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县到名城：余姚置县两千年疆域变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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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县到名城：

余姚置县两千年疆域变迁考

胡仲光

余姚，这座位于浙江省东部、杭州湾南岸的城市，素有“五山二水三分田”之称 ，其历史源远流长，置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在漫长的岁月里，余姚的县域历经诸多变迁，每一次的变化都承载着时代的印记，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与变革。

一、秦代设县的历史开端

余姚置县的历史可追溯到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彼时，秦始皇一统江南，以吴越地置会稽郡，治所设于吴县（今苏州市），同时设置余姚县（也有一说认为余姚县是西汉初至元始二年间所置），隶属会稽郡。关于“余姚”之名的由来，说法众多。一说因传说中“三皇五帝”之一姚舜后代支庶封地而得名；一说因夏朝君主少康之子无余封地会稽属邑而得名；还有一说因句余山（四明山）与姚江“山水合称”而得名 。这些传说和说法，为余姚的起源增添了神秘而丰富的文化色彩。

在秦代设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余姚处于“有治无垣”的状态。直到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19岁的朱然担任“余姚长”，他敏锐地察觉到余姚“南临江津，北背巨海”的重要战略地位，于是在姚江以北、龙泉山东择址修筑了余姚历史上的第一座城池，开启了余姚古城建设的序章。这座最初的城池规模较小，周长不及二里，相当于今制周长1000米左右，面积约等于10个标准足球场。但它的出现，标志着余姚城市建设的起步，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县域范围变动与行政归属更迭

余姚县域范围比较大。据南宋嘉泰《会稽志》记载，宋代时余姚县的疆域范围，东西宽六十里，南北长二百六十里。

秦代置县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余姚的建置和境域总体上基本保持稳定，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仍有一些重要的变动。第一次在隋朝，整个余姚并入句章县。第二次是唐中期，约于元二十六年（738），分鄮县置慈溪县时，划东北境鸣鹤场、白洋湖给慈溪。据光绪《余姚县志》记载：“今慈溪白洋湖为唐余姚令张辟疆所筑，鸣鹤乡为县人虞鸣鹤所居。”说明这两地唐前期属余姚。第三次是唐后期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据乾隆《余姚志》考《太平寰宇记》记载：“上虞县省入余姚，盖唐时余姚之境东包明州，西辖上虞，为越州巨镇。”然而次年又恢复旧制，但恢复时，不少地方未划回过去，尚留在余姚。此后，辽、金、元、明、清至民国时期，余姚县的疆域范围总体上没有太大的变迁。

行政归属方面，余姚经历了多次调整。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会稽郡被废除，鄞、鄮、余姚、句章四县合并为句章县，治所位于小溪（今海曙区鄞江镇），史称“大句章”（今宁波市）。唐武德四年（621年），句章县被析分为鄞州和姚州，原余姚县地成为姚州。不过，唐武德七年（624年），姚州又被罢为余姚县，隶属于越州。这一时期的行政变动，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区划的调整策略。

唐代时，余姚依托浙东运河（杭甬运河前身），成为重要的商贸枢纽，农业和手工业也十分兴盛。到了宋代，余姚隶属于两浙东路，经济繁荣，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书院林立，人才辈出。余姚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浙东地区的文化重镇，为后世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双城格局形成与县域相对稳定

明代是余姚城市建设和县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余姚的南北双城格局正式形成。

元末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一说至正十七年）秋，义军首领方国珍占据余姚，对北城进行重筑。此次修筑的北城规模宏大，周长达到一千四百六十五丈，延袤九里，高一丈八尺。北城四面环江为濠，可通舟楫往来，面积相较旧城大大扩展，原在城外的龙泉山也被包入城内，成为城市的制高点。北城设有陆门五座，分别为东“通德”（后改“澄清”）、西“龙泉”（后改“迎恩”）、南“齐政”、北“武胜”、东北“候青”（又名“后清”）；还设有水门三座，分别位于城北、城东和城西。此次大规模的筑城工程，使得余姚北城的防御能力和城市规模得到了极大提升，为余姚的城市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明代嘉靖年间，倭患猖獗，余姚深受其扰。由于乡民纷纷避往县城，北城人满为患，而姚江南岸虽人烟稠密却无城池防护，每逢倭寇来袭，百姓只能鸣警避退，苦不堪言。在这样的背景下，致仕居乡、住在城南的吕本吕阁老上书朝廷请求修筑余姚南城。朝廷批复同意，并令浙江总督胡宗宪负责筑城事宜。仅用了九个月，南城便宣告完工。南城周长“一千四百四十丈有奇”，设有“东泰”“西成”“南明”“北固”四大陆门，四门之上皆有敌楼；还有“恩波”“流泽”二小陆门以及“左通”“右达”二座水门。至此，余姚南北双城的格局正式形成，两城夹姚江相望，以通济桥相连，互为呼应。南城建成后，因有学宫、粮仓等官署机构，且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百业迅速兴起，人口激增，逐渐与北城平分秋色，甚至在经济和文化的某些方面后来居上。

明清时期，余姚县的疆域范围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变动。这一时期，余姚的经济继续发展，文化达到了巅峰状态，成为姚江文化的中心，涌现出了众多影响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如心学大师王阳明、大思想家黄宗羲、 思想家、教育家朱舜水等，加上东汉著名隐士严子陵，人称余姚“四先贤”。他们的思想和成就不仅对余姚本地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短暂的县域拆分与抗战影响

民国时期，余姚县的疆域范围在大部分时间里与明清时期相似，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然而，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县域拆分。当时，为了加强对山区的管理和统治，国民党政府拆分余姚、上虞、鄞县、奉化、慈溪六县的边缘山区，设立四明县。但由于种种原因，四明县的建制时间非常短暂，仅设立了五个月。解放后，四明县被废除，余姚县的疆域又恢复到民国时期的状态。

抗日战争时期，余姚遭受了日军的侵略和破坏。为了便于疏散百姓，同时防止城池被日军利用，余姚南北两城的城墙和城门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被拆除。江北仅保留了舜江楼，江南则将南明门（清代乾隆时改称南溟门）移址于瓜瓞山上的谭家岭保存至今，成为余姚仅存的城门建筑。这段历史是余姚人民抗击外敌入侵的见证，也给余姚的城市风貌和历史文化遗产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五、大规模县域调整与撤县设市

新中国成立后，余姚隶属宁波专区，其县域经历了多次重要调整，其中1954年的调整规模最大。

1954年，为了建立专业的棉区县和稻区县，上级对余姚和慈溪的县境进行了大规模互换调整。此次调整将余姚北部的浒山、周巷、泗门、逍林、庵东等65个乡镇划给了慈溪，连同慈溪北部的观城、掌起、鸣鹤、附海等乡镇，以及镇海北部的龙山镇，组成了新的慈溪县（棉区县）；同时，将慈溪南部的慈城（慈溪县城）、洪塘、丈亭、陆埠、三七市、洪山等42个乡镇划给了余姚，组成了新的余姚县（稻区县）。这次大规模的县域调整，对余姚和慈溪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改变了两县的地理格局、经济结构和人口分布。

此后，余姚还经历了一些小范围的县域调整。1960年，余姚县的慈城区（今慈城、洪塘等地）划归江北区，岐山乡（今海曙区高桥镇西部）划归鄞县；同时，将奉化、上虞、嵊县位于四明山上的几个山村划归余姚县，组成四明山镇。1979年，为解决慈溪饮水问题和余姚排水问题，余姚县的横河区（今横河、匡堰、桥头3镇）与慈溪县的泗门区（今泗门、临山、黄家埠3镇大部及整个小曹娥镇）进行了互换。1983年，胡潭村划归奉化县，此后余姚的疆域基本稳定下来，再无大的变动。

1985年7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余姚撤县设市，设9区、8个镇、63个乡，仍属宁波市。1995年，余姚被国务院升格为二类市。撤县设市标志着余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余姚凭借自身的地理位置、资源优势和人文底蕴，积极发展经济，不断提升城市综合实力，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如今，余姚市辖6个街道、14个镇、1个乡 ，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余姚是70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是姚江学派的诞生地，还拥有五金制品、家电等优势产业，获得了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诸多荣誉称号。回顾余姚两千多年的置县历史，其县域变化不仅是地域范围的调整，更是一部生动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演变史，见证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奋斗与传承。

2025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