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三)耿直的基层"官"

万福源

我的父亲

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也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当过生产队队长，大队革委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村长）。七十年代，他还负责创办了大队木器厂和蚕桑场，并兼任厂（场）长。无论做什么工作，父亲都一心一意，尽职尽责，心里始终装着国家、装着集体、装着乡亲。

父亲笔记:五十年代初周庄生产组查田定产数据

父亲笔记:1961年周庄生产队"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数据

农事安排，轻车熟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一直是周庄、东万生产队的“当家人”。队长这“官”虽小，管的事却不少：全队的农业生产、上交公粮、政治任务，还有一百多口人的生计等。从全年种啥收啥、怎么轮作（茬口布局），到每天派谁干啥活，桩桩件件都得他操心。父亲干得轻车熟路，安排得井井有条。

坚持原则，不徇私情

在粮食和分配问题上，父亲从不马虎。每年夏收秋收后，他总坚持先交足国家的公粮和征购粮，再留足集体的种子和储备粮，最后才分给社员。大跃进那会儿，浮夸风盛行，到处虚报产量，父亲却坚持如实上报，尽力保护集体和乡亲们的利益。三年困难时期，队里有人吃不饱，生产班子里的成员私下劝父亲：“人多嘴杂，咱们悄悄分点儿粮吧？”父亲每次都严词拒绝。

大公无私，先人后己

1970年冬，上面征兵，大队有三个青年体检政审都合格，但名额只有两个。父亲当时有个已定亲的准女婿也在其中。他没有犹豫，把自己的女婿留了下来，把参军指标让给了另外两个青年。

爱憎分明，守护集体

六七十年代，日子紧巴，偷拿集体东西的事时有发生，玉米、黄豆、山芋，甚至当柴火的穰草都有人偷。一到庄稼快熟的时节，特别是玉米、山芋能收的时候，父亲就成了庄稼地里的“守夜人”。他经常深更半夜出去巡查，有时一蹲就是半夜，甚至露宿田头。抓到偷盗的人，第一次大多是私下里批评教育；再犯的，要么扣工分，要么就在社员会上公开或不点名批评。为了守护集体财产，父亲明里暗里得罪了不少人。

性情耿直，不畏强权

父亲当大队革委会主任那会儿，每年冬天都带队去参加县里的水利工程，像淮河入江水道工程等。工程任务都是层层分下来的：县里分到公社，公社再分到大队。听父亲说，七十年代初的一年，公社一位绰号“蛮牛”的领导分任务，把一段又远又难挖、土方量还比计划多出五六十方的地段，硬塞给了我们大队。要知道，土方量本是按农田和人口算好的，这凭空多出来的几十方土，得一锹一锹挖出来，再爬坡挑到百米开外的堤上，得多流多少汗！虽说有点粮食补贴，也是杯水车薪，谁都不愿干。父亲觉得这太不合理，为了民工们的利益，他当场就跟“蛮牛”理论，要求任务重就该少给土方，至少不能超量。“蛮牛”却以“地段特殊，人多不好操作”为由，一口回绝。

父亲不甘心，一趟趟往工程指挥部跑。在工地上碰见“蛮牛”，也缠着要说法。不知磨了多了次，“蛮牛”总算松了口，答应多出的土方抵充下次的任务量，父亲这才罢休。可没想到，等到下次工程，“蛮牛”竟翻脸不认账了！父亲性子直，不会拐弯抹角，就在会上当面和他争辩起来。“蛮牛”向来霸道惯了，见父亲竟敢在众人面前顶撞他，觉得丢了面子，大发雷霆：“这是公社定的任务！各大队必须无条件服从！愿干就干，不愿干滚蛋！”父亲也是个犟脾气，二话没说，头一扭就走了。

打那以后，公社的相关会议不再通知父亲参加，改由大队支书或民兵营长去，父亲倒也乐得清闲。

父亲当年外出洽谈业务携带的部分介绍信

因地制宜，兴办企业

七十年代初，县里兴起办乡村企业的热潮。父亲看准机会，召集大队里的几个木匠，办起了木器厂，自己兼任厂长。厂子主要从乡亲手里收购杂树，按客户要求加工成半成品，再卖到靖江、泰县、江阴这些地方。创业初期，父亲整天在外奔波，跑销路、谈业务，渐渐有了几个稳定的合作伙伴。厂子经营得挺不错，一直办到了八十年代初，为国家和集体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七十年代中后期，木器厂走上正轨。这时，丝绸行业又红火起来，带动了蚕桑业。县里、公社都办起了缫丝厂，对蚕茧的需求猛增。父亲嗅到了商机，和大队干部们一商量，在大队东南角划出100亩地，从各生产队抽调了十多个人，办起了一个蚕桑场，父亲又当起了场长。经过两年努力，桑园连成了片，绿油油的覆盖了整个场子。养的蚕一年比一年多，场里盖起了六间敞亮的大瓦房专门养蚕。他们还搞罾网捕鱼、养兔子等副业，把这个小小的蚕桑场办得红红火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