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五猖会》里的童年与反思</p><p class="ql-block">——《朝花夕拾》读书笔记</p><p class="ql-block">暑假陪伴七年级的孩子共读《朝花夕拾》，这本是他们的必读书目。坦白说，相较于鲁迅先生那些以笔为矛、与“笔敌人”战斗的杂文——其半文半白的语言有时让我觉得艰涩——我更偏爱他笔下的小说和散文。</p><p class="ql-block">《五猖会》写于1926年5月25日，先生时年四十五岁。这让我发现一个有趣的巧合：鲁迅生于1881年，我生于1981年，他恰好早了我一个世纪。他在四十五岁写下此文，而我，恰也在四十五岁的年纪读到了它，仿佛跨越时空的某种呼应。</p><p class="ql-block">文中描绘的迎神赛会“五猖会”，其热闹场景令我神往。尤其这段描写：“记得有一回……也亲见过较盛的赛会。开首是一个孩子骑马先来，称为‘塘报’……过了许久，‘高照’到了，长竹竿揭起一条很长的旗，一个汗流浃背的胖大汉用两手托着；他高兴的时候，就肯将竿头放在头顶或牙齿上，甚而至于鼻尖。其次是所谓‘高跷’，抬阁，马头了……还有扮犯人的，红衣枷锁，内中也有孩子。我那时觉得这些都是有光荣的事业，与闻其事的即全是大有运气的人……”</p><p class="ql-block">读到这里，我仿佛看到百年前清末绍兴的盛况。这不正与我儿时在山西家乡看到的元宵社火如出一辙吗？每逢正月十五，我必定央求父母带我去县城或乡镇看热闹：震天的威风锣鼓、翻腾的舞龙舞狮、滑稽的大头娃娃、灵巧的旱船、惊险的高跷、还有那高高在上的抬阁……我和当年的鲁迅一样，望着那些身着彩衣、浓妆艳抹、扭动身躯的大人小孩，心中满是羡慕。小小的我总觉得他们是天大的幸运儿，能扮成猪八戒、孙悟空，或是划船的艄公、扭秧歌的姑娘。最令我神往的，是抬阁上那些被浓妆艳抹、身着华丽戏服的三岁小女孩们，即便她们脸上常挂着不情愿。我那时总想：站在那么高的地方，穿着那么漂亮的衣裳，被万众瞩目，该是多美的事啊！她们为何还不高兴呢？</p><p class="ql-block">文章读至后半段，鲁迅身为家境尚可的少爷，能和家中佣工一同备好大船，装上茶饮点心，满心雀跃地准备奔赴这一年一度的盛会。那份期待，隔着文字都能感受到。然而，就在这兴奋的顶点，父亲却提出了一个近乎残酷的要求：背不出《鉴略》，便不准去！读到此处，我不禁为鲁迅的父亲如此煞风景而扼腕叹息。</p><p class="ql-block">可合上书页，我猛然惊醒：自己作为家长，难道不也曾扮演过“鲁迅父亲”的角色吗？记得女儿小学时，一次她与奶奶、表妹约好出游，我却坚持要她必须完成当日的暑假打卡任务才能出门。这何尝不是那份扫兴的延续？鲁迅先生所抨击的，是戕害儿童天性的封建教育和家长专制。而身处新时代的我，却也曾如此固执、不知变通。孩子长大后，未必记得我们日常的严格要求或物质满足，但那些被“扫兴”的时刻，那些被硬生生打断的期待，或许会成为记忆中最鲜明的痛点。</p><p class="ql-block">这不禁让我陷入深思：我们究竟该如何平衡？一方面，要尊重孩子的内心，呵护他们的快乐，让他们拥有值得珍藏的美好童年记忆；另一方面，又需要规范其行为，培养习惯，让他们在必要的坚持中学会刻苦与自律？这其中的尺度，实在难以拿捏。恳请各位朋友，不吝赐教，为我支支招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