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候的偶像：王蒙与一个时代的意识流

歌乐听涛

我年轻的时候很想成为作家，总是模仿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写了很多很多，可是都成为了废纸。

1934年深秋，北平小羊圈胡同的风卷着枯叶穿过四合院，十岁的王蒙正趴在八仙桌上抄写《论语》，笔尖蘸墨的间隙，他总偷瞄父亲书架上那本封面磨损的《铁流》。这个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那时不会想到，三十年后，他的名字会和“右派”标签捆绑着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里，而他笔下那些奔涌的意识流，将在时代的褶皱里埋下不灭的火种。

1948年的北平城，枪声在胡同深处若隐若现。十七岁的王蒙攥着刚写完的短篇小说《小豆儿》，匆匆穿过西四牌楼。这篇发表在《华北日报》副刊的作品，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描摹了战争阴影下的市井百态，文字里跳动着与年龄不符的敏锐。此时的他已是地下党员，白天在贝满女中教国文，夜晚在煤油灯下翻译别林斯基的论文，红色信仰与文学天赋在他身上拧成一股炽热的力量。1953年，当二十岁的王蒙写出《青春万岁》，那些“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的诗句，像一束强光劈开了战后的阴霾，也让他一夜之间成为文坛新星。

1957年的夏天格外漫长。王蒙坐在《人民文学》编辑部的藤椅上，手里捏着刚刊出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校样，窗外的蝉鸣聒噪得让人心慌。这篇直指官僚主义的小说起初获得茅盾赞赏，却在政治风向突变中被定性为“反党毒草”。批斗会的灯光刺得他睁不开眼，昔日称兄道弟的文友纷纷转身，他听见自己的名字被唾沫星子淹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1963年隆冬，新疆伊犁的雪没到膝盖。王蒙裹着打补丁的棉袄，跟在维吾尔族老乡身后学挖坎儿井。从北京作协的办公室到伊犁巴彦岱公社的土坯房，他用了七天七夜的火车硬座，以及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消化身份的落差。白天他和社员一起割麦、扬场，手掌磨出的血泡在盐碱地里钻心地疼；夜晚他躺在土炕上，借着月光在烟盒纸上写维吾尔语语法笔记。有次赶车时马惊了，他被甩在冰面上，额头撞出的伤口结了痂，却让他突然想通：“痛苦会变成语言，语言会变成糖。”

在伊犁的十六年，王蒙成了半个维吾尔族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伊犁土话”，会唱《黑眼睛》的民歌，甚至能在巴扎上和小贩讨价还价。当地老乡叫他“王蒙哥”，谁家娶媳妇会请他去喝奶茶，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会来征求他的意见。这些滚烫的人情，像雪地里的炭火，焐热了他冰封的创作欲。1975年的一个冬夜，他在煤油灯下开始写《这边风景》，笔尖划过粗糙的稿纸，维吾尔族姑娘阿依古丽的笑声、麦场上的尘土味、坎儿井里的流水声，都顺着笔锋流进文字里。他后来回忆：“伊犁的风沙磨掉了我的浮躁，却磨亮了我的眼睛。”

1979年春天，北京站前的玉兰花开得正盛。王蒙提着一个装满手稿的帆布包，站在月台上有些恍惚。平反通知寄到伊犁时，他正在给生产队的牲口铡草，读完信后蹲在地上哭了很久，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听见心里有什么东西“咔嚓”一声碎了，又有什么东西“扑棱棱”飞了起来。回到北京后，他被安排在作协工作，办公桌对面坐着的正是当年批判他最凶的人，两人相视一笑，递烟的手都有些颤抖。

此时的中国文坛，正经历着思想解放的狂飙。王蒙却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意识流。1980年发表的《春之声》里，闷罐火车上的工程师岳之峰，思绪从法兰克福的机场跳到北京的胡同，从童年的冰糖葫芦飘到眼前的焊锡火花，那些跳跃的意象像一串被风吹动的风铃，奏响了新时期文学的变调。有人批评他“脱离群众”，有人称赞他“开风气之先”，王蒙只是淡然回应：“我写的不是技巧，是一个民族在历史急转弯时的心跳。”

《活动变人形》的创作几乎耗尽了他的心力。1983年夏天，他把自己关在作协的招待所里，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小说里倪吾诚的挣扎，既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也是他自己的灵魂镜像——那个在伊犁夜晚反复追问“我是谁”的影子，终于在文字里找到了出口。写完最后一章时，他推开窗户，看见长安街上的路灯连成一条光河，突然想起伊犁的星空，原来无论在哪，天空总会给人留一片仰望的地方。

1989年深秋，王蒙坐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堂里，用英语讲授《红楼梦》的叙事艺术。台下的留学生惊讶于这个中国作家既能讲清楚“太虚幻境”的隐喻，又能随口说出艾略特的《荒原》。海外漂泊的三年里，他走遍欧美二十多个国家，却总在深夜梦回巴彦岱的土炕。1993年回国后，他开始写“季节”系列长篇，《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四部作品像四幅油画，拼出了一代人的精神图谱。

晚年的王蒙依然保持着惊人的创作力。八十岁时他出版《这边风景》，这部写于伊犁的手稿曾被塞进炕洞防潮，出版后竟获得茅盾文学奖。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写作，电脑键盘敲得飞快，思维比年轻人还活跃。有次采访中，记者问他是否原谅当年的批判者，他指着窗外的玉兰花说：“你看那些花，每年春天都开，它们不记得去年被谁折过枝。”

2023年的一个午后，九旬的王蒙坐在书房里，阳光透过纱窗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书桌上摊着刚写的短文《说“忘”》，结尾处他写道：“记忆是刻在石头上的河，遗忘是河上的船，载着我们往前走。”书架上摆着伊犁老乡送的冬不拉，琴身上的花纹被摩挲得发亮。窗外的胡同里，孩子们的笑声清脆如铃，恍惚间，他仿佛又听见了《青春万岁》里的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王蒙的故事从来不是简单的右派平反记。他用六十年的创作证明，真正的文学巨匠，既能在时代的熔炉里淬炼思想，又能在人生的寒冬里播种春天。当他的意识流穿过政治的迷雾、岁月的沟壑，最终抵达的，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共鸣的生命河床——那里有挣扎，有坚守，更有在绝望中开出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