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丰之子——田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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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1922年—1966年），本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四川双流人(现为成都市新都区大丰镇）。

田家英的童年并不像普通孩子那般无忧无虑。在他还未真正认识这个世界时，父亲便离他而去；不久后，母亲也撒手人寰，田家英不得不在11岁那年结束了学业，做了药店“抓抓匠”。

1936年秋,15岁的田家英在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帮助和同学游丕承资助下离开成都,奔赴陕北延安,从此踏上了漫漫革命征途。

纵谈古今

田家英第一次被毛主席注意到是在一次“课堂”上。当时，满腹才华的田家英在给延安的干部讲古文，很巧合的，毛主席正好路过，田家英有趣、有料的古文课很快吸引了毛主席，毛主席站在外面一听就是几十分钟。

1948年10月经胡乔木介绍，田家英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了毛泽东的兼职秘书。

在工作中，田家英的出色能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不仅能迅速整理出文件的优先级，还能为毛泽东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这一切都使他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毛泽东对田家英的信任和依赖也日益加深。

在新中国的初年，毛泽东身边的人都对他充满了尊敬和敬畏，但田家英与他的关系却显得特殊。

毛主席曾亲手将自己的存折、稿费及印章托付给他，这足以看出田家英在毛泽东心中的特殊地位。

田家英全心全意地为毛主席服务，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尽心尽责，不遗余力。而他与毛主席之间，不仅是工作的默契，更有着深厚的友情。

两人的话题从国家大事到人生哲理，从古人的诗文到当下的政策，无所不谈。

不仅如此，田家英更是体贴入微地为爱书的毛泽东打造了一个私人藏书馆，里面珍藏了上万册书籍。

每当毛泽东闲暇之时，他都会邀请田家英同他一起品鉴古籍，探讨历史与哲理，好似两位旧友，一壶好酒，纵谈古今。

59年大丰调研

1959年1月,田家英他带领由他和戚本禹、逄先知、李学谦组成的中央工作组来到他的出生地——新繁县崇义（59年改大丰公社）蹲点调查农村人民公社情况。

初春时节,春寒料峭，田家英一行从成都北门梁家巷驱车16里便进入崇义公社地域。途中田家英透过车窗一看，孕育他的这片膏腴之地,许多翠竹环绕的农家小院不见了，沟边路旁的树木砍光了，田野里长满野豌苕和锯锯藤，几乎淹没所种的油菜和小麦,家乡景象一片萧疏。

公社管理委员会门前贴着一副对联,联曰:“粮食卫星上天惊散满天星斗，钢铁元帅升帐扫尽万里云烟”。

到达崇义公社第二天,中央工作组开会，分工如下：田家英带领逄先知和李学谦跑面，戚本禹到四大队(今教堂村)蹲点。田家英要求大家一定要紧紧依靠基层干部群众，把公社农业生产、劳动分配、公共食堂和农民生活等基本情况以及存在问题调查清楚,及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

田家英来到崇义不到4个月,便跑遍了全公社的15个大队和99个生产队。他找到自己唯一的长辈周陈氏了解农民在公共食堂吃得饱还是吃不饱,没想到这位七旬母舅也竟然支支吾吾,过了一会儿,老人巧妙地拿出几片泡咸菜来招待自己的侄儿,让侄儿自己去想是吃得饱还是吃不饱。

田家英还深入成都郊区实地调研，揭露了干部们虚报“亩产三万斤”的虚假数据。他坚决主张不应依据夸大其词的指标进行征购，这一立场甚至与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产生了激烈冲突。最终，在毛泽东的调解下，双方矛盾得以缓和，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三条意见”惹祸

客观地说，田家英一直是十分崇敬毛泽东的，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当中去。有些时候，他从现实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久而久之，在一些观点上就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行，表示了明确的支持。

他还说，哪天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和一些言行而受到冲击，虽然毛泽东出面保护了他，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对田家英已经改变了看法。

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家英奉毛泽东指示，到湖南进行农村工作调研。6月底，湖南调查研究结束后，田家英就分田单干这个问题，向刘少奇、邓小平做了汇报，在得到他们认同后，田家英再一次给在邯郸视察的毛主席发出电报，阐述了自己支持分田单干的建议。

毛主席回到北京后，二人谈起了分田单干这个农业举措，毛主席一脸凝重得说道：“分田单干这个想法，是你自己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家英说道：“是我自己的想法，主席。”当晚，毛主席没有表态。

在第二天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却对田家英包产到户的农业思想，做出了批评，与此同时，毛主席将巩固集体经济的一些农村事务，交给另外一个干部负责，某种意义上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毛主席对田家英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信任了。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田家英是一个敢说真话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篡改毛主席指示

田家英身上所显露的书卷气与刚正不阿的品格，在针对《海瑞罢官》的评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江青向毛泽东提出质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存在问题，应予以批判。

毛泽东遂命田家英研读该剧本，并就其提出个人见解。 田家英审阅剧本后，并未随声附和江青的观点，反而向毛泽东汇报称，吴晗笔下的海瑞形象是一位勇于犯言直谏的贤臣，毛泽东问道：“难道我已经无法接受任何反对意见了吗？”，田家英解释说：“并非如此，我只是想提醒您。”

毛泽东回应：“从你的语气听来，你自认为是贤臣之一，还有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吴晗也该算在内吗？”田家英闻言，默默低头，独自承受着“主公”愤怒带来的苦涩。

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问题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惹祸的要害是‘罢官’。嘉靖把海瑞罢了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因此彭德怀就和海瑞一样。”

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急忙讨好江青，把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

田家英在整理和修订毛泽东杭州谈话的时候，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应该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田家英，完全懂得这样做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但为维护党的事业和毛泽东本人的长远威望，还是义无反顾。

结果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抓住不放，给田家英定了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江青与陈伯达一同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报告，强烈要求对田家英进行处分。

在中国政治的舞台之上，风暴来临前的气氛愈发紧张，雷鸣般的声势预示着一场巨变的将至。田家英的不幸命运，亦如影随形，终于不可避免地降临。

三人小组抵永福堂

1966年，运动席卷全国，过去的“小事”成了大罪。“篡改主席著作”，成了田家英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江青、陈伯达更是咬住不放，等于直接将田家英推到风口浪尖。

1966年5月，田家英在参加了杭州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打算向毛泽东汇报情况。

然而，毛泽东轻轻一挥手，表示：“这些我都已了解。我请问你，彭真同志那份我同陈伯达、艾思奇等五位同志的谈话记录，是你负责整理的吗？”田家英答是。

毛泽东微微一笑，却带有些讽刺：“整理得很不错，只是遗漏了一句关键的话。你听说过杨尚昆私自安装中央窃听设备吗？”田家英表示不知情。

毛泽东脸色变得严肃：“我早就料到你会这样回答。那么，你现在回北京去，以后不必再来找我，我也不会找你。”自此，田家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五一六通知”经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与此同时，陈伯达和江青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呈递了一封信件，信中提及田家英同志删去主席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指示，以及公安部关于田家英同志“一个特殊问题”（传闻涉及“敛藏文物”）的报告。这两份文件已由毛泽东同志批示，交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处理。

鉴于田家英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秘书的独特身份，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一个专门小组，对田家英同志的问题进行审查。该小组的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同志担任，成员包括新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

5月22日下午，田家英被正式决定“停职反省”，中央也宣布了对他的处分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

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干部会议上，田家英再一次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会后，田家英连夜清理文件，满腔悲愤的田家英对妻子董边说：

“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

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些诬陷别人的坏人不会有好下场！”。

5月23日，在留下了一句“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的遗言后，在家中自缢身亡。

田家英，毛主席的贴身智囊，20年朝夕相处却命运悲戚。

他既是忠诚的幕僚，又是农村调查的先锋，却在政治漩涡中挣扎于原则与变通之间，他的不屈立场让他在政治斗争中甚是孤立，

常常因不愿随波逐流而对抗压力，他表现出的无力应对则让其在逆境时备受煎熬。

从成都书塾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他的智慧与脆弱交织，最终在权力游戏中留下未解的困惑。

田家英遭受了冤屈，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他终究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他以自己的真诚和献身，成为了那个特殊时代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