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那些事……

杨树柏树一片林

我，1953年出生。

迎接我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建国初期，刚刚翻身得解放的人们，安居乐业，感到莫大的幸福，陆续进入人口生育高峰。到五十年代末，每家少则四五，多则七八个孩子，这一批孩子进入了快乐的童年时代。

东北沈阳，日伪时期在建设大路以北留下的三十多家工厂收归国有，工人们都居住在南面的家属区，旧称新地号，也是日本人留下的工房。

四周的平房围成一个院子，里面还有三趟平房，东南角一个旱厕，西北角有个大门，里面住着一百多户人家。

那时的街道没有路边石，修路也是下面铺上石头，上面喷一层沥青，再洒上碎石，再喷上一层沥青，上面扬上沙子就算完事，简简单单。

西北角的大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斜对面是一家冰果厂，门口乱七八糟堆了很多东西，其中就有一大段枯树干横放在路旁。由于烂掉了一半，剩下的这一半刚好象个小船，晃晃悠悠，里面可以坐很多孩子。

我最先的有关快乐童年的故事，首先是从它开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一帮孩子天天在那摇。这一段枯树干特别大，样子也奇特，稍一动就会晃起来，里面的结构刚好会形成很多座位，前面还有一个驾驶位，孩子们每天为了这个驾驶位争吵不休。

“吃饭了，吃饭了，快回来！”随着妈妈们的呼喊声，小伙伴们才会恋恋不舍的离开这个地方。

那时的孩子就象山坡上散放的羊群，白天根本不着家，海阔天空自由自在，根本不存在拐卖儿童的事。

谁犯了错误，爹妈打都打不着，只能等晚上回家，躺在炕上，先查好数，确定好哪个，再往大腿里子上掐，也有掐错的时候，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这么一句话，剥夺了多少孩子的快乐童年。我们那时候可不是这样，很多小游戏都能让我们投入其中，快乐无比。几个小伙伴趴在地上吹吹地上的浮土，挖几个小坑，弹玻璃球。有点象现在的台球，只是攥在手里，用大姆指弹出，或击打对方的玻璃球，或弹入小坑，乐此不疲。到了晚上，昏暗的路灯下，木头电线杆上爬滿了蝲蝲蛄。那小东西前面有一对大爪，特别有力量，钻地的本事不小，我们就把它抓来装在小盒子里，比谁抓的多，或放些土养着。

上图左边是母亲给我们做棉裤时用的粉袋，右边是做鞋时用的锥子。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鞋子大多是自己做的，而且是大的穿完小的穿，新三年旧三年縫补补又三年。衣服破了要打补丁，袜子破了，套在袜板上自己补，当然这都是母亲们做的事。做棉裤是门学问，要剪样子，做片，摊上棉花，再“航”起来。这航就是针脚要直，这个粉袋就是打线用的，把两头固定好，我现在还记得母亲用嘴叨起中间绷出白线的样子，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每当想这些，我都眼含泪水。

母亲也不是刚开始就会做棉裤的，以前的棉裤是由大姨做。那一年大姨夫一家去了“三线”，新疆乌鲁木齐。临走的那天，送走大姨，母亲把我放在炕沿上站着，一只手扶着我，一只手抹眼泪，“再没人给我儿做棉裤了。从此，母亲自学成材，开始学做针线活儿。

六岁那年，出了一次车祸。右腿被自行车撞断了，粉碎性骨折，我甚至还记得是两个穿皮夹克的人撞的我。三姨拉着我回家，眼看就要到路边了，我突然挣脱了拉着我的手……。

接下来伴随我的是一个小板凳。往前挪一步，双手按着板凳，左腿跟着挪一步。晚上抱着腿哭，父母默默地看着我，也没有办法，以至于后来上学后经常跟不上同学跑步的队伍。说来也怪，到了四十岁的时候竞然发现这条骨折过的腿变长了，走路有些跛。需要在左脚多加个鞋垫，老伴儿经常取笑我，当年被骗了，没曾想嫁个残疾人。

七岁上学。孩子多，学校少，半天上课，半天写作业，玩儿的时间不少。女同学们善长跳猴筋，也叫跳皮筋。说来也挺配服女同学们的，皮筋从脚脖子往上升，甚至还举过头顶，无论到多高，脚尖都能钩住控制在脚下，跳来绊去灵活自如，看的人眼花缭乱。“跳皮筋，我第一，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

欻嗄拉哈也是女孩子们的最爱。这东西本是羊后腿的一块骨头，被用来做游戏，据说和满族有关系。一个布口袋和四个嘎拉哈为一组，嘎拉哈有四个面，分别称为“针儿”“轮儿””背儿”“坑儿”。布口袋里装苞米碴子或高粮米。用一只手随意把嘎拉哈甩在炕上，然后抛起口袋，利用还没落下的时间，迅速用手把它们拨成想要的面儿，俗称“搬针儿”。成功后再一起抓在手里，并接住掉下来的口袋。未接住口袋或碰倒其它为失败。

男同学们则善长滚铁环，抽冰尜，撞拐等等。

收集糖纸也是当时小伙伴们的一大爱好。吃完糖块儿，糖纸留着，夹在书本里，和同学们互相交流。小人酥糖是最受欢迎的。

这张叫“玻璃纸儿糖纸”，因为它是透明的，象玻璃，也是大家喜欢的品种。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无数往事象湍急的河流奔腾不息，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转眠间由童年到了古稀之年，眼前的事记不住，而小时候的事却清晰无比，这也是老年人的一大特点，赶紧写下来，免得不知哪一天老年痴呆了就什么都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