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少年时代

小溪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老家的房子很大，但光线很暗，没有一点生气。母亲每天劳作，父亲是个中医生，他和我说话很少。他忧郁的眼神和略显严肃的脸总是没有一丁点微笑，我每天都能听到父亲叹气的声音。

那时我只有六、七岁，听母亲说，父亲天天都用镜子照他自己的舌头，并对母亲说，舌苔颜色变黑了，提示肠胃有重病了。为此父亲每天吃不下饭，长此以往下去，身体变得非常消瘦和虚弱，后来去找西医检查出结果是“胃下垂”。父亲天天更加长吁短叹，时常在母亲面前说他要死了，母亲听后吓得只有伤心的掉眼泪。不久父亲便忧郁而死。

父亲去世那年我还不到十岁，我和姐姐跟随奶奶、母亲到了重庆投奔大哥、大嫂我们和他们分开吃和住，我们住在房子后面的厨房和临时搭建的小屋子里，屋子很小只能放一张小床。

我们一家老小到大哥处本来就给大哥增加了很大的负担，那知六五年二哥未经大哥同意，从广西来到了重庆，他想在重庆找一份工作。二哥原本是广西林业局的技术员，当年精简压缩，二哥被压缩了。二嫂又跟他离婚了，他的儿子留在了广西。

那时候重庆很难找到正式的工作，为了生计母亲带着二哥到处做临工，他们去过河边筛河沙，还给别人家送煤球。二哥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性格内向不爱和别人交流，有什么想法闷在心里，二哥心力交瘁下得了精神病。

大哥在他的工厂里申请了困难补助，让二哥住进了精神病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医院二哥病稍有好转就出院了。他生病后神情显得木讷，更不容易找到工作了，他本以为到了大重庆会有很多机会，事实跟他的想法相差甚远。他失望、忧伤，觉得寄人篱下，精神病又复发了。

大哥因为已经向单位申请过补助，这次大哥再去申请，单位没有同意。母亲为了给儿子治病，她拿出自己的嫁妆金戒指去银行换钱给儿子买药。我那时在读半工半读学校，星期天我陪妈妈去银行当金戒指，一枚戒指才换了二十多块钱，我们拿着钱去药店买了药，这些药只够二哥服一个疗程。

二哥的药服完后，一个星期天我又陪母亲去银行当金戒指，我们走在去银行的路上，一辆装满木材的大货车从我们旁边开过，突然车上一根木材飞向我们，就差半米远，如果我们快走几步闰王就会要了我们的命，当时我和妈妈被这飞来的木棒吓出了一身冷汗。

二哥的病总不见好，人很消瘦，眼睛凹陷、眼神呆滞。我在学校宿舍住，二哥常常到宿舍找我，有时候我上中班，他找不到我时就跟学校初中班的男生东拉西扯说疯话，同学告诉我说，二哥拿出一个空火柴盒子对着他们打开后说他的儿子在火柴盒里。他想留在广西的儿子了，脑子里出现了幻觉。

有时候我会遇上二哥，他老是到宿舍门口胡闹，引得同学和厂里的工人围观，我没有办法接受，也管不住他，我焦虑得晚上睡不着觉。我真想离开这里，走得远远的，不再让二哥来找我胡闹。姐姐、三哥他们离家远，大哥上班又忙，我的情绪没地方发泄，我感觉全身细胞都绷得紧紧的，孤独的感觉没人能理解。

有一次，有人告诉我母亲，老二在外打了人。二哥有两天没有回家了，记得那天我和妈妈一起去找二哥，我们沿着那条我上小学走过的路一直找，然后又沿着小学旁边的河边寻找也不见二哥的踪迹。然后我们辗转到铁路上寻找，妈妈和我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二哥。天快黑了我们带着失望回到了家。第二天傍晚又黑又瘦的二哥终于回来了。

二哥的病越来越重，母亲把垫家底的钱都拿出来让二哥住进了歌乐山精神病医院。听说精神病医院对患严重精神病的病人会用“电疗”，治疗时病人会很难受。当母亲的会很心疼孩子，一个星期天母亲、姐姐还有我三人一道去医院看二哥。清晨我和姐姐背着给二哥买的水果和糕点往歌乐山走去，上山要爬“三百梯”，这个难度对我们来说没有问题。为了中午能见到二哥，我们很快就爬上了山顶。我们朝着医院的方向又走了两里路终于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我们见到了二哥，经过治疗后，他不再乱说话，他脸有些浮肿，神情显得木纳、呆滞。我隔窗看到在里面屋子里的病人，有的在乱叫，有的在傻傻的笑，有的在发呆，各种古怪、恐怖的表情让人看着毛骨悚然。

家里的困扰让我焦虑失眠，快乐对我而言成了奢望。半工半读结业以后我在工厂里上班，每天像个机器人似的上班、下班。因为经常失眠导致心情烦躁，我成了医务室的常客。后来经同事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老伴，后来就有了我们的小家。我和老伴磕磕绊绊的过了五十多年。

现在我们已退休多年，已经到了白发苍苍的老年，每天勤锻炼和小区老年人一起打太极拳，晒着太阳看蓝天白云。学美篇、看美篇。学会看淡看开所有的得与失。再大的事几十年后、几年后都是小事；再难的事几年后可能会变得云淡风轻。有一天当你足够强大时会发现所有的事就像天上飘过的一片云，你不再感到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