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槃重生柏林城

刘兆岩

柏林，這座曾在戰火與分裂中支離破碎的城市，如今以堅韌不屈的精神重生，被譽為“涅槃之城”。從二戰廢墟到冷戰前線，再到今日的自由與多元，柏林一次次在歷史的灰燼中崛起，重塑自我。她不掩傷痕，卻將其轉化為文化與創造力的源泉，在舊牆之上塗抹理想與藝術。如今的柏林，是歷史與未來交匯之地，是自由思想與包容精神並存的象徵，正如一隻涅槃重生的鳳凰，持續閃耀在世界的舞台上。

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位于柏林市中心，是一處歷史與現代交匯的地標。如今的廣場熙熙攘攘，高樓林立，玻璃幕牆在陽光下熠熠生輝，倒映著城市的繁華與活力。

波茨坦廣場上的柏林茂（Mall of Berlin)

索尼中心那標誌性的半透明屋頂彷彿一把張開的銀色傘，將天光巧妙引入腳下的開放空間，人們在其下穿梭、駐足、休憩，享受城市的脈動。

一隻巨大的樂高長頸鹿靜靜佇立，彷彿童話從積木世界里走出來，闖入了鋼筋水泥的都市森林。

它通體由彩色樂高積木拼接而成，每一塊都嚴絲合縫，構成了栩栩如生的鹿角、靈動的眼睛與優雅的身姿。這只樂高鹿不僅是一件藝術裝置，更像是現代都市中一抹輕盈的童趣。它以玩具的語言與人溝通，讓行色匆匆的路人在快節奏的柏林街頭稍作停留，重新找回內心深處的那份純真與想象。

隨處可見的藝術品——地鐵波茨坦廣場站本身就是一座流動的藝術館。

歷史的痕跡在廣場邊緣若隱若現——那段留存的柏林牆殘片靜默佇立，訴說著分裂與重生的往昔。

柏林牆紀念館位於伯納爾大街（Bernauer Straße），這裡保留了一段原始牆體與邊境設施，忠實再現冷戰時期的分裂現場。紀念館以展覽、戶外展示與資料中心組成，講述柏林牆的建立、越牆逃亡的悲劇，以及抗爭精神。在寧靜的空間中，人們得以直面歷史的傷痕，思考自由、邊界與人性尊嚴的意義。這不僅是追憶，也是警醒——一座關於分裂、勇氣與和解的紀念場所。

柏林牆不僅曾是冷戰時期分裂的象徵，也成為藝術家與民眾發聲的畫布。牆面上的塗鴉色彩斑斕、情感激烈，融合了政治抗議、諷刺幽默與人道關懷。特別是在東邊畫廊（East Side Gallery），眾多藝術家用圖像回應歷史，讓這段曾經冷峻的水泥界線，轉化為一面自由、記憶與創造力的牆。塗鴉不再只是表達，更是抵抗與希望的象徵，記錄著柏林從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

在柏林牆的東邊畫廊，最震撼人心的塗鴉之一，是德米特里·弗魯貝爾創作的《我的上帝，幫助我在這致命的愛中生存》。畫面中，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與東德領導人昂納克深情擁吻，這一幕來自真實歷史上的合照，但在牆上成為誇張、近乎荒謬的視覺宣言。在政治與權力的擁抱中，人性與自由被窒息，愛，變成了一場致命的擁抱。

「被迫點贊」——或許正是這幅塗鴉最貼切的名字。

作品以極簡而犀利的方式，諷刺了現代社會中被迫順從的荒謬現象：當自由意志被鐵環禁錮，連一個看似無害的手勢也失去了真誠的意義。這隻拇指已不再象徵認可，而成為對強權洗腦、虛假輿論與集體表演的有力批判。

穿越？

每一張臉孔簡約卻獨特，彷彿低聲訴說著不同的身份與命運。這些頭像彼此相連，彷如一支無盡的隊伍，在畫面中綿延流動。其間穿插的文字與書法般的線條，如思緒奔湧，勾勒出集體的記憶與個體的沉默。這群無名的人像，匿名卻鮮明，以色彩與筆觸召喚對自由的渴望。

这幅黑白肖像靜靜矗立在柏林牆東邊畫廊——那是蘇聯良知的象徵：安德烈·薩哈羅夫。畫下寫著「Danke, Andrej Sacharow（謝謝你，安德烈·薩哈羅夫）」，向這位為人權與自由奮鬥的科學家致敬。在塗鴉與抗議的牆面上，這幅畫彷彿低語，提醒我們自由的代價與良知的力量。

而坐落在柏林特雷普托公園內的蘇軍紀念碑（建於1945年），靜靜訴說著二戰的記憶。時間在這裡停駐，紀念那段無法忘卻的歷史。

柏林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旁，矗立著一幅巨大的蘇聯士兵肖像廣告牌。畫面中的士兵佩戴軍帽，神情冷峻，目光銳利，彷彿仍在無聲地守望著這段冷戰的邊界。

柏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坐落於市中心布蘭登堡門附近，是為悼念被納粹政權殺害的六百萬猶太人而建的國家級紀念地。紀念館由德國建築師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設計，場地由 2,711 根高低不一的混凝土石柱組成，彷彿無盡迷宮，遊走其間，人們在起伏與幽暗中體驗空間的壓迫與孤獨。地面隨著步伐起伏，象徵歷史的不穩與記憶的沉重。地底的資訊中心則記錄著遇難者的姓名與命運，讓抽象的紀念轉化為具體的人性關懷。

這不僅是一座紀念碑，更是一場靜默的對話——與歷史、與受害者、也與今日的我們。

從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向前不遠，便能一眼望見莊嚴矗立的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這座建於18世紀末的新古典主義建築，是柏林的重要象徵，也是德國統一的標誌，見證了城市歷史的變遷與時代的激盪。

這座建於18世紀末的新古典主義建築，原為普魯士王國的城門，象徵和平與勝利。布蘭登堡門見證了柏林的興衰起伏，從納粹時代、冷戰分裂，到兩德統一，成為德國團結與自由的象徵。門頂那座著名的戰車女神雕像，更增添了它的歷史厚重感和藝術價值。

如今，布蘭登堡門是柏林最具代表性的地標之一，吸引無數遊客前來感受這座城市豐富的歷史與文化脈動。

繼續向北前行不遠，便可望見柏林國會大廈（Reichstagsgebäude）——這是德國最具歷史與象徵意義的建築之一，坐落於市中心，緊鄰施普雷河與布蘭登堡門。國會大廈建於1894年，曾為德意志帝國與魏瑪共和國的國會所在地。自1933年國會縱火案後，建築一度荒廢。戰後，歷經多次爭議與重建，如今已成為德國近代歷史變遷的重要見證。

1990年代，建築由英國建築師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重新設計整修，並加入了最具代表性的玻璃圓頂。這座現代圓頂不僅象徵民主的透明與開放，也讓遊客能登頂俯瞰整個柏林市景。自1999年起，國會大廈再次成為德國聯邦議會（Bundestag）正式會址，是政治與建築融合的經典範例。

這座玻璃圓頂象徵民主的透明——民眾可登頂遠眺，俯瞰下方的議會會場，寓意「人民在上，政府在下」。圓頂中央設有反光錐與自然通風系統，不僅引入日光，也促進空氣流通，減少能源消耗。整體建築結合雨水回收與再利用系統，所收集的雨水可用於沖廁、灌溉與冷卻，實現節水與環保目標。內部螺旋步道供遊客繞行而上，在欣賞柏林市景的同時，也象徵民主進程中不斷攀升的公共參與與監督力量。

登上圓頂遠眺，可以清晰望見電視塔及周邊的高樓大廈，形成壯觀的城市天際線。

柏林擁有悠久的歷史，古老教堂與城堡林立。坐落於施普雷河畔、毗鄰博物館島的柏林大教堂（Berliner Dom），是這座城市最宏偉且具標誌性的宗教建築之一。教堂外觀莊嚴雄偉，採新教新巴洛克風格設計，中央巨大的綠色圓頂高聳入雲，宛如一頂皇冠，靜靜俯瞰著城市天際。四座副穹頂簇擁主圓頂，層層飛簷與繁複雕飾展現出19世紀德國建築的力量與輝煌。

拾級而上，穿過厚重的大門，進入教堂內部，徬彿步入另一個世界。大廳空間高闊而神聖，陽光透過彩繪玻璃窗灑落在大理石地面上，光影斑駁，寧靜而莊嚴。金色裝飾與壁畫、浮雕交織出宗教的敬畏與藝術的輝煌，祭壇前的管風琴靜默矗立，氣勢恢宏，徬彿隨時準備奏響一曲通向天堂的樂章。

登上圓頂，是另一番景象：整個柏林盡收眼底，河流蜿蜒穿城，歷史與現代交織在這片土地上。柏林大教堂不僅是一座宗教聖地，更是一處歷史與文化的見證者，沈穩而堅定地守望著這座重生過無數次的城市。

柏林電視塔（Berliner Fernsehturm）傲然矗立在亞歷山大廣場旁，是這座城市最醒目的地標之一。高達368米，它如一根銀色長矛刺破天際，將東柏林的記憶和當代德國的精神一同鎖進雲端。塔身修長，金屬外殼在陽光下閃爍著冷冽光芒，頂端那個球形觀景艙宛如未來飛船，懸浮在城市上空，既是工程奇跡，也是時代象徵。

柏林電視塔不僅是一件冷峻的建築作品，它也是一段時代的象徵——它曾是東德的驕傲，如今則是統一後的柏林自信面貌的象徵。無論白晝還是夜晚，它都以堅定的姿態，注視著這座經歷風雨而不屈的城市。

從聖母教堂（Marienkirche）望向柏林電視塔（Fernsehturm），是一幅極具張力的城市對話畫面。

眼前是建於13世紀的紅磚哥德式教堂，靜靜矗立，承載著中世紀的宗教與歷史；遠方則是1960年代東德所建的現代主義電視塔。

兩者一古一今，一高一低，在同一視野中交會，不只是空間的對比，更像是柏林歷史的縮影——在斷裂與延續之間尋找自己的節奏與和解。

從柏林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望向電視塔，視線會經過另一座標誌性的裝置——世界時間鐘（World Time Clock）。這座由建築師 Erich John 設計的時鐘，於1969年在東德時期落成，自此成為廣場上一處不可忽視的地標。

它不僅是人們約會、聚集的熱門地點，更象徵著當年東柏林對世界連結與現代化理想的體現。一圈24個城市的時區與旋轉的天體裝置，將世界的時間濃縮於此，也見證了柏林走過分裂與重生的歲月。

走近它，仰望之感油然而生——人如塵埃，塔似天柱。乘坐高速電梯直達203米高的觀景平台，整個柏林盡收眼底：從勃蘭登堡門的古典氣質到施普雷河的靜謐流動，再到柏林牆遺跡的斑駁沈思，城市的歷史與當下在視野中融合成一幅生動的畫卷。觀景球內的旋轉餐廳緩緩轉動，讓人在享用美食的同時，感受城市的呼吸與流動。

登上電視塔，柏林全貌盡收眼底。城市在腳下鋪展開來，斯普雷河如銀練般蜿蜒流過，高樓與古蹟錯落有致，歷史與現代交織成獨特的天際線。其中，那醒目的紅頂建築正是柏林中央法院，靜靜坐落於城市之中，為這幅都市畫卷添上一筆莊嚴與沉穩。

眼前這棟醒目的紅色建築是著名的「紅色市政廳」，而在其前方，那座擁有雙塔的紅磚建築則是「聖尼古拉教堂博物館」，兩者皆為柏林歷史風貌的代表，靜靜述說著這座城市的過往與傳承。

下方紅頂塔樓的建築是聖母教堂（聖瑪利亞教堂），其前方不遠處，柏林大教堂矗立與施普雷島上緊鄰島上的博物館，相映成趣，共同勾勒出柏林古老與莊嚴的城市輪廓。

亞歷山大廣場的麗柏酒店鶴立雞群，而在它前方，一片綠意盎然的萊斯公園（即安靜公園）靜靜地躺卧在那裡，如同城市喧囂中的一方綠洲，鬧中取靜，格外宜人。

紅色市政廳

柏林的海神噴泉（德語：Neptunbrunnen）宛如一曲凝固在石上的海之頌歌，靜靜佇立在城市心臟——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一隅。它與聖母教堂（St. Mary’s Church）和紅色市政廳（Rotes Rathaus）為鄰，在古老建築與現代街景之間，訴說著這座城市的神話與記憶。

聖母教堂旁，載歌載舞的年輕人，洋溢著青春與活力。

柏林的博物館島（Museumsinsel）如同一座漂浮在歷史與藝術之上的時光之舟，靜靜地坐落在施普雷河中央。五座風格迥異的博物館依次排布（柏林旧博物馆、柏林新博物馆、旧国家美术馆、博德博物馆和佩加蒙博物馆），彷彿一串文明的珍珠，串聯起古埃及的金面具、希臘的石柱、巴比倫的伊什塔爾門與十九世紀歐洲的浪漫畫作。

佇立在施普雷河畔，博德博物館宛如一顆安靜的藝術之冠，在水面倒映中低語千年的宗教、雕刻與帝國回聲。它位於博物館島北端，以其華麗的新巴洛克式建築和精美的雕塑、拜佔庭藝術收藏著稱，是柏林藝術迷不可錯過的一站。

踏上島嶼，鵝卵石小路在博物館之間蜿蜒延伸，兩旁林蔭低垂，微風拂過水面，帶來一絲書卷與石灰岩混合的安寧氣息。

悠閒的人們坐在島上的石欄邊，靜靜享受著晚霞映照下那一抹溫暖與寧靜，彷彿時間在這柔和的光影中悄然放慢了腳步。

施普雷河輕輕流淌，柏林大教堂的圓頂在遠處映入眼簾。

黃昏時分，夕陽映照在博物館島的石牆上，河水染成金色，遊客與學者在長椅上低語沈思。這不僅是收藏古代文明的聖殿，更是柏林靈魂的一部分，一處可以與時間對話的所在。

詹姆斯·西蒙畫廊（James-Simon-Galerie）是柏林博物館島的新門戶，由大衛·奇普菲爾德（David Chipperfield）設計，2019年開放。它融合接待中心、展廳與咖啡館功能，為遊客提供通往島上各大博物館的現代化起點。

島上的博物館，各具風貌。佩加蒙博物館以恢宏壯麗的古代遺跡聞名，彷彿一步踏入失落的文明帝國；而舊國家美術館則如同一座靜默的殿堂，將色彩、光影與哲思凝固於每一幅畫布之上。島上的每一座建築本身亦是藝術品——從新博物館典雅的新古典主義立面，到不遠處柏林大教堂圓頂的悠然剪影，都訴說著德國文化的厚重、延續與蛻變。

柏林旧博物馆（德语：Altes Museum）静静伫立在博物馆岛的中央，如一位身披古典石袍的智者，向来访者低语着人类文明的悠远回响。这座由建筑大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于19世纪初设计的建筑，是德国新古典主义的杰作。巨柱环绕的立面仿佛一座希腊神庙，而馆内陈列的古希腊、罗马文物，则如星辰散落，照亮漫长历史长河中的智慧与荣耀。

位於舊博物館正門前的巨大花崗岩托盤（Granitschale）是19世紀初普魯士工藝與雄心的象徵，由一整塊重達75噸的紅色花崗岩雕刻而成，直徑超過6.9米，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單體石碗。由建築師申克爾與雕刻師設計製作，它原意象徵國家力量與文化自信。碗的光滑表面在陽光下泛著溫潤光澤，也成為舊博物館最具標誌性的室外展品之一。

博物館正門兩側的騎馬雕像由雕塑家阿爾伯特·沃爾特（Albert Wolff）創作，象徵著力量與智慧，是新古典主義風格的代表作。

在柏林舊博物館的後方，穿過這片綠意盎然的草地，舊國家美術館的輪廓隱約可見，靜靜矗立。

柏林舊國家美術館（Alte Nationalgalerie），如一座古典神廟般莊嚴肅穆。它高聳的石柱、對稱的立面與寬闊的台階，彷彿從19世紀的理性精神中走來，將藝術與哲思安置於時間的殿堂之中。走近它，廣場中央騎馬的腓特烈·威廉四世銅像注視著來往的行人，似乎在邀請每一位旅人走入德國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畫境之中。

尚未踏入館內，門前緩慢的排隊等待間，藝術的震撼已悄然襲來。

法國雕塑大師羅丹的傑作《人與思想》深刻展現了人類思維的張力與掙扎。

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 - 1840 ）《孤獨的樹》（Der einsame Baum 1822）

柏林舊國家美術館（Alte Nationalgalerie）館藏中收藏了大量德國藝術家的繪畫作品。

這些作品橫跨19世紀至20世紀初，涵蓋了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印象派與新古典主義等風格，代表藝術家包括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阿道夫・門采爾（Adolph Menzel）、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等，展現出德國藝術在歷史與現代之間的豐富面貌。

卡爾·弗裡德里希·辛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 1781-1841）《溪邊的城堡》（Schloß am Strom）1820

卡爾·弗裡德里希·辛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 1781 - 1841）《義大利景觀〉（Blick auf eine italienische Landschaft 1817）

費迪南德·安德里（Ferdinand Andri 1871-1956）《女人肖像》

安東·格拉夫（Anton Graff 1736-1813）《自畫像》

約翰·埃爾德曼·胡梅爾（Johann Erdmann Hummel, 1769–1852）於1831年創作的《柏林的花崗石托盤》（Die Granitschale im Berliner Lustgarten），描繪的就是安置於舊柏林博物館前的巨型花崗岩托盘。

約翰·埃爾德曼·胡梅爾（Johann Erdmann Hummel, 1769–1852）《研磨機中的花崗石托盤》1831

畫面極具寫實精神，光影精準，結構嚴謹，碗體質感沉穩厚重，幾可亂真，彷彿一只真正的石碗靜靜佇立於畫布之上。這幅作品不僅展現胡梅爾對透視與比例的卓越掌握，也體現了新古典主義時期對理性、秩序與完美形態的追求。

是否似曾相識？《憂鬱》（Melancholy）是挪威畫家愛德華·蒙克於1891年創作的早期代表作，也是他「生命之畫」系列的開端。

若讓人想起《吶喊》（The Scream），也不意外——那幅象徵現代人精神狀態的名作，同樣源自蒙克對人性深層情感的凝視。

很幸運趕上了分離派特展，展出了弗朗茨·馮·斯塔克、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馬克斯·利伯曼的繪畫與海報作品，他們分別代表了慕尼黑、維也納與柏林三地的分離派藝術風格。儘管風格各異，這三大分離派共同反對藝術傳統的僵化與保守，強調藝術家的自主表達權，為歐洲現代藝術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所謂分離派（德語 Sezession），是19世紀末德語文化圈興起的一系列藝術運動的統稱。面對學院派的保守與審查制度，一批藝術家主動“分離”出官方體系，創建獨立展覽平台，倡導藝術自由、形式革新與國際交流，成為現代主義興起的重要推動力量。

弗朗茨·馮·斯塔克（Franz von Stuck 1863-1928）《帕拉斯雅典娜（Pallas Athena）》

慕尼黑分離派的關鍵人物之一、創始成員弗朗茨·馮·斯塔克（Franz von Stuck）深受象徵主義影響，他對協會的形象與精神具有決定性作用。他將帕拉斯·雅典娜塑造成分離派的守護神，並通過海報和出版物廣泛傳播這一形象，成為他人效仿的典範。

作品现藏于喬治·謝弗博物館，施韋因福特。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 1862–1918）《第一屆分離畫派展海報》

在維也納，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是分離派的核心人物。他的繪畫體現了從歷史主義向現代主義的過渡，其對裝飾性風格與「總體藝術」（Gesamtkunstwerk）理念的追求，更成為維也納分離派的象徵。儘管克里姆特於1905年退出組織，分離派的形象與精神卻始終與他的名字緊密相連。

他為第一屆分離派展覽設計的海報，以空曠而強烈的構圖震撼觀者。畫面描繪希臘神話中忒修斯與牛頭怪的搏鬥，象徵分離派對抗保守藝術權威；而帕拉斯・雅典娜則站於畫面一側，手持刻有美杜莎頭顱的盾牌，帶有對反對者的諷刺意味。由於忒修斯裸身搏鬥的形象過於直接，海報當時一度遭到審查，反映了當時維也納社會對前衛藝術的壓抑與保守，而分離派則藉此事件更堅定地走上革新之路。

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 1847–1935）《自畫像》

馬克斯・利伯曼是柏林分離派的重要推動者。他不僅是柏林與慕尼黑分離派，以及「十一人協會」（Vereinigung der XI）的共同創始人，也積極參與布魯塞爾「二十人協會」（Les XX）與多個國際藝術展覽。到了19世紀末，利伯曼已是享譽歐洲的藝術人物。他個人向印象派風格的轉變，不僅標誌著自身藝術語言的成熟，也對柏林藝術界產生深遠影響。

克里姆特的《朱迪思》（Judith），現藏於維也納貝爾維德美術館，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維也納分離派美學的標誌性象徵。這幅畫大膽融合了聖經題材、女性力量與唯美主義的裝飾風格，深刻體現了克里姆特對現代性感、神話意象與象徵主義的藝術探索。

朱迪思是一位猶太寡婦，她以美貌與智慧引誘並斬首亞述將軍赫羅芬斯，從而拯救了自己的民族。在傳統藝術中，朱迪思經常被塑造成一位虔誠而堅毅的女英雄；然而，克里姆特卻為她賦予了全然不同的面貌——一位充滿誘惑與危險的「致命女人」（femme fatale）。

畫中，朱迪思上身裸露，神情迷離，嘴角微啟，雙眼半閉，展現出慾望與權力交織的魅力。她右手托著赫羅芬斯的頭顱，克里姆特卻刻意將其置於畫面邊緣，將焦點聚於朱迪思本身的主導姿態，而非血腥場景的呈現。整幅作品背景以金箔、深綠與繁複紋樣構成，展現出他標誌性的裝飾風格，深受拜占庭藝術的啟發與影響。

《艾蜜莉·芙羅格肖像》（Portrait of Emilie Flöge, 1902）是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獻給他靈魂伴侶與繆思——艾蜜莉·芙羅格的一幅深情之作。在金箔與圖騰交織的畫布中，她宛如光影中凝固的旋律，靜靜佇立。這幅畫不僅流露出克里姆特標誌性的裝飾美學，更映照出他對女性氣質、內在力量與現代精神的溫柔凝視與深刻體悟。作品现藏于维也纳博物馆。

《瑟瑞娜·普立策·勒德勒肖像》（Portrait of Serena Lederer, 1899）描繪了這位維也納上流女性的優雅與莊重。她身著華麗長裙，靜靜佇立於深色背景之中，神情端麗而自信。克林姆特以細膩筆觸捕捉她的尊貴氣質，畫面雖尚未進入「金色時期」，卻已展現其獨特的裝飾性與心理深度。作品现藏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披斗篷與戴帽女子肖像》既是一幅极简优雅的肖像素描，也折射出克里姆特探索女性形象内在情绪与象征意涵的艺术追求。

館中還收藏了一系列引人入勝的法國印象派與德國早期印象派繪畫作品，細膩地講述著十九世紀末藝術界的革命性轉變。

走進展廳，陽光彷彿透過畫布灑下——莫內的水面光影、畢沙羅的田園街景、雷諾瓦筆下溫潤的人物肌膚，以及馬奈那帶有現代感的凝視，共同構築了一場關於「光與感知」的盛宴。

印象派透過分離派的展覽進入德語世界，在當時尚未被體制完全接納的情況下，獲得更廣泛的關注。分離派展現對新風格的開放態度，並積極邀請外國藝術家參與展覽，促進跨國對話。

塞尚、莫內、德加、畢沙羅、雷諾阿等印象派大師頻繁參展，羅丹更成為多地的榮譽會員。同時，梵谷與高更等尚屬前衛的藝術家也首次在德國公開亮相，宣告現代藝術浪潮的來臨。

愛德華·馬內（Édouard Manet 1832年-1883）《在冬日花園》（Im Wintergarten, 1879）

克勞德·莫奈（Claude Monet 1840-1926）《夏天》（Summer, 1874）

克勞德·莫奈（Claude Monet 1840-1926）《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Saint Germain l'Auxerrois, 1867）

奧古斯特·雷諾阿（Auguste Renoir 1841-1919）《盛開的慄樹》（Chestnut Tree in Blossom,

1881）

奧古斯特·雷諾阿（Auguste Renoir 1841-1919）

《夏天》（Summer, 1868）

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 1839-1906）《有花的靜物》（Stillleben mit Blumen, 1890）

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 1839-1906）《穆勒·安·德·庫勒烏夫》（Mühle an der Couleuvre, 1881）

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

《瓦茲河畔奧韋爾》（Le Moulin de la Galette, 1886）

奧古斯特·羅丹（Auguste Rodin 1840-1917）《鐵器時代》（Das eherne Zeitalter, 1875/76）

卡米爾·皮薩羅（Camille Pissarro 1830-1903）

《背景中有瓦勒里安山的盧維西安》

(Louveciennes mit dem Mont Valérien im

Hintergrund, 1870）

毋庸贅言，這尊雕像是羅丹的《思想者》，不過這件作品有許多複製品。

在夕陽餘暉下，斯普雷河畔染上一層金黃，柏林人緩緩走入夜晚的節奏，開始享受屬於自己的時光。

儘管德國並非擁有世界上最古老大學的國家，但其高等教育體系不僅先進，亦擁有悠久的學術傳統。

其中，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創立於1810年，是德國歷史最悠久且最具聲望的高等學府之一，由著名語言學家與教育改革家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創辦。

作為「現代大學制度」的奠基者之一，洪堡所倡導的教學與研究並重、自主探索的教育理念，對全球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直至今日仍為世界多數大學所借鑑。

對於眾多中國學子而言，最為耳熟能詳的莫過於享有國際聲譽的洪堡獎學金。該獎學金致力於支持全球優秀學者赴德深造與開展科研合作，為國際學術交流搭建了寶貴的橋樑。

大學坐落於德國首都柏林市中心，主校區緊鄰著名的菩提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周邊林立著眾多歷史建築與文化地標，如柏林國家圖書館與柏林大教堂，人文氣息濃厚，學術氛圍醇厚。

柏林洪堡大學的創立，是普魯士現代化改革的重要一環。當時的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全力支持此計劃，提供政治與財政資源，展現了國家藉由高等教育培養行政與科技人才、強化國力的戰略構想。

今日，昔日普魯士皇宮的一部分建築也納入洪堡大學校園。這座曾象徵權力與統治的空間，轉化為知識與學術的殿堂，不僅見證了柏林歷史的深刻轉變，也體現了教育對社會演進的深遠影響。

走進洪堡大學的主樓，映入眼簾的是牆上一幅幅黑白照片——這裡掛滿了曾在這裡任教或學習的世界級學者與思想巨匠。

從愛因斯坦到黑格爾，從馬克思到普朗克，每一張臉孔都曾在這座學術殿堂中留下過深遠的印記。

在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主樓外、著名的菩提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前的廣場上，矗立著多位德國傑出學者的雕像。最前方的兩尊雕像，正是洪堡兄弟——威廉・馮・洪堡與亞歷山大・馮・洪堡，紀念他們對教育與科學的卓越貢獻，也象徵著大學精神的源起與傳承。

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威廉是著名的語言學家、哲學家、教育家與外交官。他最為人熟知的成就是推動德國高等教育改革，並於1810年創辦了柏林洪堡大學。他提出「研究與教學結合」的理念，即教授不僅要教書，還需參與科學研究，這一模式成為現代大學制度的典範，對歐美乃至全球的大學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亞歷山大是博物學家、地理學家、探險家與科學作家，被譽為「現代地理學之父」。他曾深入拉丁美洲進行科學探險，對火山、氣候、動植物、地磁等自然現象進行系統觀察與記錄，並首創自然環境彼此關聯的觀點，為日後的生態學與環境科學奠定基礎。他的著作《宇宙》（Kosmos）影響深遠，連達爾文都深受啟發。

赫爾姆霍茲（1821–1894）是19世紀德國傑出的物理學家、生理學家與哲學家，對能量守恆定律、聲學、視覺以及神經傳導等領域均有重要貢獻。他不僅是自然科學發展的先驅，也深刻推動了德國「研究型大學」理念的實踐與發展。

馬克斯·卡爾·恩斯特·路德維希·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1858–1947）是現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

他於1900年首次提出能量量子化假說，指出能量並非連續分布，而是以一個個離散的最小單位──「量子」的形式存在。這一突破性理論成功解釋了當時無法以經典物理學說明的黑體輻射問題，徹底改變了人們對物質與能量的基本認識，並由此開啟了現代量子力學的時代，深遠地影響了20世紀物理學的發展方向。

在柏林洪堡大學主樓前的雕像群中，有一位看似平凡、神情沉靜的女性雕像，她便是被愛因斯坦譽為「德國的居里夫人」的物理學家——莉澤·邁特納（Lise Meitner, 1878–1968）。

她是核分裂理論的奠基者，1938年與侄子奧托·弗里施共同提出了原子核分裂的理論解釋，為後來的核能與原子彈研究提供了科學基礎。然而，這位成就卓著的女性科學家，卻因性別與政治因素被排除在諾貝爾獎之外，儘管她曾數十次獲得提名。

作為猶太裔奧地利人，她在納粹時期被迫流亡瑞典，始終堅守科學的良知，拒絕參與任何軍事用途的核研究，包括曼哈頓計畫。她被世人尊稱為「核能時代中被遺忘的母親」。

如今，這座雕像靜靜矗立在知識的殿堂前，不是為了榮耀，而是為了記住她曾經被忽視的光芒。

狄奧多·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

狄奧多·蒙森是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法學家與政治家，長期任教於柏林洪堡大學。他以鉅作《羅馬史》聞名，被譽為19世紀最偉大的古典學者之一。

1902年，蒙森因其對歷史寫作的卓越貢獻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極少數以歷史研究獲得該獎的學者。他對羅馬法、銘文學與共和政治的深刻分析，至今仍深深影響著現代歷史學與古典研究。

菩提樹下大街的夜，如詩如畫。歷史建築靜靜守望，洪堡大學主樓矗立在舊皇宮（左）與柏林國家歌劇院（右）交織而成的光影之中，彷彿在低語，訴說著柏林的過往與未來。

在燈光映照下，柏林國家歌劇院（Staatsoper Unter den Linden）披上一層柔和而莊嚴的光暈。古典立面與現代燈影交織，讓這座歷史悠久的建築在夜色中煥發出別樣風采。歌劇尚未開場，城市已靜靜屏息，彷彿在等待一場藝術與時間的低語。

歌聲已落，掌聲已止，而人們的心，仍停留在那一幕幕詩意場景之中。

希特勒掌權期間（1933–1945年），洪堡大學深受納粹政權影響，許多猶太學者與政治異議人士被迫離職或遭到迫害，學術自由遭到嚴重打壓。戰後進入冷戰初期，洪堡大學位於蘇聯控制的東柏林，再度淪為意識形態的工具，成為東德政府實施思想控制與政治教育的重要基地。

為了抵制東柏林體制對學術自由的限制，一群原洪堡大學的學生與教授在西柏林倡議，於1948年創立一所堅守自由與民主原則的大學，即柏林自由大學。該校秉持獨立研究與言論自由的理念，因此得名「自由」大學。

柏林自由大學與洪堡大學及柏林工業大學並稱「柏林三大學」，在教學與科研領域皆具有深遠影響力。

學生們舉辦的「Free Hug」活動，溫暖了校園的每一個角落。他們用一個簡單的擁抱，傳遞友善與關愛，拉近彼此的距離，也讓忙碌的學習生活中多了一份溫情與暖意。人与人之間最純粹的連結，或許就是一份簡單而真誠的擁抱。

大學的花圃

柏林，不僅是德國的政治心臟，更是歐洲的藝術與時尚之都。

下榻的飯店裡，竟偶遇一場小型時裝秀——模特們踩著節奏從大廳走過，光影與布料交織，彷彿走進一幅流動的藝術畫面。這就是柏林，藝術與時尚自在交錯，連旅館的一隅，都可能搖身一變，成為創意的伸展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