研究表明，尽管平原部分区域成陆，但适合大规模人类活动需满足三个条件：地势稳定、土壤脱盐、水源可控。这一过程通常需数千年。因此，早期人类活动局限在山麓地带。旧石器至新石器早期（约1.5万–6000年前），人类主要在太行山-伏牛山山麓活动，利用洪积扇地势较高、排水良好、盐碱较轻的特点，从事采集狩猎。例如河南裴李岗文化（9000年前）遗址集中于豫西丘陵，而非豫东洼地。

　　这是由于豫东平原地区东部的环境障碍，如水文不稳，黄河改道频繁，形成沼泽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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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东在先秦时期仍为“蓬泽”、“孟诸泽”等湖沼分布区，水面广阔，易发洪涝。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认为“逢，大也”，这与古代逢泽面积广阔、茫茫无边的情境相符。

　　蓬泽，是远古时期，商丘的一个重要地理特征。蓬泽，逢泽，又称逢池、蓬池，为古睢水所积而形成的沼泽湖泊。周朝时属宋国地，位于宋国都城商丘城南，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汉书.地理志》作逢池。《水经注》又称百尺陂。《水经·睢水注》载：“睢阳城南有逢洪陂”。隋朝以睢水河道为主干道修建大运河，途径逢泽。唐朝时尚见于记载，如李白诗作《梁园吟》。

　　蓬泽得名于其丰富的蓬草，这种草在沼泽中繁茂生长，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环境。逢泽的“四不像”麋鹿在这里大量生活，成为苑中珍禽异兽的重要一种，供梁王及其门客观赏和游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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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记载，在宋景公三十六年（公元前481年），"宋皇野语向巢：迹人来告，逢泽有介麋焉。"至少明确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丘逢泽地区仍有麋鹿存在。至今商丘博物馆里陈列有新石器时期的鹿角、犀牛牙、象牙化石等，证明远古时期的商丘曾有鹿、犀牛、大象在此生活，这已表明麋鹿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在商丘地区生活。

　　蓬泽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远古至汉唐时期，得益于这里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逢泽一带成为了珍稀麋鹿的乐园。

　　但是，远古时期，这里大量的水面，又加上土壤盐碱化，地下水位高的滨海及洼地，蒸发强烈导致盐分表聚，春季尤为严重，抑制作物生长，对于人类居住造成不利条件。

　　豫东地区的环境改良和发展的转折点在龙山文化至商周时期（约3500年前），井灌技术和沟洫排盐系统出现，人类开始在平原高地建立聚落。战国以后，铁器普及，水利工程疏干沼泽，加速土壤熟化，至汉代，豫东平原已成为重要农区。
南湖，在南门口外，是观夕阳的好地方。夏季的傍晚，晚霞绚烂，湖水涌金，云起城垣，壮观异常，非常出片。 拍城门最佳的时候，是人在黄昏后。城门轮廓灯亮起，天空正是宝石蓝的时刻，这时候火树银花，红袖轻舞，美美的照片就拍出来了。虽然南门外人车杂乱，毫无章法，用心拍，还是能找到拍片角度的。

四、聚落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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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永城王庄遗址发掘出距今5000年的大汶口文化墓葬，证实此处为豫东地区首个大汶口文化中心聚落，可能为史前淮夷古国都城。

　　在更早时期，商丘已经出现了大型人类聚落。在距今约250万年—约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有巢氏之子燧人氏建立了“燧明国”，遗址位于黄河下游的河南商丘古黎丘遗址。《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王子年拾遗记》：“申弥国去都万里。有燧明国”。同书卷七八引《礼古文嘉》云：“燧人始钻木取火……遂天之意，故为燧人。远古时期，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熟食，是华夏人工取火的发明者，结束了远古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开创了华夏文明，商丘因此被誉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其实，在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使用电火和火山火。考古发现显示，元谋人已经用火，这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至180万年前。伏羲氏取来天火后，被尊为“庖牺”，即第一个用火烤熟兽肉的人。后来为保存火种，人们使用了火坑，火坑的诞生，不仅为了维持火种，更是古人烧烤食物和取暖的场所。直至燧人氏发明人工取火，人类的饮食习惯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人工取火，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此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商丘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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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发现，除了王庄遗址外，商丘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其远古时期聚落形态，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阶段亦有发现。如王油坊遗址（永城市酂城镇），面积约 1 万平方米，发现方形和圆形房基，部分房屋采用土坯错缝砌墙技术，并出现奠基祭祀现象（如房基内埋人）。遗址中层发现烧制石灰的窑址，上层有石灰窑及装满石灰的圆坑，显示建筑技术已较为先进；平台寺遗址（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商丘地区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 6 米，核心区发现红烧土（疑似居住区），外围存在环壕迹象，可能兼具防御与排水功能；李庄遗址（柘城县申桥乡），以龙山文化为主，发现 “九牛祭坑”，表明存在高等级祭祀活动，反映社会分层与宗教权力的集中。永城王庄遗址为大汶口文化，通常被认为是龙山文化的源头。

　　这些遗址的共同特征是：以自然岗丘或人工夯筑台基为中心，外围设环壕或栅栏，内部布局包含居住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和祭祀场所，初步具备早期城市的功能分区。

　　这就是商丘地区“城”的最初雏形。
范公桥，南湖中纪念范仲淹的一座连廊桥。也是拍落日的好地方。 拍于北门，恰好拍到一群高飞的鸟。仿佛瑞兽与鸟的对话。

五、“城”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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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的第一座“城”具体位于哪里，如今已很难考证。

　　远古时期（主要指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约从250万年前持续到约1万年前）的人类生存环境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充满了严峻的挑战。那时的人类主要依靠狩猎、采集和捕鱼为生。同时要应对严酷多变的气候与环境。

　　这一时期经历了多次剧烈的冰期（冰川大规模扩张）和间冰期（气候相对温暖，冰川退缩）。在冰期高峰（如末次盛冰期，约2万年前），全球平均气温比现在低很多（可能低5-10摄氏度），海平面大幅下降（最多下降120米以上），大陆架大片暴露，大陆被冰盖和冻土覆盖范围扩大。气候波动剧烈且迅速。

　　那时候人类的生活方式主要以小规模、流动的社群为主。狩猎采集是远古人类最主要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固定的农田和家畜，完全依赖自然界的产出。为了有效利用资源并减少对局部环境的压力，人类通常以小型的血缘群体（几十人到一百多人）为单位生活。

　　为了追踪迁徙的动物群、寻找成熟的果实或季节性资源，群体需要不断迁徙。营地通常是临时性的。而且，群体会在一定的活动范围内（领地）获取资源，不同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竞争或冲突。

　　到了新石器晚期，气候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大暖期与波动。全新世大暖期（约公元前7000年—前3000年），气候总体温暖湿润，华北年均温比现代高2–3℃，长江流域降水充沛，利于农业扩张。末期（约前2000年后）出现降温事件，干旱化导致黄河流域部分文化衰落（如龙山文化），但长江流域水稻农业抗逆性较强，文明延续性更显著。

　　在黄淮下游地区湖沼广布，植被以温带落叶林为主，动植物资源丰富，但易受黄河泛滥影响。生产模式也从广谱经济到农业主导。粟、黍成为核心作物。已形成“生态循环农业”：人食粟米，猪食稃壳，猪粪肥田，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支撑社会复杂化。猪、狗为主要家畜，黄淮下游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前4200–前2600年）家猪占比达65%–75%，取代野生猎物。

　　这个时期，定居化与聚落结构亦发生了变化。从早期环壕聚落过渡到城址兴起。龙山文化晚期（前2500年后）出现夯土城墙（如陶寺、石峁），标志权力集中与防御需求升级。

　　这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出现了。
城郭试一望。拍于龙岫山，远眺古城北门。 黄昏后，月亮爬上女墙来。

六、青萍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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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商丘人类古遗址，不难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出土在古睢水流域或附近，既便于取水，又可利用河流进行防御，符合早期人类 “逐水而居” 的生存策略。

　　曾经，睢水是一条著名的河流，与泗水、沭水、沂水齐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河流逐渐被历史的长河淹没，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睢水，起源于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浪荡渠，然后向东南方向流经多个县市，最终汇入淮河。作为淮河的支流，魏惠王曾下令修建鸿沟来连接睢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时，也修建了通济渠，将睢水的上游作为其西段。

　　在南宋初年，古代的睢水流域遭到了黄河的侵害，最终只剩下了故道。元代时，黄河泛滥，下游的苏北、河南东北部和皖东地区屡屡被淹没，睢水的故道也未能幸免。

　　到了清代，中上游的睢水已经成为了平地，再也没有任何河的痕迹。而在乾隆中期，下游的睢水被分为三段，宿州境内至今还保留有部分的河道。

　　睢水是古时候一条重要河流，《水经注》、《汉书》、《地理志》和《九州要记》都有关于睢水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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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睢水的重要事件，也被史家记载入史册，如发生在睢水岸边的那一场著名战役，垓下之战。司马迁《史记》记载睢水之战后，“睢水英雄”成为项羽及楚军的代称。唐代顾况诗句“睢水英雄多血刃，建章宫阙成煨烬”即引用此典。

　　西汉梁孝王刘武扩建睢阳城（今商丘），在睢水畔修建“东苑”（兔园），方三百里，复道连接平台等宫观台榭。司马相如、邹阳等文士曾游宴赋诗于此，后世称“平台盛宾”。

　　就连曹操祭桥玄一事也被人记录在案。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四》“睢水、瓠子河、汶水：睢阳城北五六里，便得汉太尉桥玄墓，冢东有庙，即曹氏孟德亲酹处”。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曹操深感知遇之恩，经过桥玄墓致祭。被后世引为佳话。

　　据有学者称，睢水还诞生过一个少数民族水族。如今生活在黔桂交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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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族自称“睢（suǐ）”。关于水族的来源，有殷人后裔说、百越（两广）源流说、江西迁来说、江南迁来说等说法。学界普遍认为水书是夏商文化的孑遗，属水族的精神支柱。水族与睢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族称渊源和文化传承上。水书中的“泐睢”（即“睢”的象形文字），印证了这一渊源关系。水族因发祥于古睢水流域而得名，民间有“饮睢水，成睢人”的说法，进一步强化了源于睢水这一文化认同。

　　历史上，水族先民因战乱南迁至黔桂交界地区，但始终保留“睢”这一族称，并延续着与睢水相关的文化符号。

　　可以说，睢水孕育了这片土地上的先民，无论作为是上古时期帝喾部落、还是以后历代作为中原重要战略地位的商丘古城，都在华夏土地上点燃着文明之火，照亮中州大地，繁衍着生机和希望，生生不息。
又是胭红湖上妆。拍于南门外。 南门

七、天命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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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在历史上的文字记载，我们通常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文献中。

　　据史料记载，在甲骨文中，"商"、“丘商”、“大邑商”、“天邑商"等地名，均指今天的商丘。

　　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和《尚书》、《逸周书》等文献记载周初封微子于宋以奉商祀的史事，宋国都城即位于商丘。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世本》等史书对商丘古城的早期历史也有所涉及。例如，《竹书纪年》记载夏朝“帝相即位，处商丘”，说明夏王相曾以商丘为都。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夏商时期商丘古城的具体建城时间和细节缺乏直接的文字记载，主要依赖于后世文献的追述和考古资料的印证。目前可考的最早明确记载商丘城市的可靠文献是春秋时期的《左传》和战国时期的《史记》等。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详细记载了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宋、都商丘的史实，是研究商丘古城早期历史的重要依据。

　　此外，汉代的《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典籍也保存了商丘古城的建置沿革和地理方位的信息。总的来说，商丘古城的建城历史在文字记载上可追溯至先秦时期，而其作为城市的起源则可远溯至传说时代的高辛氏时期，可谓源远流长。

　　《诗经》中收录了许多关于商丘及其周边地区的诗歌，其中不乏对商丘历史、文化和地理的描绘。例如，《诗经·商颂》中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讲述了商丘作为商朝发源地的美丽传说。这一记载不仅反映了商丘在商朝时期的重要地位，也为我们追溯商丘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资料。

　　从时间上来看，《诗经》的成书年代大致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即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因此，可以说《诗经》是商丘在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一部较早的书籍，它为我们了解商丘的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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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当时的生活情形，虽然具体细节已经难以考证，但我们可以从一些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中窥见一斑。阏伯时代，人们已经开始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农业和手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商业也开始萌芽。阏伯不仅管理火种，还指导农耕，使得商丘一带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时，由于他观测天象、研究历法，也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时间参考，使得社会生活和农业生产更加有序。

　　想象一下，在那个时代，商丘的居民们可能生活在简陋的房屋中，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种着土地，饲养着家畜。在阏伯的带领下，他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分享丰收的喜悦。而阏伯所居之台，不仅成为了商丘的象征，也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圣地，每年都会有祭祀活动在此举行。

　　虽然具体的生活细节已经难以还原，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商丘在阏伯时代就已经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方，它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也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中逐渐积淀和形成的。

拍个照 夜沉南门

八、肇基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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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商周三代（约前2070年—前256年）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阶段，对我国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基础。而商丘，在夏商周时期，就处于中华民族发展中的核心区域。

　　商丘是商朝的开国之地，商汤在这里建立了亳都。商朝在商丘建都立国约230年。商丘还是帝喾、炎帝、颛顼等三皇五帝的活动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春秋战国时期，商丘是宋国的都城，宋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诸侯国之一。宋国的文化、政治和军事活动对当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秦汉时期，商丘是梁国的都城，梁国在这一时期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汉景帝的弟弟刘武在此地建立了梁国，并在平定七国之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梁国的存在和刘武的军事行动对稳定汉朝的统治起到了关键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商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尽管具体的历史事件和角色可能不如秦汉时期显著，但商丘作为古都的地位依然稳固，继续在区域政治和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唐朝，商丘发生了著名的睢阳保卫战，这是安史之乱中的重要战役，张巡等将领在此地坚守，有效地阻挡了叛军的进攻，保护了唐朝的东南防线。

　　宋朝，商丘也曾作为南宋的开国都城，虽然时间较短，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北门，拱辰门 南门

九、发轫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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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早期，有据可查的都城，应该是燧明国了，它为燧人氏所建。

　　《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王子年拾遗记》：“申弥国去都万里。有燧明国，不识四时昼夜。其人不死，厌世则升天。国有火树，名燧木，屈盘万顷，云雾出於中间。折枝相钻，则火出矣。”

　　古书所载“燧明国”，其遗止在今商丘古黎丘遗址，即位于今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北二十里。它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个传说中的国家，后迁都于南庄头古城（今河北南庄头遗址）。

　　传说，有巢氏之子燧人氏建立了“燧明国”，被后人尊称为“燧皇”，位列三皇之首。

　　其实，三皇五帝时期，人们集群而居，天下共主也只是有一个固定的居住地，即人群聚落。燧人氏的时候，还没有城的概念，燧人氏定居“燧明国”，是上古时代的一个氏族部落而已，就连“燧明国”，也只是后人对于这个部落的称呼。但非常明确的，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因此成为了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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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再有明确记载的早期都城，应该是五帝时期帝喾的都城亳邑了，它位于今商丘市虞城县谷熟镇西南三十五里（今商丘古城东南四十五里）。该都城是商朝第一个都城，也是夏代商国最后一个都城。亳都的具体形制和规模在现有史料中未有详细记载，但作为五帝之一帝喾的都城，其建设规模应与当时的政治需求相匹配。结合后续商朝在此建都的历史背景，推测其可能具备一定规模的防御设施和居住区规划，但具体位置与布局已无法从现存遗迹中完全复原了。尽管如此，商丘自此开启了商丘的都城史。

　　春秋时期，商丘进入一个所谓顶峰时期。春秋时期宋国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特殊存在，其地位、经济实力与都城发展在列国中独具特色。而其时的宋国的都城宋城亦在春秋诸国的都城中声名显赫。

　　春秋时期的宋国从第一位国君微子启至最后一位国君偃，历经32君，时跨西周、春秋、战国（止于公元前286年）三个时期，长达755年。它的版图最大时当跨有东汉沛国、梁国、楚国（国治在今徐州市）山阳郡、济阴郡一带，即今河南东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和山东西南端之间，面积约有十万平方公里，皆膏腴之地。据班固《汉书·地理志》的划分，它是中国十三个民俗区之一，具有独立的民俗和自己特色的地域文化。

　　宋国地位特殊，与周为客，在继承与发展殷商文化，特别是商业文化方面，功不可没。 北门外广场 南门外湖中的桥，冬至前后一样有金光穿洞

十、春秋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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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国作为周朝分封的重要诸侯国，周王室为延续商朝宗祀，特准宋国使用天子礼乐，并尊为“三恪”之一，享有公爵爵位。是春秋战国时期存续时间较长的诸侯国之一

　　多见史书的，在春秋五霸时期。宋襄公（前650—前637年在位）被后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但其霸业实质脆弱， 泓水之败（前638年），暴露宋的军事短板，使得宋国霸业昙花一现，其地位更多因“道德象征”被后世追认，实际影响力远逊齐、晋、楚等霸国。

　　当时的宋国，之所以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还因为晋楚争霸，使得其在夹缝中生存，导致失去国家政治的主导，不得已“朝晋暮楚”，失去了国家强盛的机会。晋楚争霸期间，宋国因地处中原枢纽（今河南商丘），为晋楚的缓冲带，成为两强反复争夺的对象，丧失扩张自主权。尽管由宋国执政华元、向戌先后促成两次弭兵之会（前579年、前546年），暂时缓解晋楚冲突，为中原赢得和平，凸显宋国外交影响力，但仍然阻止不了宋国的江河日下，最终在前286年宋被齐、楚、魏三国瓜分。

　　细数当时的宋国，其商业发展确实可圈可点。宋国地处黄淮平原，控扼黄河、济水、泗水等水道，成为南北物资中转中心。淮河流域物产经宋国转运至中原腹地。平原广布，粮食产量丰足；作为殷商遗民，宋人继承经商传统，涌现大量职业商人（如《庄子》载“宋人资章甫适越”） 。又加之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左传》记载以“丘”（防洪高地城邑）命名的聚落48处，其中11处在宋国，反映了当时的人口与城镇化在商丘的高度密集的出现。在运河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前486年）和荷水（前483年）后，连通江、淮、黄三大水系。宋国控制的陶邑（今山东定陶）因位居运河枢纽，十年内跃升为全国最繁华商业都市，被描述为“得金若流沙”（《吴越春秋》）。其时范蠡退隐陶邑经商成巨富“陶朱公”，侧面印证宋国商业环境的优越。前487年，宋国因吞并曹国及控制陶邑，经济实力跃居列诸国前列，甚至成为了当时最富裕诸侯国。

　　此时的宋国都城宋城，亦为诸国都城中较为著名的繁华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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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城之名最早起源于西周，历经近800年。不过，东周列国唯宋国都城史籍记载较少，资料缺乏。宋国故城是最后一座被考古确认的春秋战国时期大诸侯国的都城，这对寻找商代早期都城亳具有重要价值。

　　考古实证：现存宋城遗址呈“外圆内方”布局，城墙周长约13公里，面积10.2平方公里，设7门以上。宫城居西南，手工业区在北，体现功能分区。但规模小于临淄（齐）、郢都（晋）。

　　宋国都城的形制布局大致遵循周代礼制规范。《考工记·匠人营国》记载周代都城“方九里，旁三门”，即城郭为方形，每边开三门。宋国故城虽非严格正方形，但也设有多座城门，据《左传》等文献记载至少有九座城门。考古发现城墙有5处明显缺口，可能为城门遗迹。城内布局方面，宋国都城可能包含宫城和郭城两部分：宫城（内城）为宫殿、宗庙所在，居于郭城中央或一隅；郭城（外城）则为平民居住区和市肆作坊所在。

　　这种“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的都城模式在周代诸侯国中较为常见。宋国都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期延续使用，从西周初年微子启受封建城，历经春秋、战国，直到宋国灭亡后仍为汉代梁国都城睢阳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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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国都城四面城墙各有城门，其名称多与城门所通方向的地名或地理特征相关。据清代《商丘县志》引《左传》记载，宋国都城的主要城门有：

　　东门：又称“杨门”，“阳门”，亦称“耏门”，位于城东，是出城向东的主要通道。“杨门”之名，出于何，有多个推测，或取意于东方杨树成林，或可能指通往古代九州之一扬州的方向。《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前521)：宋元公以华氏之乱欲出奔，厨人濮认为不可，鼓动全军抵抗。“公自扬门见之，下而巡之”，即此。《礼记·檀弓下》“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郑玄注：“阳门，宋国门名。”“阳门”或作“扬门”。“耏门”，与春秋时宋国司马“耏班”有关（耏班曾受封世代镇守宋都东门，称“耏门”）。

　　南门：称“卢门”，位于城南，通向南方的卢邑（今安徽庐江一带）。卢门是宋国都城的正门之一，地位重要。《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前521)：“华氏居卢门，以南里叛。”

　　西门：称“垤泽门”，位于城西。“垤泽”意为小丘和沼泽，因城西郊有低湿地貌而得名。西门也是重要城门之一，后世明清归德府城的西门即沿用“垤泽门”之名。

　　北门：称“桐门”，位于城北，因城北有桐邑（今虞城县南）而得名。桐门是宋都北向的门户，门外有桐林水泽，环境独特。

　　除上述四座正门外，宋国都城还有其他次要城门或外城门。例如东北方向有“蒙门”，因通向宋国蒙邑（今商丘市梁园区蒙墙寺一带）而得名；西北方向有“曹门”，因通向西北方的曹国（今山东曹县）而得名。另外，在东郭之外还有“桑林门”，是通向城东桑林之地的外城门。这些城门名称大多以所通城邑或地理名称命名，体现了当时城市规划中“以所向之邑名之”的习惯。
南门外的牌坊 上书“江淮屏障”

十一、汉唐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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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时期，商丘成为梁国国都，易名“睢阳”。汉景帝之弟梁孝王刘武在此经营，使其达到空前繁盛。《汉书》载，梁孝王“广睢阳城七十里”，大兴土木，将睢阳城打造为当时东方最繁华的都市之一。据史料记载，睢阳城的城门数量激增至二十四座之多，这本身就是城市规模与活力的最佳证明。

　　有趣的是，尽管城门数量大增，但许多城门的名称依然沿袭了春秋宋国的旧名，如杨门、蒙门、卢门、曹门、桐门等。这不仅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也说明旧有的交通格局在汉代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城门的增多与旧名的保留，共同勾勒出一幅继承与发展的画卷。

　　梁孝王不仅扩建城池，更在城东修建了方圆三百里的“梁园”，招揽天下文士。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汉赋大家云集于此，留下“子虚乌有”等典故。可以想见，当年的二十四座城门，日夜迎送着来自四方的文人雅士、商贾使节，共同构成了《汉书》所言“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的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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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中古时期，商丘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城门不再仅仅是地理坐标，更与王朝的命运、民族的忠魂紧密相连，其名称也开始向更具礼制色彩和政治寓意的方向转变。

　　唐代睢阳城门，成为忠烈千秋的英雄壁垒。唐代商丘为宋州，后升为睢阳郡，是当时人口近百万的“十望州”之一，地位显赫。然而，让睢阳城门名垂青史的，并非其繁华，而是一场惨烈悲壮的守城战。

　　“安史之乱”期间，叛将尹子奇率13万大军南下，企图攻占睢阳，进而席卷富庶的江淮地区。时任雍丘防御史的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率领不足七千的军民，依托坚固的城池，展开了长达十个月的“睢阳保卫战”。

　　在睢阳保卫战中，城门是生与死的界线，是忠与叛的战场。张巡、许远等人“守一城，捍天下”，最终城破殉国，但他们成功地阻遏了叛军南下的步伐，保全了唐朝的经济命脉，为最终平定叛乱赢得了宝贵时间。从此，睢阳的城门不再仅仅是砖石结构，它化作了一座精神壁垒，象征着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不屈的抵抗与忠义。

　　据唐初《括地志》载，宋州当时存有三个城，分别为宋州州城、宋城县城，以及围二城于内的宋州外城。宋城县城在州城南二里。呈现出南一城，北二城的“倒品字形”的“三城格局”。

　　唐代关于宋州州城四门的名称及其变迁，史书记载不多，但根据考古发现与文献推测，其城门布局可能继承了汉代睢阳城的部分传统，同时结合唐代军事需求进行了调整。这种继承与创新并存的城门布局，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连续性与适应性。
归德府城墙 暮色苍茫

十二、宋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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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时期，商丘迎来了其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光时刻。因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于此（曾任归德军节度使），宋州被视为“龙兴之地”。景德三年（1006年），宋州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再升为“南京”，与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并称“四京”。

　　作为王朝陪都，其城市规划与城门命名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礼制规范。根据《归德府志》记载，北宋南京城的城门体系严谨，名称也充满了儒家色彩和皇权意味，与前代迥然不同：

　　东面二门：南曰“廷和门”，北曰“昭仁门”。
　　西面二门：南曰“顺城门”，北曰“回銮门”。
　　南面一门：曰“崇礼门”。
　　北面一门：曰“静安门”。

　　这些名称（如廷和、昭仁、崇礼）无不彰显着王道教化与礼仪秩序，而“回銮门”则直接与皇帝巡幸归来相关，政治色彩浓厚。这一时期的城门命名，标志着商丘的城市定位已从区域中心上升至国家级的政治礼仪空间。

　　其中，南门“崇礼门”更见证了一个王朝的终结与新生。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康王赵构于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在南京城南门外筑坛即皇帝位，是为南宋高宗。商丘，成为了南宋开国的第一个都城。崇礼门，这座象征尊崇礼仪的城门，戏剧性地成为一个仓皇王朝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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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明清时期，商丘城门名称与布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宇宙观与风水文化特征。明代归德府城的城门名称：东宾阳、西垤泽、南拱阳、北拱辰，完全重构，与春秋宋国都城的城门名称无直接关联，而是基于八卦方位与五行相生相克理论精心设计的结果 。

　　明代归德府城建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历时八年于正德六年（1511年）竣工，之后又几经修补完善，直至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才形成现在城墙、城河、城郭三位一体的规划格局 。明代城门布局的最大特点是"四门八开"，即四座主城门各有一个扭头门，形成八门相间的格局，这种布局直接源于八卦理论，体现了明代城市规划中宇宙观与风水文化的深度融合 。

　　明代城门布局的风水文化特征在《归德府志》中记载："根据五行相生相克，为防金木相克，古城东西两门相错一条街，东门偏南，西门偏北，出现了与南北轴线分别相交的两个隅首，成为中国古城中的唯一。" 这种设计既考虑了军事防御需求，又融入了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思想，体现了明代城市规划中实用主义与风水文化的结合。

　　明代城门的军事防御功能在张巡睢阳保卫战的传说中得到了延续。张巡在唐代睢阳城的防御战虽未直接提及城门名称，但明代城门布局中的瓮城设计（四门外各有一个瓮城，各有一个扭头门）正是对古代军事防御智慧的继承与创新。

　　据文献记载，弘治十五年六月，黄河决口，河水入城，公私廨舍荡然无存，旧城从此没，促使新城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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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存的明清归德府城平面呈长方形，周长约4.35公里，城墙高约6.6米，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和四座角楼，城外环绕护城河和护城大堤。由于建在旧城北的新址上，明清归德府城与前代各城形成了上下垂直叠压的关系：明代新城之下依次叠压着元、宋、唐、汉、周各朝的古城遗址，各代城址平面大致重合或略有偏移，垂直距离在数米至十余米不等。这种“城摞城”的奇观在我国城市考古中极为少见，生动展示了商丘古城数千年来的沧桑变迁。

　　商丘古城历次位置变动的范围相对集中，各代城址均位于今商丘市睢阳区南部一带，彼此相距不远。从周代宋国故城到明清归德府城，城址的地理坐标虽有细微移动（如汉代睢阳城较宋国故城北扩，明代新城较元代旧城北移1公里），但总体上始终处于商丘市域的中心区域，没有发生远距离的迁移。这种现象在黄淮平原的古城中具有典型性：由于受黄河泛滥淤积的影响，古城不得不多次在原址附近重建，从而形成地下多层古城叠压的独特景观。

　　除了黄河水患，战争破坏也是城市重建的一个因素。例如，安史之乱中睢阳城一度被毁，战后唐廷曾重修宋州城；金末元初的战乱也对归德府城造成破坏，需要修复重建。但总体而言，黄河水患是推动商丘古城城址变迁的最主要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城址屡有兴废，商丘古城的文脉却从未中断。各代新城在选址上尽量靠近旧城，以利用原有的地理优势和交通条件。因此，商丘古城始终处于区域中心位置，城市职能和文化传统得以延续。这种延续性在城市名称上也有所体现：商丘之名虽在历代有宋州、应天府、归德府等变化，但“商丘”作为地域名称自上古沿用至今，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罕见的未曾中断的城市地名之一。

南门外 庙堂江湖两相忧。拍于范公桥

十三、城南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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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照片上的南城门，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不禁令人感慨万千。斗转星移，时光荏苒。5000年时光，飞逝而去。商丘，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在中州大地上浮浮沉沉，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中华发展的进程中，变幻出万千气象，也发生着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

　　任何一座古城，都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而古城之门，就是这座古城活的历史见证者。

　　脑海中兀自跳出“城南”，这个词。

　　“城南”，这两个字仿佛自带一种温润的旧时光晕。无数座古城，就有无数个城南，无数个城南，就有无数个城南旧事。提及它，人们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人面桃花，或许是故人话别，抑或是游子归乡，或更遥远的金戈铁马等等，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的城南旧事，它共同构筑了一个属于一座古城、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然而，“城南”的意涵，远不止于此。

　　曾经一位人文地理学家教授，提出一个深刻的观点：一个地方的意义，远不止于其物理空间。他以“城南旧事”为例，指出“旧事不在城南，意义会消解大半”。这片空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成为了故事发生的必然舞台，是“旧事所须的‘地方”。它不再是冰冷的建筑，而是一个承载了情感、记忆与精神的“意义世界”，其深度触及哲学与心理的层面。

　　“城南”，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叙事中，正是这样一个超越了单纯地理方位的文化符号。它既是都城的南界，一个具体的、可被丈量的空间；又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桃花源，是王朝兴衰的见证者，是家国情仇的展演场，更是民族精神的淬炼地。可以说，每一座古都的“城南”，都沉淀着独一无二的故事，“城南”这一意象，有着丰富的内涵与不朽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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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商丘城南的历史事件中，最著名的当数幸山即位这件大事了。

　　公元1125年，金朝大举南侵，北宋王朝风雨飘摇。宋徽宗匆忙传位于太子赵桓（宋钦宗），自己则南逃。然而，金兵势如破竹，于靖康元年（1126年）和靖康二年（1127年）两次围攻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攻破汴京，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几乎所有赵宋宗室成员、妃嫔、宫女、官员、工匠等共计1.4万余人，并将其押解北上。北宋王朝至此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曾经繁华的汴京城遭受空前浩劫，宋朝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在金兵围攻汴京期间，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字德基）被任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负责组织勤王。从而幸免于难，成为赵宋宗室中少数未被俘虏的皇子。

　　靖康之变后，金人在汴京扶植了伪楚政权，立张邦昌为帝。然而，伪楚政权不得人心。在一众旧臣的拥戴下，赵构于靖康二年五月初一庚寅日（公元1127年6月12日），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称帝，举行即位大典。改年号为“ 建炎 ”，建立南宋 。后因金兵的持续南侵，迫使赵构不得不四处迁徙，从应天府南下扬州、建康（今南京）、杭州、越州等地，直至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都临安（今杭州）。

　　宋高宗赵构的登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北宋的终结和南宋的开端。这一事件发生在金朝入侵、北宋灭亡的动荡背景下，也因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意义。而商丘古城，也成为南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都城，尽管时间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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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构即位的杏山，后改名为幸山。地点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城南门外的一座小土山，原名“杏山”，是因其遍植杏树而得名。那时候的南门，叫崇礼门。

　　至于后世有人疑问，商丘地处平原，无山可据。明嘉靖二十四年《归德志》载：“幸山，南关外，旧传宋高宗即位之所……俗讹为杏山，睢阳八景题曰‘杏山春意’。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载：“幸山，在城南三里，宋靖康元年，高宗自济州趋应天府，命筑台于府门之左，受命即皇帝位于此。”明嘉靖年间的《归德志》记载，此地后来建有观音堂，周围还有妙峰亭、十二新亭、观光亭、望云亭等景观。根据这些记述，至少在清朝之前，古城南门外确有杏山，不过年代过于久远，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湮灭了。

　　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苏轼来到南都应天府（商丘）逗留数月，并为商丘名胜妙峰亭题榜（匾额），作有《南都妙峰亭》诗一首。其诗中有“孤云抱商丘，芳草连杏山。俯仰尽法界，逍遥寄人寰。亭亭妙高峰，了了蓬艾间”之句，这也佐证了杏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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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商丘古城南门还发生过华氏之乱。春秋时期的宋城南门称卢门，宋平公在位时，公室衰微，卿大夫华氏专权。公元前522年，华氏家族知悉宋公室要削权，于是，华亥、华定等人劫持宋太子及诸公子作乱，一度占据卢门，与公室对峙。后来在大司马华费遂和向宁等人的努力下，华氏之乱被平定，乱党出奔他国。华氏自此烟消云散。

　　另有一段记述也很有意思。桓公十四年，冬天，宋庄公联合齐、蔡、卫、陈四国，一共五国，联合伐郑。郑国国都城门被焚，五国军队入城，在大路上耀武扬威，郑都东郊、牛首城都被占领。最惨的是，郑国的祖庙被践踏，宋国将郑国祖庙的椽子拆了下来带回宋国，用这些椽子把卢门即宋国的南门又整修了一遍。据记载，当时的卢门还是抬梁式结构。到了春秋末期，宋国为应对火攻威胁，逐步将木结构城门（抬梁式）改为砖砌拱券式。扬州宋大城北门发现的券顶门遗迹（中国最早实例），可能继承自宋都的技术。春秋时期，诸侯纷争，打来打去，这里面的恩恩怨怨，纠缠不清，不再详述。

　　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城门失火，祸及池鱼”。据说也是发生在宋城南门的故事。《太平广记》卷四六六引汉应劭《风俗通义》：旧说：池仲鱼，人姓字也，居宋（春秋时国名）城门，城门失火，延及其家，仲鱼烧死。又云：宋城门失火，人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鱼悉露死。这则故事的两种说法，都说明了事物复杂的内部联系，不可孤立地看问题。
几年前拍的 阏伯之墟旧宋州

十四、东门之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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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惟南门，东门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中华民族是一个浪漫的民族。不管盛世繁华、世事变迁，还是市井百态，都能以文学意象表达出来。这一文学传统被后世不断继承和发展。从汉乐府到唐诗宋词，“东门”频繁出现。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东望都门信马归”，描绘了玄宗回京的场景；李斯“东门黄犬”的典故更是被反复引用。久而久之，“东门”从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升华为一个承载着离别、思念、爱情、机遇与失落等复杂情感的文学母题。这种文学上的固化，反过来又极大地强化了社会大众对东门的文化想象，使其故事性愈发深入人心。

　　早在《诗经》时代，“东门”就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意象。描绘了东门外美女如云的社交场景，《陈风·东门之杨》则讲述了一场发生在东门杨树下的约会与等待。这些诗篇表明，在文学的源头，“东门”就被赋予了公共、开放、充满浪漫与自由气息的色彩，成为青年男女社交与情感交流的场所。

　　“东门”在《诗经》中的描绘，不仅是城市规划的艺术体现，更是文化象征的载体。从《诗经》的视角看，“东门”不仅是城市的正门，东北部作为百姓活动区，反映了早期城市社会的秩序与生活节奏，为我们揭示了古代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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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期，宋都东门（杨门）外有一片古老的桑林，被视为圣地。商汤灭夏后曾在此桑林祈雨，留下“桑林祷雨”的传说。据《墨子·明鬼下》记载：“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宋都东门外因此设有“桑林门”，形成了“东有桑林”的城邑格局。每当大旱之年，宋国国君会在东门桑林举行祈雨仪式，以延续商汤救民的德政传统。

　　在东门，还有桓魋伐树的典故。春秋时期，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一生致力于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和道德观念。春秋末年，他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希望各国君主能够采纳他的学说，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然而，孔子的学说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接受，反而常常遭到权贵们的排斥和打压。

　　据《史记·孔子世家》等史料记载，宋景公二十五年，公元前492年，孔子离开曹国来到宋国。孔子与弟子们在东门大树下研习周礼的仪式。桓魋得知后，带兵前来，意图加害孔子。桓魋砍倒了孔子讲学时所在的那棵大树。这一故事反映了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的艰辛经历，也体现了宋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有史书将这段故事记载为桓魋伐檀。

　　后来有人说桓魋之所以意图加害孔子，是因为孔子对桓魋准备铺张厚葬，予以嘲讽，激怒了他。《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记载，孔子在来宋国路上看到桓魋铺张实行厚葬，超越建制，将原来留给自己的木椁改为石椁，三年都没有造好，工匠们都累病了。孔子对此大发议论："若是其靡也。靡侈死不如朽之速愈。" 这成为桓魋对孔子怀恨在心的表面原因。

　　在宋国的东门外，现在商丘古城文雅台仍遗有“习礼亭”及“伐檀池”，池内植莲，游客每到此处，无不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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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常说祸不单行，好巧不巧东门也有过殃及池鱼的故事，这则故事也与桓魋有关，这就是“宋君亡珠，殃及池鱼”的典故。

　　《吕氏春秋·必己》记载，春秋时，宋景公当权，桓魋恃宠而骄。最后两人反目成仇，殃及池鱼。

　　这要从一个卫国人说起。在桓魋任宋国司马期间，卫国人大叔疾因犯事逃往宋国，在桓魋手下做事。大叔疾送给桓魋很多珠宝，桓魋把城锄这个地方送给他作为馈赠。宋景公得知后将桓魋找来，让他把宝珠缴公。桓魋不答应，宋君派人去抄家，也没有抄出珠宝，只好逼问桓魋把珠宝藏到哪里去了。桓魋说：“扔到东门鱼池里了。”宋景公下令，汲干鱼池的水，细细寻找。结果珠宝没有找到，一池子的鱼却遭到意外之灾。以后人们便把“宋君亡珠，殃及池鱼”用来形容因飞来横祸无辜被牵连受害，并简化成“池鱼之祸”或“殃及池鱼”。

　　说来，东城门也相当于见证了宋国的灭亡。战国后期，公元前286年，齐湣王联合楚、魏攻宋，宋军节节败退，都城商丘最终被攻破。据《史记》记载，齐军攻破宋城后，宋王偃仓皇从东门出逃，先奔魏国，后死于温地。宋国就此灭亡，其地被齐、楚、魏三国瓜分。

　　宋都城门见证了宋国八百年基业的终结。曾经繁华的“礼仪之邦”都城至此易主。宋国灭亡后，其故都商丘仍为后世各朝代所重视，汉代在此设梁国，睢阳城即沿用宋国故城的城址和城墙。直到唐代，宋州（治今商丘）城郭规模缩小，宋国故城的旧迹才逐渐被埋入地下。

拍于南湖的秋夜，乘凉的一家人 拍于东门外

十五、西门垤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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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名垤泽门，自宋国始，西门就叫这个名字。《孟子·尽心上》：“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朱熹《孟子集注》：“宋城门名也。”盖即《左传》襄公十七年之“泽门”。

　　西门的名气大，还来自于一场盟会。

　　春秋后期在诸侯争霸过程中，晋、楚协调霸权之争的会盟就发生在这里。当时的晋、楚处于势均力敌的局面。连年的征战，内部外部都产生了许多问题，急于休养生息，晋、楚都有意谋和，后经宋大夫华元奔走斡旋，终于促成楚、晋召开首次弭兵之会。

　　这年夏天，晋士燮与楚公子罢、许偃盟于宋。盟约的内容是：楚、晋两国不再交兵，好恶同之，国恤灾危，备救凶患。晋、楚结盟后，卫、鲁、郑之君赴晋受命。

　　晋、楚第一次弭兵之盟非常不稳定。弭兵会盟4年后就爆发了鄢陵之战，楚国失败。

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楚国战败后，前557年，晋国在湛阪之战再次击败楚国，迫使楚国不得不参加会盟。

晋国、楚国、齐国、秦国等春秋时期的强国，都想再一次弭兵。于是，宋国大夫向戌为第二次弭兵积极进行外交活动。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晋国、楚国、齐国、秦国、鲁国、卫国、陈国、蔡国、郑国、许国、宋国、邾国、滕国等14国在宋国的西门之外结盟。

　　春秋时期，争霸是唯一的主题，各诸侯国为了利益大打出手，直到春秋后期，小国不断被兼并吞食，战国七雄横空出世，到了公元前403年，随着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春秋时代彻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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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除了这样严肃的主题，也有神仙传说。如神仙寇先的故事。《水经注》中记载：“城西门即寇先鼓琴处也。先好钓，居睢水旁，宋景公问道不告，杀之。后十年，止此门鼓琴而去，宋人家家奉事之”。据西汉刘向《列仙传·寇先》里记载，寇先为传说中的神仙，在睢水边上钓鱼百余年，因术秘不告，被宋景公怒而杀之。十年之后，寇先又出现在西门外，鼓琴数十日而去。刘向言曰：“寇先惜道，术不虚传。景公戮之，尸解神迁”。可见，古人也好八卦。

　　西门，最令人动容的，应该是发生在唐代张巡守睢阳的故事。唐代，商丘为宋州，后升为睢阳郡，是当时人口近百万的“十望州”之一，地位显赫。然而，让睢阳城门名垂青史的，并非其繁华，而是一场惨烈悲壮的守城战。

　　唐至德二年（757年），安史叛将尹子奇率10万大军围攻睢阳城（今商丘古城区域），守将张巡与许远率6800将士，展开了长达十个月的“睢阳保卫战”。粮尽后以树皮、草纸充饥，最终士卒相食，张巡杀妻飨士。叛军破城后，张巡被截舌碎齿，殉国于西门附近的小巷（后称“断头巷”）。

　　此战牵制叛军主力，为唐军反攻赢得时间，但城内军民死伤惨重。这场睢阳保卫战中，城门是生与死的界线，是忠与叛的战场。张巡、许远等人“守一城，捍天下”，最终城破殉国，但他们成功地阻遏了叛军南下的步伐，保全了唐朝的经济命脉，为最终平定叛乱赢得了宝贵时间。从此，睢阳的城门不再仅仅是砖石结构，它化作了一座精神壁垒，象征着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不屈的抵抗与忠义。

　　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商丘古城作为后勤枢纽，西门里曾是囤积战时物资的场地，各地运来的物资，均由古城西门整理分发到运输到战场第一线。在火热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古城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门垤泽 黄昏时刻

十六、北门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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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门，春秋时称桐门。

　　《左传》：“宋城皆以所向之邑名其门，而北曰桐门，因虞城南五里有桐邑地矣，在亳城东亦数十里，即《孟子》所谓放太甲于桐者。”这一段话，不但记录了桐门的由来，同时还披露了一段秘辛。

　　桐地（今河南商丘虞城县），相传为商汤陵墓所在地，亦为伊尹流放商王太甲之所。据《史记》《尚书》记载，太甲即位后因暴虐遭伊尹放逐至桐宫三年，后复位执政。但《竹书纪年》等文献提出伊尹自立为王，七年后太甲杀其夺权，形成不同历史叙事版本。现代学界围绕伊尹放太甲事件性质存在争议，传统观点视其为贤臣匡君之举，部分研究结合《竹书纪年》认为反映了早期王权斗争。

　　简言之，伊尹，得商汤重用后辅佐汤立国。汤去世后继续为后三代商王的重臣，当时的太甲仅十岁，但伊尹还是扶持他登上商朝王位。他自己则尽心尽职地辅佐。年幼的太甲刚开始还能按照伊尹教的来做，谨言慎行，遵守祖宗礼法，对政事认真负责。但后来，太甲不满束缚，越来越像夏桀，滥用民力，暴虐嗜杀，民众苦不堪言，不满情绪迅速在民间蔓延。于是，伊尹利用祭祀汤的机会，将太甲囚于桐宫，接受训导。伊尹就代天子摄政，还写下《伊训》、《肆命》、《祖后》三篇训词来教导太甲。

　　三年后，太甲脱胎换骨了，伊尹带着文武百官前往桐宫，隆重迎接太甲回亳都，归位主政，自己从旁辅佐。此后，商王朝进入一个稳定发展鼎盛时期，可谓百姓安康，诸侯臣服。《史记•殷本纪》云：太甲复位，“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不过，后世有人提出质疑，说伊尹早被太甲所杀。《竹书纪年》上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又称：“……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可见，这里记载了一场政权的争斗，伊尹以被杀谢幕。

　　历史真伪如何，不是这篇小文要考证的内容，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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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北门也和其它门一样，在那个年代一样的不平静。《左传·襄十年》记载：“庚午，楚及郑围宋门于桐门。”就是楚国、郑国向桐门进攻，宋国仰仗城墙的坚固保住了国都。

　　鲁襄公十年，夏季，楚国的令尹公子贞和郑国大夫公孙辄帅师讨伐宋国。军队驻扎在皆毋（宋地，当在今河南周口市鹿邑县南），包围宋国，攻打桐门。卫献公救援宋国，军队驻在襄牛（卫地，今河南省濮阳市范县）。郑国怕得罪楚国，也参加战斗。出于楚国的命令，郑国的皇耳（皇成子）入侵卫国，卫国人追逐郑国军队，俘虏了郑将皇耳。最后，宋城得以保全，未被攻破。

　　宋都北门桐门与孔子也有一段渊源。如前所述，桓魋砍倒檀树之后，孔子被迫仓促离开宋国。传说孔子离开时是从北门出城，为了避人耳目而“微服过宋”，即换装平民装束混出城门。后来孔子在回忆此事时自嘲“惶惶如丧家之犬”，足见当时情形之急迫。北门桐门因此留下了孔子蒙难的故事，成为后人凭吊孔子的一处史迹。

睢阳之战中，张巡的军事智慧在城墙之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曾命士兵制作千余草人，趁夜从北门城头放下，诱使叛军放箭，一夜之间便获箭十余万支，史称“草人借箭”。

　　明洪武年间建新城之后，北门名为“ 拱辰门 ”，其名称源于古代天文学中的“ 北斗星 ”。在古代天文学中，“辰”指北斗星，北门作为古城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拱卫北方、守护城池安全的职能，因此得名“拱辰门”。

　　北城门曾有一牌匾，上书“北门锁钥”。

北门，好像重复了 北门城楼一瞥

十七、文脉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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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古城，这座镶嵌在豫东大地上的历史明珠，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吟咏不绝的胜地。其四座城门——拱阳门、宾阳门、垤泽门，不仅是古城的物理边界，更是承载千年文化记忆的象征。

　　商丘四门，历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每个时代都在门洞砖石上留下独特的文化印记。每一座城门背后，都藏着一段段动人的诗篇与故事，仿佛在向后人诉说着那些曾经的风流与辉煌。

　　岁月匆匆，世事变迁，几千年来，商丘古城浮浮沉沉。古城一次次经历着灾难与伤痛，繁华与强盛，城衰城毁，城盛城荣，都是这片土地上的慷慨悲歌，演绎着商丘几千年的喜怒哀乐。也引得历代文人墨客常在城门下驻足感慨，吟咏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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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文豪李白，曾经客居梁园十年之久。曾作《梁园吟》一首：

　　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
　　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
　　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
　　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渌水扬洪波”。

　　原诗很长，仅摘录部分以欣赏。诗中描绘了他从长安出发，沿黄河东下，到达宋州梁园（今河南商丘）的情景。诗人从远处眺望商丘城的视角，间接描绘了商丘城的雄伟壮观。诗中表达了现实困境和挫折，以及强烈的情感抒怀。李白在商丘游历时，还写下了《对雪献从兄虞城宰》，诗中写道："昨夜梁园里，弟寒兄不知。庭前看玉树，肠断忆连枝。"这首诗表达了李白在梁园游玩时的孤独与思念之情。

　　说起《梁园吟》，还有一段佳话。

　　李白应杜甫之约，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的秋天再次来到梁园。古代的梁园由汉梁孝王所建，昔日繁华，宫阙连绵，有雁池、兔园、平台，乃达贵宴饮游乐之所，汉代名士司马相如、枚乘诸人常于此吟诗作赋。此时，恰逢盛唐诗人高适亦客居商丘。史书载：“开元九年（721年），高适自长安失意而归，客游梁宋，定居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耕读自养。”自此，三人结伴，遍游宋州，缅怀古今，感慨万千。

　　一日，秋高气爽，三人携手，在梁园中游览，李白、杜甫、高适流连忘返，于此轮流把盏，畅言欢饮，听着远处传来的美妙琴音，三人一时诗兴大发。高适写下《古大梁行》，杜甫挥毫而作《遣怀》，李白则挽起大笔，饱蘸乌墨，疾步走到梁园白壁之前，笔走龙蛇，白壁生云，写下《梁园吟》也称《梁苑醉酒歌》。

　　园中一僧人见刚粉不久的雪壁上，竟被写上黑字，遂拿抹布就要擦去。却被适才抚琴一女子拦下。此女是大唐已故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宗小姐自幼受大家熏陶，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有名的才女。她先被白壁上的书法所吸引，那字体龙飞凤舞，俊逸疏朗，笔势迅急飞动，气势雄奇连贯。看完诗文，更是钦佩不已，为诗文震动。

　　宗小姐对僧人盈盈一拜，道：“将此诗留下，必使梁园增色。”
　　僧人却道：“唯恐住持怪罪。”
　　宗小姐道：“小女愿出千金善钱，恳求保留此壁！”
　　那僧人闻言喜道：“如此，焉有不允？我这就禀告住持，本院定当竭力维护这堵白壁。”
　　宗家小姐千金买壁之事，在宋州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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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在《遣怀》中对商丘古城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描写：
　　

　　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
　　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
　　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

　　诗中描述了商丘城的繁华景象，暗示了城门的宏伟与繁忙。"舟车半天下"一句，既表明了商丘作为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也暗示了城门的繁忙景象。

　　高适在《宋中别司功叔，各赋一物得商丘》中写道：

　　商丘试一望，隐隐带秋天。
　　地与辰星在，城将大路迁。
　　干戈悲昔事，墟落对穷年。
　　即此伤离绪，凄凄赋酒筵。

　　这首诗直接提到了商丘城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变迁，表达了诗人对古城历史的感慨。"地与辰星在，城将大路迁"一句，暗示了商丘城与天象的关系，以及城门的变迁历史。

　　此外，储光羲在《登商丘》中写道：

　　河水日夜流，客心多殷忧。
　　维梢历宋国，结缆登商丘。

　　此诗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城门，但"结缆登商丘"一句，暗示了诗人通过水路到达商丘，并通过城门进入古城的过程。

　　更有张巡《闻笛》诗一首，令人令人牵肠持肚：

　　岩峣试一临，虏骑附城阴。
　　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
　　门开边月近，战苦阵云深。
　　旦夕更楼上，遥闻横笛音。

　　诗中描述了战斗的激烈和形势的险峻，表现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

　　吟咏商丘的文人达客数不胜数，说明了商丘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和风采，传承丰厚，依然明艳动人。

拍于陈家大院

十八、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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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古城，历经几千载，每一座城门，都是商丘最古老的印痕。商丘的城门，不仅是物理的通道，更是时间的入口。每一座城门，无论是巍然屹立于地上的，还是静静沉睡于地下的，都连接着一个特定的时代，承载着一份独特的历史记忆。它们共同讲述了商丘这座古都，历经战火、洪水与朝代更迭，而文脉不绝、精神永续的伟大生命力。今天，当我们站在拱阳门下，看到的不仅是眼前的车水马龙，更能透过历史的尘埃，想象张巡的坚毅、赵构的仓皇、司马相如的才情与李香君的悲歌。这些城门，正是读懂商丘、读懂中国历史的活态样本。

　　每一座古城，都有着自己的生命，都呼吸着时代的气息。古城的灵魂是附着在城池城垣城脊之上的，一条条街道，一座座院落，一樘樘门窗，都曾经刻下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映射出古城生活的千姿百态，嘻笑怒骂，传承着久远的人文气息，传递着文明的火种，彰显着民族气质。

　古城亦老，古城需要维护，需要休养生息。但不是拆一座老城，“规划”一座新城。

　　一座城，一旦失去了灵魂，就永远回不来了。 　　（创作不易，转载请注明作者）

全文完

古城春晓 北门风云

感谢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