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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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雾漫过乌科山脊时，我总想起舅舅拄拐走过门前石子路的样子。那双自制的磨得发亮的青杠木拐杖，敲在露水未干的院坝里，“笃——笃——笃”，像山风掠过松涛前，先叩响了大地的心跳。

“天上老鹰大，地上舅舅大”。舅舅在世时，他家居住地“什莫洛都”往往是母亲牵着我和三家姨妈的哥哥姐姐们奔赴的汇聚点，然而随着二舅、外婆、大姨和二姨的相继去世，不仅相聚的次数少了，人气也少了很多，舅舅去世后更像散沙，除了红白事能见上几家亲戚，平时再也难以相见了。

舅舅出生在木古惹古谱牒吉几欧巴日果支系，家坐落在海拔3000米的乌科梁子陡坡上，这里处于布拖与普格交界，玉米和洋芋是大地皲裂的皮肤上仅能挤出的绿意。外婆常说，六兄妹像一窝待哺的山雀，春天挖圆根萝卜时，舅舅总把最大的那根塞给最小的母亲，自己嚼着带泥的块茎，喉结滚动的声响比山涧水更急。那时他的腿还健全，能背着五十斤洋芋在地埂上健步如飞，裤脚掠过石缝里的野蒿，惊起的蚂蚱会落在他晒得黝黑的脖颈上。母亲说，那时候为了搜寻能果腹的食物，三姨和她经常躲藏在碉楼里，故意错过上学的最佳时间，等外公出门才颤颤巍巍出来，到旱地里挖野洋芋和野菜。

我见过舅舅年轻时的照片，藏在三姨家的木匣相框里。粗布灰黑的彝裳，袖口磨出毛边，却站得笔直，身后是翻涌的云朵。他那时刚娶了舅妈，眼里有山火般的光，仿佛能把穷山恶水都烧出一片沃野来。可命运的滚木总在不经意间从云端滚落——35岁那年，为了给弟弟修房，他跟着邻村人去“贾洪尖乃”砍松木。据说是棵百年冷杉，倒下时带起的风掀翻了半坡茅草，他没能躲开那截从高处坠下的断枝，左腿像被山鬼生生扯断，血染红了身下的枯枝败叶，在暮色里泛着暗紫的光，即使制作了简易担架送医，经过一天一夜的跋涉，也免不了断裂的小腿溃烂腐败，只有剧掉膝下的骨肉葬在丫口尖乃的山坳。

虽然失去了一只腿，可他依然乐观积极，常常拉着年幼的我背家谱“木乌俄布、俄布俄玛、俄玛雷勒、雷勒俄母……”，按他的说法，家谱是男人出远门的“通行证”，聪慧的男人必须记住母舅的家谱。由于他的姐妹多，因而常常吹嘘到自己老死时要厚葬，说得有声有色，还要捡大约两斤重的石块出来作对比，执意在发丧时分发这般大小的牛肉。他经常乐于助人，谁家晒谷子、编箩筐、做砧板等等家务时叫他帮忙，总是乐此不疲。长此以往，乐于助人、能说会道便成了他的代名词，不管大人小孩都亲切地叫他“吉几浅扁”。

我记事时，他的裤管便空荡荡地晃，拐杖成了他形影不离地伙伴，为了养家糊口，他开始学习做木工，渐渐地木床、碗柜、衣柜等木家具在他的巧手下惟妙惟肖，家家户户都邀请他做木质新家具，于是生活逐渐有了好转。虽然说需要拄双拐，可他拄拐挑水的样子比谁都稳，木桶在扁担两端晃成月牙，拐杖在石阶上凿出浅坑，水珠顺着他的额角滑进衣领，像串永远滴不完的泪。舅妈总说，他断腿后反而更勤劳了，白天在玉米地里佝偻着背薅草，夜里就着煤油灯编竹筐，竹篾划破手，往伤口上撒把灶灰，继续编到鸡叫头遍。六个孩子陆续降生，土坯房里的被褥永远带着补丁，可饭桌上总有热腾腾的洋芋，那是他拄着拐，在泥地里刨出来的收成。

我最爱看他编竹筐。青竹在他膝间弯出温顺的弧度，断腿压着竹条的一端，拐杖斜靠在墙根，像个沉默的帮手。他的手布满老茧，指关节肿得像山里的野核桃，可捏着竹篾时比绣花针还巧。“等卖了筐，给你扯块花布做新衣裳。”他总这样对围在身边的表姐说，眼里的光比煤油灯亮。有次我趁他不注意，偷偷扛起那根拐杖，才发现它比看上去沉得多，底端包着铁皮，磨得只剩薄薄一层，像他被生活磨得越来越薄的脊背。

变故是从表哥出事开始的。先是老二因聚众斗殴被判了刑，消息传来那天，舅舅在门槛上坐了整夜，烟锅在石板上磕出密密麻麻的白痕。他没哭，也没骂，只是将积攒的一叠碎币交给了舅妈，合着刚卖竹筐的钱全部汇给了监狱。后来老二老三接连犯事，邻里开始说闲话，有人劝他“别管那些不成器的”，他却依旧隔三差五往邮局跑，汇款单上的字迹越来越抖，像秋风里的落叶。有回我撞见他在猪圈旁偷偷抹泪，拐杖插在泥里，像根被遗忘的界碑。他看见我，慌忙用袖口擦脸，说“眼里进了沙”，可那天的风明明是静的。

六十岁后，他的背更驼了，拐杖敲地的声音也慢了，像老座钟的摆锤。可他依旧每天清晨拄拐去村口的梨树下坐着，望着通往山下的路。舅妈说，他是在等儿子们回来。梨花落满他的肩头，像层薄薄的雪，他浑然不觉，只是摩挲着拐杖上的裂痕，那裂痕像极了他掌心的纹路，也像他一生走过的路。有一年火把节，村里的孩子们举着火把转圈，他坐在火塘边，忽然哼起了年轻时的调子，彝语的歌词混着咳嗽声，像块被雨水泡软的腊肉，咸得人眼眶发潮。

七十三岁那年冬天，他中风倒在了锅庄边。送医回来后，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话也说不清楚，只能用眼神示意。我去看他时，他正躺在铺着稻草的床上，阳光从木窗棂漏进来，照在他枯瘦的手背上，青筋像老树根缠满了土坡。他看见我，浑浊的眼睛忽然亮了亮，艰难地抬起没瘫痪的右手，指向窗台上的竹筐——那是他病倒前编的最后一个，还没完工，竹篾散落在筐底，像群没了领头的羊。那副陈旧的拐杖换成了两个手掌大小的垫凳，褪下是一只用旧轮胎改造的垫子，我已看出舅舅已经无法独立支撑起双拐，那副陈旧的拐杖安然放置在伸手能及的墙角，手柄没有了摩痕，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使用，我想这是一个男人最后的尊严，所以闭口不谈行走。

最后的三年，他一直引以为傲的老二身患绝症而亡，火把节摔跤夺冠的孙儿上吊去世了。他就那样躺着，看日头从东墙移到西墙，听屋外的鸡叫、狗吠、孩子们的嬉闹。舅妈喂他喝粥时，他会用眼神追着门口的动静，或许还在等那两个依然没回来的儿子。有次我握着他的手，那只曾编过无数竹筐、刨过无数洋芋的手，此刻冰凉得像山涧里的石头。他忽然用力捏了捏我的手指，喉咙里发出“嗬嗬嗬”的声响，眼睛望着屋顶的茅草，那里有个破洞，能看见一小片灰蓝的天。

他走的那天，山上下了一场雪，村庄里雪花飞舞着，地上湿漉漉的。我跟着送葬的队伍往山上走，踩着他曾无数次走过的石子路，听见身后的拐杖声——是他的孙儿学着他的样子，用那根青杠木拐杖敲着路面。“笃——笃——笃”，像在重复一段永远讲不完的故事。第二天早上，我们查看火葬地，雪落在坟头，盖不住新挖出的黄土，也盖不住他一生的苦难，翻看经书得知死后变成了一只鸟儿。我知道，有些东西是盖不住的，比如他在石缝里种下的洋芋，总会在春天冒出绿芽；比如他编的竹筐，还在某个集市上装着沉甸甸的希望；比如他那根磨亮的拐杖，早已变成山的一部分，在风雨里站成了永恒。

如今每次回乡，我仍会去那条石子路上走一走。晨雾漫过时，总觉得前面有个拄拐的身影，裤脚扫过带露的野草，拐杖敲在地上的声音，比所有的山风都清晰。那是舅舅，他还在走着，走在他用一生丈量过的土地上，走在我永远湿润的记忆里。山是骨，风是呼吸，而那些没说出口的苦难与坚韧，早已长成了“贾洪尖乃”最挺拔的松树，在岁月里，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