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古】碑碣铭相里 史册载汾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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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古】 碑碣铭相里，史册载汾晋

——相里金碑文地理信息辨析

近日重读相里金神道碑序文，想象中如同见到后晋时的相里家族在举行一场安葬仪式：里里外外，人来人往，执事在八仙桌上笔墨纸砚伺候情当，奉敇撰文者李霞蒸（李象）拂须推敲文稿，旁边还有几位族人窃窃交流，商议提供最为合适的信息；成知训则清洁碑石表面，布局规划大体行数，用红笔精心勾画格子，拿起狼毫毛笔准备书丹；刻石的工匠手拿着凿子和铁锤，准备文款落定后就开始镌刻。

遗存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大凡对历史信息感兴趣者，一般都会视若珍宝。皆想从中挖掘出丰富的信息，通过精心解读，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宝贵的线索和依据。

这块神道碑的内容，历史上有数位学人探访，并做了较为客观真实的整理、注释，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载。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诗人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今浙江嘉兴人），曾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8月入汾阳访碑，并在其《曝书亭集》写有“建雄节度使相里金碑跋，按：“相里氏东周时即有之，庄子称相里勤弟子是己，汉有御史武，十六国前赵有偏将军览，大都皆为晋人也”的记载，清•乾隆《汾阳县志》有辑录。

　　朱彝尊访碑八年后，清初思想家、学者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今江苏昆山人），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春抵汾州留居数月，访问田野古迹，在其《金石文字记》中作了记载，并留下了：“相与读残碑，含愁吊古今”的诗句。

民国县长王堉昌（字养斋，号高凉迂叟，今稷山县城南门人），曾两度莅汾任职，民国十三年（1924年），案牍之余，躬身亲访相里碑，在《汾阳县金石类编》做了记述，并辑录了相里金神道碑的完整内容，意义非凡，实属弥足珍贵。

特别是2024年5月，《汾州文化研究会》一行20余人到访小相村考察后，写出了精美的文稿，部分学者提供了小相村的历史资料。更有网名“神龙”的文史爱好者，意气洋洋的写下了《汾阳小相村考察简记》的文章（1）~（8），尤以考察简记（2）惊世骇俗，通过释读相里金碑文，得出了：“大、小相村由相里氏人始建于五代早期、后唐（公元923年~936年）时期”的结论。主要理由：一是在先祖记述的碑文中，有两个字‘相城’，被许多人曲解，古代正史大、小相村没有作为相城的记载。而在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九宿州府离县条云：“故相城在县西北九十里，盖相土旧都也”。《太平寰宇记》云：“故相城，盖即相土所居”。据史载认定，只有安徽淮北这个地方，从西周到春秋时期有相城；二是相里金七代祖为唐相州刺史（相里）遵，其先祖为冯翊（韩城）人，远祖食禄西河（今黄河晋陕峡谷两岸），因（历代）居汾、晋间，奈（怎么）为汾州西河县人也？并解释汉西河在晋陕黄河峡谷的汾晋间，而不是今日之汾阳；三是认为整个大、小相村的历史全在相里金碑文里，只是有人故意不解读，心虚。针对“神龙”的神解读，笔者率先提醒对小相村立村说，需谨慎研究为宜，微信名为“正气”的郭世科老师也发出“虢改郭姓发生在晋献公‘假虞灭虢’的公元前655年，里克（后裔）改姓相里发生在之后数年晋国夷吾当权时”的提示！其后简记作者坚持已见，推出《汾阳小相村考察简记（2）》一文。

今次重读相里金碑文，截录其中的一段，对有争议的地理信息用红、黄、蓝不同颜色作了标注，并试就相城、西河做一简要解析，重点对汾晋一语进行文献稽考，诚望就教于方家。

一、溯流源，三易其氏

【碑文翻译】公（碑主人）的名讳叫相里金，字国宝。他（最早）的先祖为河间人（今河北沧州），属于颛顼（上古五帝之一，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氏族封号为高阳氏）高阳氏的后裔子孙（注：旨在表明墓主或家族的显赫渊源）。颛顼生了儿子大业，大业生了儿子庭坚（即皋陶，字庭坚），庭坚在尧帝时，担任掌管刑狱司法的最高官员（大理官），其后裔以官职“大理”取氏，称为理氏；殷商末期，有理徵敖伯（官职具体不详，推测为敖邑的部族首领），因执法不阿，得罪了商纣王被处死，其孙仲师为了避祸，去掉“玉”字旁，改成里氏；在周朝时期，晋国大夫里克被晋惠公所逼，伏剑而亡，里克的妻子司成氏（碑文同成氏，有误）携带小儿子季连逃到相城避难，当时的人于是称其（季连）为相里氏。这个称呼反映了（里克妻儿）协同避窨潜藏与保全身家性命的途径（方法），也体现出（相里氏）因地得姓的由来。

【笔者按】：综上，碑文显示：相里姓氏因官职、避难而三易其氏，以颛顼高阳氏为血缘始祖。《路史•国名记》载：“颛顼之初封瀛之高阳县北，高水之阳也。”瀛即瀛洲（今河北河间），天启四年（1624）《高阳县志》云：“邑受名以高河之阳，古侯国也，五帝时属涿，颛顼氏封国。”可印证碑文其先河间人之说，即相里金是河间人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子孙。殷商时颛顼的后裔以官取氏为理氏，殷末理徵之孙仲师为逃纣之祸去玉改姓里；直至晋大夫里克遭戮，妻儿逃居相城，季连“相下隐里”改姓相里氏，是为相里氏的得姓始祖。碑文中溯及相里姓氏的源流，清晰明了地呈现给众人。

【相城解析】 对于碑文中提到的相城，汾州文化研究会的一行人员考察小相村后，提出三种说法：有安徽淮北相城说，河南相州相城说，山西安邑相城说，加之原载《汾州沧桑》：“大、小相村有相城之称”和笔者稍早前为村志撰写的《汾阳古相城推述》，出现四种不同说法。

村人海见同学是坚定的汾阳相城说的支持者，推断天福五年（940），李霞蒸奉敇撰写相里金碑文时，有两种可能，一是交代季连避地相城，就是今天小（大）相村，再一就是相城另有它处，按文笔语气结构，第一种可能性较大，若是另有它处定会说明，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因为近三千字的碑文，不差多加几个字予以释明。

受其启发，笔者梳理唐朝时几次官修姓氏书，一是贞观中（632~638）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人刊正氏族，修《氏族志》，颁布天下；二是唐高宗时显庆四年（659年，武则天参与朝政，与高宗并称“二圣”），许敬宗以《氏族志》不叙武后世系，更以孔志约等人重加刊定，名为《姓氏录》；三是神龙元年至开元二年（705~714）唐中宗令柳冲主持刊定成《姓族系录》。还有成书于元和七年（812），唐宪宗令李吉甫综修《姓纂》，务使“条其原委，考其郡望，子孙职位，并宜总辑”。李吉甫授林宝撰写了《元和姓纂》谱牒学专著，“每姓之下，溯其得姓之由。”书中载“相里”与碑文铭刻一致，二者可以互相印证。更有1900年发现的敦煌遗书《新集天下郡望氏族谱》（现藏国家博物馆），专家考证认为：是大历十四年以后，元和元年前的产物（779~806）。是唐宰相李林甫于天宝八载（749）正月十日刊布的《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的民间抄本，是研究姓氏郡望的珍贵文本。其一卷并序载：“夫人立身之道，姓望为先，若不知之，岂为人子？…谨录元出州郡，分为十道如右：第四道河东道（今山西）十郡：汾州西河郡出十姓，相里姓氏赫然在列。以是观之，则前举姓氏之书自在林宝“参详”之中，而天福五年李霞蒸奉敕撰写碑文，杼思冥搜，摭实纪述，应在构思过程和广泛搜集的素材中悉知了相城所在州郡，不加注明更为合乎情理！试想若是碑文中的地理信息纪述不清，不仅相里族人不会放过，更是无法回禀敕令。今人从碑文释读中看到：上至血缘始祖河间地的颛顼高阳氏之苗裔；下至七代祖相里遵的其先冯翊人（下文会解读），都交代的一清二白，唯独中间的得姓始祖季连，仅写为避地居于相城，而不予注释具体州郡名称，其中的道理应是不言自明！相城即指相里金的归葬故地。

至于正史中未见记载汾阳相城的疑问，类似于汾阳县的记载。据《明史•地理志》：“汾阳县，奉宋金元汾阳军，汾阳军取义则因地当汾河之阳。”北宋兴国四年（797）置汾阳军，是为汾阳最官方的推断认定，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依廓置汾阳县，是正史的明确记载；而前些年出土的《大唐故宋府君墓志铭并序》记载：“君讳胤，字承祖，西河孝义人也…开元二十三年（735）八月二十三日，葬于汾阳城西南七里平原。”墓志出现了“汾阳城”字样，另还有七块唐代墓志也有类似记载，充分说明在唐朝时官称为西河县的地方，而在民间早已称作汾阳城，或为约定俗成所致。

随着村人孜孜以求的不断探索，汾阳古相城隐然可见并端倪日著，相信是地的相城不会被历史的烟尘湮灭，期待新的史料和考古成果实证。

二、纪世系，两释迥异

【碑文翻译】其后，有相里武、相里览。武任汉朝（前202~220）御史，览为前赵（304~329年，十六国时匈奴刘渊建立的政权）将军，盖（发语词，表议论）相里家族世代为官（轩冕相联），文官武将交替传承，没有间断（门第延续）。公（相里金）的七代祖讳遵，是唐代相州刺史，其先人是冯翊人（今陕西大荔及周边），（相里遵）更远的祖先享受食邑（田）或领取俸禄在西河（郡、县），因居住在汾河与晋水流域之间，这是成为汾州西河县人是已（的缘由）。

【笔者按】 此段碑文在描写季连因地得姓之后，撷取家族中代表性人物刊刻于碑文，仅提供了人名、朝代、官职，而未明言是碑主的几世祖，是较为模糊的记载。其后碑文对公（相里金）的七世祖，唐相州剌史的记载中，再次用到“其先为冯翊人”的表达模式，显示出相里金这一支与得姓始祖季连“相城启姓”的地理差异，隐含着这一支曾经有过迁徙的历史信息，在强调其先为冯翊人身份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追溯，将相里金七世祖的寓居地与“相城”相里氏的发祥地的正宗身份联系起来。再用相里遵“远祖食禄西河，因居汾晋间，奈为汾州西河县人也”的句式进行记述。

远祖作为汉语固有词汇，属于宗族中上九代序列的第八代先祖，其代际跨度遵循“九世矣”的界定标准。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典籍，《公羊传•庄公四年》记载：“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确立了该词表示九世祖的核心词义。结合《元和姓纂》卷五：“汉有河堤谒者相里斥，侍书御史相里武，济阴太守相里祉，始居河西，前赵录将军相里览…西河隰城，相里址始居矣，今汾州相里城是也…”的记载；清《四库全书•元和姓纂•粗校》也有相同记述，一般认为济阴太守或为相里遵的远祖。但按相里金生年（卒于天福五年，寿享六十有九反推）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推算（取三十年一世），相里遵的远祖生年应是公元392年，似乎年代无法印证。因为东汉灭亡时间为公元220年，大体时间上也无法对应，故而笔者翻译时将远祖释为更远的祖先来泛指其世系。而对碑文中“因居汾晋间，奈为汾州西河县人也”的一句，更是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解读。

【西河解析】之所以对同一碑文的解读，出现迥异的结论，或为对碑文中西河的理解不同所致。

从相里金碑螭首额篆书“西河郡相里公神道之碑”可知，碑文中的西河之名应是指行政区划无疑。

“西河郡”这一称谓，历史上战国、两汉、隋唐都有设置，但是指不同的地方。最古老也最著名的“西河”，应是对于尧舜古国而言的“西河”，也就是今山西、陕西两省间自北而南流的黄河段（尤指壶口以南的南段），《尚书•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就是指这里。战国时期，魏国与秦国争夺“河西之地”（关中平原东缘），魏国曾设置过一个西河郡，其地约在今晋陕大峡谷南段，黄河以西地区。周武烈王十七年（魏文侯三十八年，前409），魏将吴起攻取秦国河西地（今陕西大荔、澄城、华阴、合阳、韩城一带），置西河郡。《史记•吴起列传》云：“魏文侯时，吴起为西河守，甚而有名”。不过，到周显王三十九年（魏惠王后元五年，前330），秦复取西河地，郡废。其辖地划为秦国左内史辖区的一部分【西汉太初元年（前104）改左内史为左冯翊，治所长安，东汉建安五年（200）左冯翊治所迁临晋（今大荔），三国魏黄初元年（220）改称冯翊郡，郡署临晋】。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分上郡东北部置西河郡，治所在富昌（今陕西府谷），也有说在平定（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东南），领三十六县，属朔方刺史部，其范围大约地跨今陕西、山西两省之间黄河沿岸一带地区，以及内蒙古鄂尔多斯东部等地，但与战国时魏国的西河郡并不是一个地方。

　　东汉初年（公元25），西河郡划归并州刺史部，永和五年（140），因匈奴寇扰，郡治迁至吕梁山麓的离石县（今吕梁市离石区），仅辖13县，其范围约跨今陕西、山西沿黄河两岸之地，原内蒙古地界的县已全部丢失。《后汉书•郡国志》载：“西河郡领十三县…”置南匈奴单于庭于美稷县，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之乱爆发后，匈奴侵边，西河百姓向南逃避，《元和郡县志》：“灵帝末，黄巾大乱，百姓南奔，其郡遂废”。三国魏黄初二年（221），割太原郡兹氏（今汾阳）等县，复置西河郡，领汉代西河郡南部故地，治兹氏。西晋时置西河国，改兹氏为隰城，领四县。“八王之乱”后刘渊在离石起兵建立汉国，西河国陷废。后赵置永石郡，前秦复改为西河郡；北魏太和八年（484）复置西河郡，孝昌二年（526），为胡人攻破，郡废，次年侨治于平阳郡（今临汾境）地面，隋初废。隋炀帝大业三年（667）又改介州（今汾阳附近）为西河郡，治隰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改西河郡为浩州，三年又改为汾州，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改汾州为西河郡。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复改为汾州，此后西河郡行政区划不再使用，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西河郡虽然没有了，但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改隰城为西河县（今山西汾阳），从此西河县名一直沿用到明朝万历二十三年（1595）西河县改名为汾阳。到21世纪初，汾阳城关镇分设西河乡，现在变为西河街道，这也成为历史上西河郡的唯一一点残留痕迹。

解析梳理了西河的文献来源，西河郡的历史沿革，回过来审视相里金碑文中出现的西河郡、远祖食禄西河，对“奈为汾州西河县人也”的解读，笔者译为“这是成为汾州西河县人是己”；而《汾阳小相村考察简记（2）》的作者认为，汉代西河就是晋、陕黄河峡谷两岸的汾晋间，而不是（现在）汾阳地区，没有哪本古代著作中把（汾阳）叫西河地区。因而得出了“奈（怎么会）成为汾州西河县人呢？”，可谓是判若云泥。

　　小相村志总编继先同学在解读这段碑文时指出：“相里遵的远祖食禄西河，因居汾晋间，可以理解为相里遵的远祖是从西河迁徙到冯翊，它的族群在西河…具体而言，就在汾阳大、小相里范围。”实属言简理尽，直击要害。

从汉代地图可以看出，冯翊与西河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政区划。冯翊位于关中平原东部，与西河郡相隔整个陕北高原，辖区并无重叠，汉代也不属西河郡的辖地，仅属于战国时期魏国设置的西河郡的辖地，名同而地异，并无前世今生的关联。以汉代时汾阳不叫汾州也无西河的记载，仅以“其先冯翊人，远祖食禄西河…”而将西河解读为“晋陕大峡谷两岸的汾晋间（韩城一带），而不是汾阳地区”，从而得出“怎么会成为汾州西河县人呢”的结论，确实令人匪夷所思！简记（2）的作者刻意淡化汾晋间的山川地理，强解西河为晋陕黄河峡谷两岸的汾晋间，实属移花接木或张冠李戴之举。凡能读懂地图的人都能看出，汉代时兹氏（今汾阳）属太原郡，紧邻西河郡，而冯翊属左内史（后为左冯翊）辖地，与西河郡既无空间地理上的关联，也无行政区划上的统属关系。笔者以为：简记（2）的作者只所以谬指西河地，是由于先入为主（其先冯翊人）并刻意淡化汾晋间所致。

三、考汾晋，一叶封唐

“ 汾晋”一词成为固定表述，何时出现记载，指代的地理空间是哪里，很有探究的必要。

【百度百科】汾晋：意思是指汾水流域，也特指山西省太原地区。

这种解释简单明了，明确说明是汾水流域，但对晋字并无任何解释。

【百度 AI 】汾晋的历史，提到了与晋国的历史渊源。

晋国是周朝的重要诸侯国，起源于西周，鼎盛于春秋，结束于三家分晋，唐风晋韵，历久弥新。《史记•晋世家》载：“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吕氏春秋•重言》也有类似记载，只是情节稍有差异，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桐叶封弟”（也称“一叶封唐”）的故事。叔虞去世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因境内有晋水，改国号为晋。《汉书•地理志》载：“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即是说燮父为历史上的第一位晋侯。晋地有晋水，晋国因晋水而得名，是不争的事实，《山海经•北山经》记载：“悬瓮之山，晋水出也…”。《汉书•地理志》晋阳：龙山“晋水所出，东入汾。”也有学者认为，晋南地区绛水古名可能叫晋水，无论何处都属晋国之地。史上尽管对“桐叶封弟”的故事存在争议，唐代柳宗元《桐叶封弟辨》质疑其真实性，但叔虞受封唐国是为史实，晋国由“一叶封唐”而起源。

先秦及汉初的文献中，未见“汾晋”一词的直接记载，但汾河流域与晋国的核心疆域高度重合历史上毫无疑义。关于唐叔虞的初封地，《史记》大概交代了地理位置，“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明确河汾之东为晋国的发源地。

【史载汾晋】爬疏史册，“汾晋”作为固定表述的记载不乏其例。

1、《晋书•载记序》：“光武亦以南庭数万徙入西河，后亦转至五原，连延七郡。董卓之乱，则汾晋之郊萧然矣。”

此段记载，东汉光武帝（在位时间：公元25~57年，享寿63岁）时期，南匈奴数万人迁徙至西河地区（今离石一带），后来逐渐移至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北），并连同周边七郡，形成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防御体系。东汉末年（189~192），董卓之乱后，汾河、晋水流域的边疆地区遭受严重破坏，经济与秩序一度瘫痪，三国乱世由此开启。《后汉书•郡国志》注：“并州户十不存一，汾晋之郊萧然”，《晋书•食货志》：“董卓之乱，河东、太原粟石万钱，人相食”等历史文献可以佐证是地的萧条情状。

2、《晋书列传•三十二》刘琨一节记载：“永嘉元年，为并州刺史，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琨在路上表曰：‘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其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请求朝廷支援，并坚守并州。唐•房玄龄在修《晋书》时给予他很高褒奖，“赞曰：越石才雄，临危效忠，枕戈长息，投袂徼功，崎岖汾晋，契阔獯戎…”。赞曰点明刘琨（字：越石）的杰出才能，强调其在国家（晋室）危难时的忠诚。永嘉之乱（304）发生后，刘琨孤守并州，对抗匈奴刘渊、羯族石勒，堪称晋室砥柱，表现出日夜警惕，志在恢复（百姓安宁）的勤勉，展现出奋不顾身追求功业的豪情和北伐志向。在汾晋之地的并州战场上艰难求生，为抵御汉赵，不得不依赖拓跋鲜卑为外援，既联合又需防止其反噬的复杂关系，这种策略充满风险又实属无奈。“崎岖汾晋”指的是在并州的艰苦奋战。

3、《北史•齐本纪》魏征总论曰：“有齐全盛，控带遐阻，西包汾晋，南极江淮，东尽海隅，北渐沙漠。”其论述的是北齐鼎盛时期疆域辽阔，西起山西汾河流域的晋阳（北齐别都）一带，东至东南沿岸，南抵长江、淮河，北接蒙古高原沙漠地区。这里“西包汾晋”，即西部边界延伸至山西汾河流域与晋阳一带（今太原周边），与北周对峙。《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三年（552）自黄栌岭‘起长城，北至社平戍，四百余里’…”其意图是用来防御稽胡和对付北周的。可以佐证北齐西部疆域（西包汾晋）位于黄河晋陕大峡谷以东。

　　4、《周书•卷六》武帝下记载：“诏曰：伪齐违信背约，恶稔祸盈，是以亲总六师，问罪汾晋。”该诏书出自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建德四年（575）伐齐的军事动员。诏书的意思是说，伪齐背信弃义，恶行累积导致祸患深重，因此朕决定亲自统率六军，对北齐发动战争，以惩戒汾河流域附近的晋州地区。这里既用“汾晋”指代北齐政权晋阳，（今太原，北齐的别都），也实指局部战斗地区晋州。此战是北周与北齐争夺中原的关键战役之一，此战削弱了北齐的防御力量，为北周后续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5、《隋书•食货志》载：“隋文帝天皇三年，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诏于蒲、陕、虎、熊、伊、洛、郑、怀、汾、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陕州至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贯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

这是隋文帝时期为应对水旱灾害，加强粮食储备与漕运，于开皇三年（583）下达的诏令，在黄河沿岸设置粮仓，并通过广通渠将关东、汾晋地区的粮食运往长安、洛阳。这一举措既缓解了地方粮食短缺问题，也为后续朝代提供了粮食储备的经验。这里“汾晋之粟”指的是汾水流域和晋地（泛指山西）的粮食。

6、《唐文拾遗》卷十四李百药撰写《唐荆州都督刘瞻碑铭（并序）》记载：“武德元年，以西河为浩州，授公刺史。西河始属乱离，人情未一，自公安抚，咸悦来苏。妖贼刘武周，闾左叛徒，挺祸汾晋，虽讴歌有奉，穷奇未革，同恶相聚，丑类实繁，连接百城，从横千里。驱率大羊，尽锐攻逼。”

这段碑文描述了武德元年（618），西河改设为浩州，任命刘瞻（碑主）为浩州刺史，当时西河地区刚经历战乱，民心未稳，经过剌史的安抚治理，百姓才逐渐恢复安定。反贼刘武周（隋末割据势力首领），煽动底层贫民恐慌情绪，攻占晋阳并横扫汾晋大部分地区（今山西汾阳、太原一带）引发挺大的祸乱，尽管民间仍有拥护朝廷的呼声，但其凶顽本性未改，他们与同伙相互勾结，党羽数量庞大，串量上百座城池，势力范围纵横千里，像驱散牛羊一般威胁百姓，集结全部精锐兵力围攻浩州。这里的“挺祸汾晋”指的是刘武周占据了山西大部分地区，危胁唐初政权，造成挺大的祸乱。浩州（原西河郡）是唐军与刘武周交战的前线，汾阳文化学者王希良先生《风雨浩州》一文有：“武德二年至武德三年，整整一年战火不绝，浩州固若金汤”的记载。

7、《新唐书》卷二百六，列传第一百三十一载外戚：“武士彟字信，世殖赀，喜交集。高祖尝领屯汾晋，休其家，因被顾接”。“始，士彟娶相里氏，生子元庆、元爽。”

这段传记介绍了武士彟（577~635）的字信，家族世代经商积累财富，喜欢结交朋友。唐高祖李渊在隋朝时曾率领军队驻扎汾河流域晋阳（先任河东宣慰大使，驻守太原，后被任命为太原留守，负责北方防务）等地区，在他家休息过，因此得到了高祖李渊的赏识和接待。武士彟最初娶了相里氏为妻，生下两个儿子分别叫武庆元、武庆爽。且在李渊太原起兵前就建立了良好关系，这为他日后在唐朝的政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8、《晋祠之铭并序碑》，系唐太宗李世民撰文并书丹的碑刻，创作于唐代贞观二十年（646），其铭曰：“赫赫宗周，明明哲辅。诞天降德，承文继武。启庆留名，剪桐颁土。逸翮孤映，清飚自举。藩屏维宁，邦家攸序。传晖作帛，降灵汾晋…”。

这段铭文的大意是：显赫的周朝，贤明的辅佐之臣，神灵诞生降下品德，继承文王武王之志，开启盛世祥瑞，留下了传世美名，周成王剪桐分封土地（叔虞被封于唐），就像高飞的鸟儿独自映照，清风自己吹拂。作为保卫国家安宁的屏障，让国家秩序井然，在史册上流传光辉，神灵降在汾水、晋地，福泽遗及千秋万代。

该表述既是对地方信仰的尊崇（唐叔虞祠），也蕴含着唐太宗巩固政权的政治意图。

9、《全唐书》第二册卷十四 高宗（四）《令举猛士敕》，是唐高宗李治于仪凤三年（677）颁布的军事诏令，旨在应对吐蕃侵扰吐浑谷故地，威胁唐朝西北边疆的局势，通过选拔精锐巩固边防。敕曰：“今欲分命将帅，穷其巢穴，克清荒服，必寄英奇。但秦雍之部，俗称劲勇，汾晋之壤，人擅骁雄。宜令关内、河东诸州，广求猛士。”

这段欶令的意思是：现在准备分派将领率军，直捣吐蕃老巢，彻底平定边远地区，必须依靠杰出人才。关中（秦雍）地区素以勇猛著称，汾晋（今山西）之地的民众擅长骁勇善战。应命令关内道、河东道各州县，广泛招募勇猛之士。这里“汾晋之壤”即为河东道（唐时山西称河东）的代称。

10、《旧五代史》载：“丧乱之后，衣冠多逃难汾晋间…晋武皇之树霸基，庄宗之开帝业，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图。故数君子者，或以书檄敏才，或以绪绅旧族，咸登贵士。”

这段话记载的李克用被封为晋王（895），其子李存勖建立后唐（932）期间广招士人的开明之举，大体意思是：战乱过后，中原士人大多逃难到汾河流域的晋阳一带。晋王李克用（武皇）建立霸业，李存勖（庄宗）开创后唐基业时，都广泛寻求人才辅助。因此，许多有才能的士人，有的擅长文书写作，有的出身名门望族，都被提拔为高官。反映了五代时期政权更迭背景下，中原士人群体与北方政权的人才互动关系。此处汾晋显然是指李克用割据河东时的大本营晋阳。

此外，文学作品也有大量涉及汾晋的诗句，唐•杜甫：“千秋汾晋间，事与云水白”，金•元问好“我从汾晋来，山之面目腹背皆经过”等千年流传；更有唐末诗人李频的《送友人往太原》诗：“汾河流晋地，塞雪满并州”一句，生动地展现了贯穿三晋大地的汾河与覆雪绵延的并州，最终定格于帆影远逝的永恒世间。

宋代狄青将军《狄公神道碑铭并序》：“狄氏，后代居天水，至梁文惠王（狄仁杰，唐武周时宰相）乃大显于有唐，其子孙或徙于汾晋间，公实西河人（原属汾阳，今为文水县西槽头乡狄家社村），”此碑现存太符观。碑文中载：“汾晋之气，蒙于姓们，有如其人，武襄之雄”。其大意是：狄青承袭了汾水与晋地（北宋设汾阳军于西河县）特有的豪迈气概，狄姓的家族群中世代延续这一特质，正如显现在狄青身上的性格高度契合，成就了武襄公卓越盖世的雄风。《汾阳县志》载有：“若论汾晋之气，莫若武襄之雄。”这句话是赞美汾河流域（晋地）独特的尚武豪迈的地域气质，没有谁能比得上北宋名将狄青（武襄）勇武刚烈的雄风。

民国23年（1934），林徽因、梁思成赴山西考察古建遗存，以汾阳峪道河为原点，考察了汾河流域的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和赵城八地40余处古建筑，写成了《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向世人展示了晋汾地区古建筑的精美之处。这里用“晋汾”一词与史上“汾晋”的固定表述意思一致，同样指代山西。

综上可知，古唐国因有晋水，而改国号曰“晋”，第一代诸侯称作晋侯开始，奠定了600年的晋国基业，因水改晋，依水而兴的晋国逐渐成为春秋霸主。先秦文献多写晋国或晋地，战国肇初建都晋阳，又因汾河贯穿整个晋地，汉末逐渐出现了“汾晋”的固定表述。从史料内容看，始自东汉末年出现汾晋的组合连用，历经五胡十六国，至隋唐再到五代十国，有并州牧的董卓之乱、有西晋刺史刘琨奏书，有皇帝诏书，有晋祠碑铭，有高宗敕令，有各朝正史，有名人诗句，见诸典册文献比比皆是。至晚在唐朝时，汾晋这一固定表述应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成为了古今不同朝代汾河流域晋地（今山西）的代称，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山西简称“晋”应是一脉相承的。

【笔者按】辨析了相城、西河，稽考了汾晋后，再对相里金碑文这一段落考量，李霞蒸自称杼思冥搜，摭实纪述，此言着实不虚。他用双重祖源的叙事结构，较为详实地记述了相里氏的渊源和世系，第一个“其先…”指向神话传说性质（三皇五帝）的血缘始祖，是为河间地颛顼高阳氏之苗裔，进而通过三易其氏描写了得姓始祖相里季连避地居于相城；第二个“其先…”则记载了可考的近祖（七世祖）相里遵，隐喻了这一支脉有过迁徙的历史信息。难能可贵的是，在两个“其先”之间，记载了族人中的汉代御史相里武，前赵将军相里览，但皆未明言是相里金的几世祖，并在描述其七世祖相里遵时，引出了相里遵的远祖描述，仅留下“远祖食禄西河，因居汾晋间，奈为汾州西河人也”的简洁文字，尽管既无名讳，也无朝代，更无具体世系，还是提示出了西河、汾晋等历史地理信息。李霞蒸撰写碑文时因唐代有较多官修姓氏书籍和《姓纂》谱牒专著参阅，在天福五年奉敕撰写这块神道碑时，确定相里氏的血缘始祖与得姓始祖应该不是难事，但对相里金七世祖遵这一支何时迁出相城印象模糊，几代人居住冯翊已无法掰扯清楚，就连族中的长者也不能准确回忆，能留下依稀的口传己属不易，但对远祖食禄西河，居于汾晋间是为刻入骨子里的印记，故而碑文做了上述记载。或许怕后人误读，除写有食禄西河的行政区划外，特别注明了“因居汾晋间”的地域单元，既完整地保留了相里氏的族群记忆，也为后文相里金应顺元年（934）封爵西河县开国男、天福元年（936）改封西河郡开国侯做了很好的铺垫，因为唐制有：“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爵号前的郡县名称为汉魏旧称，李存勖建立后唐，全面恢复唐朝律令；后晋石敬瑭登基后的大敕诏书中要求：“应明宗朝所行敕命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行文至此，笔者不禁弱弱的问一句：“史册上多个汾晋描写，皆指代山西，它是如何跨过晋陕大峡谷，而奔向陕西冯翊（韩城）的？”就碑文所记内容，个人判断李霞蒸摭实记述的冯翊与西河两个地名，其上限不超过曹魏时期，但其仍不失为追溯历史的重要节点线索，研究者皆可通过丰富的文献史料和两地的历史沿革作为依据，加之与相里姓氏相关的客观物证等，探寻或推述相城究竟是哪里？

毫不客气的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地理知识相对贫乏，笔者作为工科生尤甚。但应用数学中的基本概念：定义、公理、猜想、定理、证明和推论相互关联的逻辑思维，还是略具备一点，定义提供了讨论的基础，公理作为推理的出发点，猜想激发了探究的兴趣和方向，定理是探究的成果，证明是检验的过程，推论则是对已有知识的延伸和应用。在数学探索过程中，猜想和定理是两个核心概念，揭示了数学研究的两个不同阶段，猜想是研究的起点，而定理则是经过验证的终点。笔者以为文史研究也同此理，起码的逻辑自洽是必须具备的。出于对家乡的热爱，通过村人口口衍传：“先有零藏，后有小相”的口述史，结合信史、姓氏典箱、碑碣遗存、街巷名称、先贤研究等内容，推述小相里的起源，也就是合乎情理的选择。

今年6月27日，村志总编继先同学觅得一段零藏村的抖音视频，拜见发布者王羽钟先生，聆听了两个小时并及时发布了信息（王先生介绍信源来自小相村，零藏是为相里家族祖先避难藏到此处）。可见村志编辑组追寻零藏自然村的脚步片刻不停，其精神着实让人感动，读后受益良多。

笔者推述汾阳古相城的基本逻辑构思是：疏理传说的头绪，以《汾州沧桑》记载入手；聚焦相里的发详，以相里碑碣着眼；重构零藏的新解；里克妻儿零落潜藏；揭示相城的迷底，奉敕撰写杼思冥搜。参详数位访碑者的记载…小相里是汾晋间的一个村庄点位，零藏位于小相里西南一隅，地属当时的汾州西河县，这些基础要素使得汾阳古相城隐然可见。这种推述，有《史记》的信史记载，有《姓纂》的明确收录，有《新集天下郡望氏族志》元出州郡“相里”，有相里金封爵冠名，碑刻铭文“归葬故园”，参照收集的相里神秩，有零藏村名释义，有相里族后裔延绵，有先贤学者碑跋按语（大多皆为晋人），更有现代考古学者（中国科学院考古专家杜金鹏、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皆有“故地称小，迁徙称大”）的论断，这些要素能够形成完整的历史人文证据链条。只待田野考古实证。诗曰：

汾晋千年连汉唐，

西河旧郡历沧桑。

相城碑冷铭迁客，

零藏村幽溯史长。

不揣谫陋，成此拙文，冀望博雅君子斧正。

2025年7月24日于兴隆家园

特别说明：本文不作其它用处，仅供村志编辑组参考；同时，也作为自已研读一小段碑文的随记，免得日后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