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北路上的故事(六)走进百年时空

水木山人

美篇号：34150727

　　利顺德博物馆(上)

走进近代百年时空

　　利顺德饭店自1863年创建、到1924年加建，再到2010年修缮改造，经历了数次变迁。2010年的修缮改造中开辟了一个位于饭店地下室的博物馆：利顺德博物馆。博物馆面积700余平方米，展出了与利顺德饭店相关的藏品近3000余件，通过古老器物和书画作品讲述利顺德饭店的故事。

利顺德博物馆，是中国唯一一座酒店博物馆，藏品丰富，每一件展品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博物馆内的老钢琴、老家具、老用品等诸多百年文物诉说着利顺德饭店的百年故事。而利顺德饭店老楼本身就是一座活的博物馆，漫步其中，有一种穿越之感。看着一件件展品，听着它们背后的故事，可以深切感受到利顺德饭店的厚重历史。

利顺德博物馆按展览内容分为“百年时空”、“百年老屋”、“百年肇基”、“百年风韵”、“百年探秘”、“百年沧桑”、“百年殊荣”、“百年回响”和“百年传承”九个部分。因内容较多，拟分为上中下三篇介绍。

　　通过老楼一段充满历史厚重感的走廊，就到了利顺德博物馆的入口。

　　利顺德博物馆入口设在饭店1924年引进的、第一代奥的斯老电梯旁边，下面照片左侧黑色的就是电梯的推拉门。据说老电梯至今仍可使用，当电梯升降时，隔着铁推拉门，仿佛百年时空触手可及。

一、“百年时空”

通过百年老电梯和三段台阶廊道两边大量天津近代珍贵明信片、天津市景老照片、饭店老照片，再现了利顺德饭店早年的历史背景。

　　下面照片中是第一段廊道，两侧墙上悬挂有两块展板。第一块展板上有老照片，第二块展板与后面的七块展板上都是珍贵的老明信片。明信片中有当年的市井风光，可以窥见当年的人文风貌。

第二段廊道里有三块展板。 第三段廊道里有四块展板。

　　“百年时空”部分的最后，墙上有一部百年前的老电话机，仿佛把我们带入百年前那个时代。

二、“百年老屋”

追忆老屋时代，再现饭店雏形。介绍了饭店创建史实、创始人、饭店初期客人身份构成以及发生过的有影响事件。

　　第二部分“百年老屋”的开始，展示了一幅油画，再现了利顺德饭店的雏形：“泥屋”的形像。

1860年英租界建立，1863年利顺德饭店开建。当时处于租界初建期，租界内建筑很少，从画中可以看到利顺德饭店周围还都是野地。

　　下面是油画中间部分。左侧建筑是客栈，虽然只有一层，但是充满异域特色。右侧只有顶棚的建筑是货栈，可以代客存货。

　　从下面画的左半部分看到的是利顺德饭店的客栈和门前的路。当时国内还没有柏油路和混凝土路，所以饭店前面的路都是土路。路边的指示牌上标示右下左上的那条路是中街，也就是英租界的维多利亚路、今天的解放北路；左下右上的那条路是咪哆士道，也就是今天的泰安道。

　　从下面画的右半部分可以看到利顺德饭店货栈的顶棚建筑。货栈往海河方向延伸，画面的最右侧可以看到河上有一艘帆船驶来——帆船是当时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

　　在油画前面不远处，陈列着一把放在透明罩中的银钥匙，下面照片中就是这把银钥匙。据资料介绍，1924年，饭店扩建的四层楼落成时，全体股东决定：特制一把银钥匙，作为饭店象征。它柄端为圆形，中间的帆船图案是利顺德饭店一直沿用至今的店标。1991年，饭店原董事长海维琳的外孙来津造访，将这把珍藏三代的银钥匙回赠给饭店。

　　我本来以为利顺德饭店的雏形——“泥屋”只是一家简易的客栈，看了前面的油画后，我觉得可能并不简易，“泥屋”还是一栋很有特色的建筑，规模也不小。

在展览馆里按游览路线前行时，我看到墙上的一块展板，上面说明：“1863年，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领事馆在“老屋”初设，后陆续建馆迁出。”说明下面的照片是除美国之外的三国后建的领事馆。其中说的“老屋”就是“泥屋”。能在“泥屋”设立领事馆，说明其设施还是很齐全的，能满足需要，而且也不是很简陋，能撑得起外事门面。

　　尽管初创时期的利顺德饭店还有些简易，规模也不能和现在的大酒店相比，但作为当时唯一的“涉外宾馆”，已经成为涉外活动的重要场所。据资料介绍，1863年，丹麦、荷兰特使先后在这里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1864年，普鲁士领事代办处升格为副领事馆，迁入利顺德饭店办公。1870年，北德意志联邦领事馆（1871年改为德意志帝国领事馆）设在利顺德饭店。美国领事馆最初也设在利顺德饭店，直到1880年代才迁到维多利亚道。日本领事馆于1875年进驻利顺德饭店，直到19世纪后期才搬到大沽路。退任的美国第18任总统格兰特1879年访问天津时，也下榻于此……

此时的清政府，仍然坚守中央帝国不与“蛮夷之邦”直接打交道的愚昧观念，坚持各国与华交涉只能在天津举行。尽管这种做法不合国际惯例，但却给天津的发展带来了实在好处。先有三口通商大臣衙署设在天津，后有直隶总督府由保定迁至天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特别是从1870年起，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直隶总督衙门逐渐取代了北京的总理衙门，成为当时实际上的外交部，天津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二权力中心，也成为清政府与各国交往的第一舞台。

到1870年代，已有十几个国家在天津开设了领事馆。天津的涉外地位日渐提高，自然也需要高档的接待宾馆。据说，连李鸿章都已经感觉到天津的接待水平需要提升，多次催促自己的外事顾问德璀琳，修建一座豪华饭店，以便为各国来华使节提供方便。

1883年，德璀琳、乔治·瑞德接管了利顺德饭店。作为饭店的主要股东之一，乔治·瑞德接任总经理后，首先为“泥屋”申请了契证，从而保证了饭店的合法身份。然后扩大融资，在原有股东殷森德、德璀琳、麦克利恩（怡和洋行经理）、乔治·瑞德之外，吸收了梁炎卿（华人，首富巨商）、高林、威廉·安德逊、狄金生（天津洋商会会长）等人入股。新股东的加入，为利顺德饭店带来了新的资金，也为日后的升级改造做好了准备。而且华人股东的增加，也将利顺德饭店由“外商独资”转变为“中外合资”。

　　在上面展板旁边，是下面照片中的场景：太师椅上坐的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周围办公设施一应俱全。所以我把这里称为李鸿章在“泥屋”的外事办公室。

　　李鸿章坐在太师椅上，八仙桌上放着那个年代的办公用品，背后墙上的油画绘出他接待洋人的场景。

　　八仙桌上，是李鸿章用过的办公用品。

　　李鸿章背后的玻璃橱柜里，陈列着几份列强与清政府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复制件)。

其中《天津条约》是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迫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主要包括《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6月在天津签定。

《北京条约》包括《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三个不平等条约，1860年在北京签定的。

八仙桌上的说明牌中注明，1885年，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利顺德饭店签定《中法天津条约》。我查资料了解到，这应该指的是《中法新约》——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中葡条约》是1887年在北京签定，使澳门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李鸿章面前的橱柜里陈列着他使用的文具、阅过的文件。

　　下面照片左下角是一个老式保险柜，用来存放文件。旁边是壁炉，当年还没有暖气，冬季取暖用的是壁炉，这是当时欧式建筑的标配。

　　一边的桌子上陈列有当年利顺德饭店的老账册，和记账用的文具。左边有一部算账用的数字机，而不是中国人惯用的算盘。

　　在利顺德博物馆的“百年老屋”部分还陈列有一张雕花长椅，是1886年饭店股东从英国订购的欧洲文艺复兴风格的家具，距今已近140年了。据说椅背的盾牌雕花展现了人文主义特征，扶手雕刻的雄狮造型体现了对人性解放的象征，反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工艺水平与审美趋势。虽然我没有想到那么多，但精致的雕刻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该长椅历经战乱仍保存完好，成为近代历史的重要见证物，实属不易。 ‌‌

　　长椅的上方悬挂的是《清国天津府城之图》，从图中可以看到，海河上船只往来繁忙，可见当时天津的贸易发展情况。

　　在利顺德博物馆的“百年老屋”部分，布置了一间“泥屋”时代的标准客房，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个年代的酒店住宿场景。展览的家具和陈设均是那个时代的珍贵遗存。利顺德是中国最早使用电风扇的酒店，展示的电风扇也是百年前遗物。

　　床上放的是汤婆子——温被器，都是那个年代的遗物。

　　陈旧的皮箱，说明住店的客人并非普通百姓。据说，当时在“泥屋”住宿一晚的费用为八美元。然而，在1900年的中国，八美元的价值相当于十两白银，足以购买数亩肥沃的农田。因此，入住“泥屋”，是奢华与尊贵的像征，不是普通百姓住得起的。这也说明，“泥屋”为何能成为外交场所。

　　那个年代的梳妆台、香水瓶、鞋拔子以及小熨斗等各种生活物品，可以见识当时上层人士的生活场景。

三、“百年肇基”

介绍了利顺德饭店几个重要股东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交通、邮政以及市政建设各个领域的重要的影响和作为。

　　说到利顺德饭店早期的主要股东，第一个要提的就是创始人约翰·殷森德。关于殷森德及其创建的利顺德饭店，我已在《解放北路上的故事(五) 利顺德饭店 旅店业的唯一国保》中做过简要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利顺德博物馆的“百年肇基”部分第一个展示的就是创始人殷森德，并陈列有他的塑像。

　　殷森德做为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在天津筹建了两座圣公会教堂：合众会堂与仓门口堂。博物馆陈列有这两座教堂当年的照片，上面是合众会堂，下面是仓门口堂。

合众会堂原位于天津法租界大沽路，创建于1864年，是为了给不同教派的外籍人士提供礼拜场所。该建筑于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荒废，在1976年地震中受损，后被拆除。 ‌

仓门口堂位于天津旧城鼓楼东侧，创建于1862年，历经1900年义和团焚毁与多次重建‌，现存建筑主体为1912年建成‌，2013年被列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英国圣公会是基督教安立甘宗的母教会，属于基督新教三大原始宗派之一，与路德宗、加尔文宗并列。在泰安道上、离解放北路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安里甘教堂旧址，现在已经转变成“安里甘艺术中心”，成为一个商业机构。安立甘与安里甘是同一名词的不同译法，是一回事儿。

　　殷森德还是天津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1861-1862年间，殷森德与妻子创办了天津最早的‌两所教会学校‌：男子学堂和女子学堂‌，标志着天津近代教会教育的开端。

　　博物馆在殷森德部分还展出了一部1873版的老圣经，装订比较复杂，确实够古老的。

　　利顺德饭店发展史上，第二位重要人物当属德璀琳了，在天津的近代史与租界史中，他也是一位有名号的人物。

德璀琳是一名英籍德国人，1842年出生在德国日耳曼一个贵族家庭，22岁时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半个世纪，直至1913年病逝于天津。因得到李鸿章赏识，德璀琳从1877年起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即关长)，长达22年。从1878年担任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至1893年，先后共在任13年。他主持修建了马场道、卫津路和京津路。他受李鸿章委托，兴办了华洋书信局（管理海关、各使馆邮件，兼收民信），设计了中国第一套海关邮票“大龙邮票”。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时，修建大沽船坞，委托德璀琳担任总办，负责大沽船坞的修建事务。

作为利顺德饭店的主要股东，德璀琳不仅主导了饭店的改扩建，还为饭店开通了电报、电话，引进了发电机和电灯，让这座饭店率先告别了书信和煤油灯的历史，迈入了电气时代。

　　下面是德璀琳与夫人的照片。上方横匾中“津海新关”为李鸿章所书。

　　因德璀琳在天津海关税务司、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与其他方面的做为，德璀琳受封清政府一品顶戴。下面照片中是一品顶戴的官帽与服饰实物。

我过去只听说过“七品县令(县长)”，但从未想过一品官相当于现在的什么级别。上网查了一下，吓了一跳，原来当时的一品官相当于现在的正国级或副国级领导——看任职确定。不过德璀琳只是受封一品顶戴，并非实职。就像清朝官员赏穿黄马褂，并不是说他就成了皇上了。

　　博物馆陈列有德璀琳主持、参与的市政建设项目图片。

　　博物馆里还有两位利顺德饭店主要股东的塑像，排在前面的是汉纳根。他出生于德国军人家庭，年轻时加入德国军队，后受聘于李鸿章，担任北洋水师德国教官，在华工作约38年（1879-1917年），参与军事、外交及军事改革等多个领域事物。

汉纳根娶了德璀琳的大女儿埃尔莎·德璀琳为妻，通过这段婚姻，汉纳根成为利顺德饭店的股东，并与李鸿章有了密切往来，饭店成为李鸿章下属官员与外国使节的社交中心‌。

汉纳根对利顺德饭店的直接贡献‌包括资金支持‌：汉纳根曾出资挽救濒临破产的利顺德饭店，并使其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豪华酒店之一，接待过孙中山、溥仪等历史人物‌。

‌ 1879年，汉纳根经德璀琳推荐，成为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同年他参加了改建加固大沽炮台工程，后又负责设计建造旅顺、威海炮台。

　　博物馆陈列有汉纳根与夫人的照片，以及他们用过的物品。和照片并列展出是一幅中日甲午海战的油画，画面中一艘挂着龙旗的北洋水师铁甲舰炮口喷着怒火，奋勇向前。远处，中方阵营中一艘船因中弹、燃起大火。对这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从画面感觉到一股悲壮的气氛。我不解为什么这里会展出一幅似乎与汉纳根并无关系的油画。

后来，我从网上搜到下面资料，才明白了布展者的用心——汉纳根曾经与中国人民并肩抗击日寇入侵，并险些为此付出生命代价。

汉纳根曾随北洋海军参加甲午海战，并在一次战斗中负伤。1894年7月25日，清政府租用英国怡和洋行“高升号”运输船，装运清军士兵和武器弹药，前往朝鲜牙山增援，当时汉纳根也在船上。途中遭日舰“浪速号”袭击，“高升号”沉没，千余名清军士兵与船员落海。汉纳根与200余名清军士兵泅水上岸，得以生还，800余名清军士兵与多名英籍船员遇难。

　　陈列的汉纳根所用物品中有一本1876年版的莎士比亚全集。

　　下面是博物馆展出的汉纳根参与的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军事实业项目照片。

　　海维林是博物馆内陈列有塑像的第四位利顺德饭店早期主要股东。

海维林是英国商人，于1903年成为天津利顺德饭店的主要股东，1916年担任饭店董事长。作为利顺德的关键股东和管理者，海维林推动了饭店在民国时期的经营与发展。他和副董事长、中国股东梁炎卿通力合作，于1924年在饭店北侧新建了一栋四层大楼，扩大了饭店营业面积。1943年，他被日本占领军逮捕并押送至集中营。1952年，他将饭店移交给中国政府，然后移居新西兰。 ‌‌

　　英国商人乔治·瑞德是利顺德饭店的重要接手者及扩建者。他从1883年至1903年，任利顺德饭店总经理20余年。1884年，他以约6000英镑购入利顺德饭店的雏形“泥屋”，并在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德璀琳的支持下完成了改扩建工程。 ‌将单层的“泥屋”扩建成一座建筑面积6200平方米的三层砖木结构建筑，融合了英国乡土风格与维多利亚时期建筑特色，成为当时天津西式建筑的代表、天津最早的涉外豪华饭店之一，并曾接待过李鸿章等多位历史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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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照片拍的是“百年肇基”的最后一块展板，展示的四人都是利顺德饭店早期主要股东，其中还有一位中国人：梁炎卿。

梁炎卿，广东南海人，是天津早期四大买办之首。在英商怡和洋行、高林洋行长期担任要职，积累了巨额财富。梁炎卿三代相继担任利顺德饭店副董事长达六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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