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文物知历史之四-楚国八百年（下）

李严

楚王： 楚城： 楚都： 楚多次迁都，自楚文王之后，主要有位于今湖北荆州的郢（纪南城）、河南淮阳的陈郢、安徽寿县的寿郢

十五、周礼与楚风俗的差异

（一）先看周礼（以就餐礼仪为例）。

一件事是净手。在周礼中，这个环节叫“沃盥之礼”。贵族洗手时，要由一位年长的仆人从上面倒水，一位年少的仆人捧着青铜盘在下面接水。洗完手后再由另一位仆人递上毛巾。洗过手之后，第二个环节是“饰容”，就是整理自己的衣冠。客人们用到的是铜提链鉴，在古汉语中是镜子的意思。仆人轻轻打开鉴盖，客人把鉴中的清水当成镜子，看看自己的衣冠是否整洁。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镜子。

整理好仪容后，主人和客人就可以进入餐厅了。曾侯的餐厅面积很大，主人和客人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张案和一只俎（俎是一种四脚方形的青铜或者木质高盘)，身边还侧着摆放一张几，在当时是用来摆放饭菜的。而俎则专门用来摆放汤匕、小刀等工具。至于几则是坐累了用来倚靠着休息用的。当然，几案并不能随便摆放，主人和客人的位置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主人要东向坐，主陪则南向坐，主客北向坐，随从西向侍。在席子上的坐法，也有讲究。不吃饭的时候，要尽量往席后坐，吃饭时要尽量往席前坐。坐时要安稳，不要前后左右晃动，要保持安静严肃。在餐厅一侧地上,一般会陈放几只体型相当大的镬鼎.镬鼎相当于今天的锅, 主要用途是烹煮牛、羊,猪等大型动物。它高高的三足或者四足下面,可以升起柴火。

先秦贵族采用和今天西方人相类似的分餐制。厨师在厨房做好饭菜之后，仆人们将盛放饭菜的镬鼎等大型食器搬到宴席上。贵族们并不自己动手到鼎中取食，而是由仆人切肉取菜，分成一份份的送到主人与客人的案上。从饮食的角度看，分餐制无疑是一种更卫生的餐饮方式，也更符合贵族们的礼制和身份。左边放带骨头的肉，右边放不带骨头的肉。饭食放在客人的左边，汤则放在右边。主菜也就是细切的肉和烤熟的肉放在外边，醋和酱等放在里边。葱末之类的放在案子的末端，酒浆之类的放在右边。如果再加脯、脩两种干肉，那就使它们弯曲的部分朝左而放在最右边。

与此相匹配的是，盛放不同种类食物的器具也有严格的讲究。比如古代盛饭的器具就分为四种：簋、簫、敦(du)、盔(x心)。它们都是所谓“盛黍稷稻粱器”，但区别在于簋是圆形，黛为长方形，敦为球形，盔则是椭圆形。簋一般都有锥形圆盖，其功用是将大鼎烹煮的食物盛入后加盖，既保温又卫生。用来盛肉的器具，则主要是小型的鼎。体积很小的小铜鼎很可能是用来放小吃的。豆是“菹醢（zūhí)器”，菹就是咸菜，醢就是肉酱。因此它就是用来盛放咸菜和肉酱等调味品的。匕相当于现在的汤匙、调羹, 从体上分为尖形体匕和椭圆体匕、以柄上分方曲柄匕和宜柄匕。

就餐前客人来致辞表示感谢，并表示自己的身份不配与主人同在堂上进食，自己还是去堂下吃吧。然后主人也起立劝阻客人，表示欢迎，然后客人才能落座。进食之前，馔品摆好之后，主人要引导客人举行食前的祭礼。古人进食之前必行祭礼，每一种食物都要先拨出少许，放置在几案之上，以祭祀神灵祖先。所谓“祭所先进”，是指按进食的顺序，宴席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遍祭各种食物。客人先吃三口饭，然后就要说饱了，主人劝让才能开始吃肉。先吃纯肉块，后吃带骨头的肉块。主客要相互照顾着共同吃完。主人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客人也不能先结束进食。如果客人吃饱了而主人进食未毕，则“客不虚口”。虚口是指用酒漱口，以清洁口腔，表示进食结束。主人尚在进食而客自虚口，是不恭的表现。宴饮完毕，客人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自己的餐具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待主人说不必客人亲自动手，客人才住手，重新坐下。

所以，不到礼仪学院培训一段时间，今天的人穿越回去，是无法体面地参加春秋时的宴席的。即使礼仪娴熟的贵族，参加宴席，也经常吃不饱。一方面是因为礼仪过于烦琐，讲究太多；另一方面，“凡侑食，不尽食；食于人不饱”。陪尊长吃饭，绝不可尽兴地吃；凡是做客，不可吃饱。

此外，先秦时代，关于吃饭，还有很多其他规定，比如取饭时不要团饭，就是不要把饭压紧实，好像怕吃不饱一样；不要将手抓到的饭再放回去，怕别人嫌脏；不能张开口大喝特喝，好像自己要把羹汤赶紧喝完，那样显得很贪婪；吃饭时口中不能发出声音，这样不礼貌；不能用嘴去用力啃骨头，一则会发出声响，二则龇牙咧嘴的样子不雅，三侧好像嫌主人饭菜不够，非要啃骨头才能吃饱一样；不要把没有吃完的鱼肉放回去；不要把骨头扔给狗吃，主人提供的食物很珍贵，不能用来喂狗。

壶是用来盛酒的，在先秦青铜器中，酒器所占比例最大，种类最多。古代青铜食器在10种以上，而酒器在20种以上，每一种器物都有特定的称谓和特定的功能。贵族所用酒器的复杂，令人叹为观止，反映了先素酒文化的繁盛和发达。

尊主要也是用来感酒的。当时宴请贵宾时，往往不是直接奉上酒杯劝敬，而是将一个感酒的尊奉送到宾客面前，以示尊敬，因而为“尊”。

爵相当于现在的酒杯，前有倾酒用的瓦筒似的流，后有尖状尾，腹侧有鋬，口上有两柱，腹下有三尖足。关于这两个柱的用途，后世专家有几种不同的猜测。有人说，这两个小柱可以分开胡须，饮酒时胡须不会沾上酒。还有一种说法是两个小柱抵住鼻端，提醒饮者勿贪杯误事。这两种说法我个人感觉都有点不合常理。还有人说，小柱可能用于拴挂香料包，有点像今天的袋装茶；香料泡在酒里，喝酒时因拴在小柱上而不会被起倒出来。更有专家认为小柱是用于拴过滤包过滤米酒的。

角也是饮酒器。其形制似爵，不过比爵简单一些，无流无柱。

觚同样是饮酒器，为“乡饮酒之爵也”。燕礼、特牲馈食礼中都是用觚。

同一种功能，但是器形却有这么多不同，主要是为了体现礼治精神。事实上，酒具不光是用来盛放美酒的，更是贵族们分尊卑、定上下的礼仪用具。贵族们饮酒的礼节分为“献”“酢”“酬”三部分。客人坐定之后，主人先取酒爵到客人席前进献，叫“献”；然后，客人也要到主人面前回敬，叫“酢”；再由主人把酒注入觯中，先自饮，再劝客人同饮，叫“酬”。完成这样一套礼节，叫“一献之礼”。这套礼节在席中会重复多次，一丝不苟。

王公贵族们使用酒杯，依身份高低贵贱而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别。《礼记·礼器》云：“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zh),卑者举角”。正因为诸侯们使用不同等级的酒器，后来才出现了“爵位”这个词。“爵位”，原义就是指酒器摆放的不同位置。先秦酒文化之所以如此发达，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是先秦礼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族阶级的生活，不只是“荒淫腐朽”，其实也有对美的追求。礼有另外一种功能，就是使人文雅。在这种意义上，礼使人的情感雅化，净化。”对春秋时代的贵族来说，礼乐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审美。《礼记·少仪》中这样描述贵族生活之美：“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贵族们之所以如此讲求器具的精致，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要求。正所谓“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时，乐得其节，车得其式，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辩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得其宜”(《礼记·仲尼燕居》)。美，或者说和谐、得体、优雅，是贵族生活的首要追求。

无论是吃饭还是饮酒，都缺少不了一种重要的背景：音乐。所谓“钟鸣鼎食”，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而是对先秦贵族生活的写实性描写。古代贵族的正式宴请，必有音乐和歌舞。其功用有二：一是为了贵族生活的排场，二是表现礼治精神。音乐是礼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氏春秋》高诱注说：“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在春秋战国，能享受金石之声的，只能是高级贵族。一般的贵族只能用鼓、瑟、笙一类的乐器。只有高级贵族才能使用编钟或编磬。曾侯乙编钟的钟架呈曲尺形，与编磬一起组成一个曲为三的“广”字形，这即是古文献中说的“曲悬”。四面悬，谓之“轩悬”，是最高的等级，为天子的礼遇。轩悬去其一面，三面形成曲形，即曲悬。

（二）再看楚俗：

楚国人说“楚言”，直到公元前7世纪，楚国开国已经300余年，“楚言”仍然无法被郑国人听懂。

其次，楚国很多风俗与中原有异。周人崇龙，楚人崇凤。周朝以右为尊，楚国以左为尊。中原人的墓葬，多是头北脚南；楚国贵族的墓葬，却多是头向东方。中原文明崇尚性，“敬鬼神而远之”；楚国却保留了上古的崇巫遗风，巫师在楚国社会拥有崇高的地位。即使是进入楚国的中原文化，也被赋予了楚国的特点。比如楚国吸收了中原的鼎文化，不过中原的鼎，追求厚重大气、威严肃穆，楚国的鼎却大多收腹细腰。收细了腰之后，笨重硕大的鼎立即有了曲线之美，平添了许多妩媚，但在中原人看来，这却是不合礼制的体现。当然，以上这些还不是最关键的。更让中原人无法接受的，是楚国人对周朝礼仪文明的粗暴践踏。

周朝礼制原则是尚义而不尚利。因此，如前所述，春秋战争要求必须出师有名，理由正当。战争的目的，起码在表面上不是消灭对手，不是贪图利益，而是迫使对手屈服认错，重新回到礼制轨道上来。因此战胜国将战败国直接吞并的很少。灭掉国家，绝其宗祀，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事件，不到迫不得已，不能这样做。所以，春秋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被另一个大国灭掉。然而，楚国人却不理会这一套。楚国人甚至会为了抢一个美女而出兵打仗。公元前684年，蔡国国君向楚文王描绘了他的对手一息国国君的夫人是如何倾国倾城、美艳绝伦。楚文王居然因此就兴兵征伐原来的盟友息国。息国国君还以为楚文王是来友好访问，于是盛宴款待。不料吃到一半，楚文王一声令下，随身将士将息侯捉住，灭了息国，息夫人成为楚文王的宠妃，后人留下了“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之句。在文明国家看来，楚文王此举，绝对是无耻的强盗甚至禽兽行为。

所以，楚国虽然在方方面面向中原文明靠拢，但是在中原诸国眼里，这个暴富起来的楚国，不过是一个暴发户。处处流露出粗俗浮夸、不合礼仪之处。他们还是没能越过“夷夏”这条关键的分界线，永远成不了真正的“贵族”。中原国家承认楚国的富裕，承认楚军的强大，但就是不承认它是一个文明国家。蛮夷强大了，不代表它不是蛮夷。相反，它是一个更可怕的蛮夷。

□龙耳陶方壶 战国
1965 年江陵望山 1 号墓出土 □彩绘漆木虎座鸟架鼓

战国

2002年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

虎座鸟架鼓一般出土于高等级贵族墓中, 是文献所记的悬鼓之一种, 目前仅见于战国时期楚墓。 鼓座有漆木和陶质两种,面应为皮质, 多已腐朽不存。

十六、楚国最伟大的君主楚庄王（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三年不理朝政，整天歌舞玩乐，大臣伍举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怎么想，故意试探他说：“大王，南山之中出了一只怪鸟。体型巨大，如同传说中的大鹏鸟般。奇怪的是，三年之中，它不飞也不鸣，不知道是为什么？大王您知道吗？楚庄王脱口回答：“这只鸟，不同寻常。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可以说，楚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就是楚庄王。他的人格特质非常引人注目。每次阅读关于他的史料，都让人想起后世另一位伟大的君主一唐太宗李世民。如同上好的青铜是由恰当的合金比例决定的一样，楚庄王的雄心、宽厚、审慎和决断力以恰到好处的比例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推动楚国登上霸业顶峰的发动机。亲政之后，楚庄王再接再厉，继续楚国扩张的传统。

□竹笥 战国
1986年荆门包山22号墓出土
包山2号墓共出土了69件作笥，笥内装盛物有板栗、梅、枣、 梨、 菱角、 家鸡、 幼猪等食物, 以及驱虫防腐的花椒, 也有部分竹笥装盛衣物和梳、篦、 头饰等梳妆用品和装饰品。 部分竹 笥用丝带捆扎, 在盖面十字交叉处加盖封泥。 并在盖面一侧插一竹质签牌。 □彩绘漆木梳妆盒

战国

2002年枣阳九九连墩1墓墓土土

此件漆木梳妆盒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件便携式梳妆盒。之前见于报道的梳妆用品盛装器都是漆奁, 如荆门包山 2 号战国楚墓

432号 彩漆奁内置铜镜，搽粉饰和骨笄; 马王堆1 号汉墓出土的双层九子漆奁和单层五子漆奁中装有胭脂、 油彩、 白粉等各种化妆品, 还有铜镜、 镜擦、 粉扑、梳、镊、 环首刀等梳妆用具。

十七、楚国最伟大的君主楚庄王（二）：问鼎中原与推行王道政治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首次北上，以讨伐陆浑之戎为名，率军抵达东周都城洛阳南郊，并举行阅兵式示威，展示楚国军事实力。‌‌这可把周定王吓的不轻，忙派大夫王孙满去劳军，刺探虚实。楚庄王借机询王孙满九鼎的轻重大小，九鼎是夏商周三代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重器，此举公然显露取代周朝的意图。‌‌

王孙满以“在德不在鼎……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回应，强调政权合法性基于德政而非武力，并指出周室天命未衰，成功劝退楚庄王。‌‌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问鼎中原”的典故。

首次“出国访问”，给楚庄王上了一课。他明白了楚国与中原国家的差距，也找到了获得霸权的秘诀：要依靠文化的力量，而不能单纯凭借武力。蛮力可以征服身体，而文化才能征服心灵。在王孙满的从容镇静中，他见到时间沉淀下来的贵族气质；在周朝官员娴熟的礼仪和文雅的谈吐中，他领略了周王朝深厚的文化积累。对比自己和身边将军的粗鲁举止，他明白为什么楚国被称为蛮夷了。

回国之后，楚庄王开始推动楚国“王道”政治。要称霸于天下，先要赢得人心。要赢得天下的人心，先要赢得楚国的人心。因此，楚庄王制定了“禁暴、安民、和众、丰财”的施政方针，也就是稳定政局、安定百姓、团结民众、发展经济。楚庄王善于用人。他在发现了孙叔敖这个人才后，任用他做令尹，孙叔敖根据楚国河湖众多的特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还以“治军纪，明武备”为治军方针，结合楚国传统的军政法规制度，进行军事改革，使楚国军队战斗力得以进一步加强。孙叔敖是楚庄王称霸的柱石之臣。

□蟠龙飞风纹绣浅黄绢面衾 （复制件） 原件 1982 年出土于江陵马山1号墓。 近正方形, 上端中部有凹口, 并包有彩条纹的"紞” （被识）。 衾面由二十五片具不同花纹的绣绢拼成, 正中是由二十三片绣绢缀成的蟠龙飞风纹, 左右两側各有一片舞凤逐龙纹。衾里用灰白色绢。 里缘用红棕色绢
绣。这可能是一件实用的衾。 □朱绘木雕伏虎 战国
1986 年荆门包山2 号墓出土
头伏地作匍匐状, 卷尾, 背上压一木条,木条与虎背分别相对卯眼, 用长方形木片榫卯结合，虎身和虎尾分別制成, 尾上有榫与身榫卯结合。虎首雕眼、耳、鼻、嘴，虎身雕刻卷云纹和带纹, 原通体残存朱绘痕迹。 □木俑 战国
1976 江台山3 号墓出土 □鬆漆木雕辟邪 战国
2002 年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

器物以整条木根雕刻而成，有五个分枝, 其中右側上部一个前端上伸 一份侧出的分枝均雕刻成龙首状。另外三个下垂的分枝均雕刻成兽蹄状；并在一个分枝处和后部兽蹄以上各浅浮雕龙首。 满髹黑漆地。 背部表面及龙首、身体部位髹红漆，或有红、黄彩绘鳞片纹。

十八、楚国最伟大的君主楚庄王（三）：宽宏大量

有一次，楚庄王宴请功臣，有一位部将乘酒酣灯灭之机，引许姬（庄王爱妾)之衣，许姬顺手摘取了他的冠缨，要庄王点燃灯火查看。庄王则认为“赐人酒使醉失礼”，不能“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立即要大家都摘去冠缨，然后再点灯火，“尽欢而罢”。后来在一次对外作战中，这位“失礼”的部将冲锋在前，非常勇敢。

持续数百年的波澜壮阔的“春秋争霸史”，最初是因为抵抗楚国而兴起的。正是楚国等“蛮夷”对中原文明构成的巨大威胁，才促使中原国家发起了争霸运动。没想到，争霸运动发展到后来，居然演变成了楚国向着霸主宝座进发的态势。在楚庄王时代，国际社会明显感觉到了楚国的变化。楚国不再是以前那个只凭武力取胜的虎狼之国了。楚国在“国际政治”中开始举起了仁义的大旗。

□彩绘漆木双头镇墓兽 战国
1986 年江陵雨台山 18 号墓出土

十九、楚国最伟大的君主楚庄王（四）：遵循周礼

陈国大夫夏征舒杀掉了国君陈灵公，虽然起因是陈灵公与夏征舒的母亲私通，陈灵公有错在先。然而弑君在当时毕竟是天下最大之罪，何况此事又使陈国陷入剧烈内乱之中。楚庄王十六年(前598年)，庄王兴兵伐陈，平定陈国之乱。占领陈国之后，楚庄王决定如以前楚国诸王那样，改陈为县。陈是千乘之国，得到陈国，必将使楚的实力大增。然而大臣申叔时却问他：“您是想再增加一个县呢，还是想使天下归心，完成霸业呢？”申叔时进一步说：“伐陈，是讨其罪，这是符合礼制的行为，当然会受到各国的赞扬。但如果您灭陈，那就是贪其富，必致各国不服。”楚庄王恍然大悟，于是派人到晋国把流亡到那里的陈国公子午接回陈国即位。这种行为就是春秋社会所推崇的“兴灭继绝”。果然，诸国因此纷纷称颂楚国的仁义之举。

楚庄王第二次被中原文化圈充分肯定，则是因伐郑之战。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楚庄王再次兴师讨伐郑国。郑国夹在晋、楚两国之间，又颇有实力，因此一直是晋、楚两国争夺的焦点。楚国这次出师是以背叛会盟为名，出师正大。若能降服郑国，则能封锁晋国南下之路，进而控制中原。围困郑都整整3个月后，郑国终于挺不下去了。郑襄公只好按照周礼，“肉祖牵羊”，也就是脱掉衣服，赤裸着上身，手里牵着一只绵羊，像奴隶一样，在郑国的宗庙前迎接楚庄王。于是楚庄王命将士们后退30里，派人与郑国议和。楚庄王的举动显示出大政治家的风度。

按照周礼，战败国只要遵守古礼，承认错误，言辞恭顺得体，就应该获得较为宽大的处置，这是与周礼“不绝祀”的要求相适应的。于是楚国先退兵30里，然后派人和郑国议和。结果是两国结盟，楚庄王只要求郑国派郑襄公的弟弟子良到楚国做人质。这种宽宏大量的处理方式，赢得了国际社会对楚国的好感。

□彩绘漆木龙座飞鸟

战国
2002 年枣阳九连墩 2 号墓出土
由龙、蛇、凤、 鸟及鹿角组成。 龙整体圆雕成伏卧状，龙首瞪目前望, 身下盘巻着两条大蛇, 两蛇由龙尾游逸伸向龙首两边翘首前望, 其上各站立一小鸟, 龙背上立着一只振翅欲飞的凤鸟, 其背上插着一对鹿角。 通体髹黑褐色漆, 龙身用红漆绘鳞纹, 凤与鸟绘卵点纹、 鸟羽纹、 波浪状纹。 鹿角上用黑漆绘卷云纹。

二十、楚国最伟大的君主楚庄王（五）：邲之战

楚庄王派乐伯、许伯和摄叔3个人来到阵前，他们不慌不忙，接连射杀敌人，让追赶的晋军根本不能靠前。最后，乐伯只剩下了最后一支箭。正好这个时候，一只麋鹿跑了过来。乐伯一箭射倒麋鹿，让摄叔送给追赶而来的晋将鲍癸，并说：“现在还没到猎禽鸟的时候，给您送只麋鹿用作膳食吧。”鲍癸感叹道：“（乐伯和摄叔这两个人）一个擅长射箭，一个擅长说辞，都是君子啊。”于是停止了追赶。《左传》的这段故事十分精彩，乐伯、许伯和摄叔3个人的表现，给晋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在敌军面前气定神闲，凭借自己过人的本领，在敌人面前炫耀一番之后全身而退。楚庄王中原化的结果，不但使文臣彬彬有礼，而且使以前粗鄙无文的武将也能在战场上风度翩翩。

在这场战争中，统帅楚庄王始终保持冷静的态度，能听取不同的意见，敏锐捕捉战机，果断下达命令。晋军被楚国的高昂气

势吓破了胆，经过一场大规模的混战，晋军开始退却。在逃跑之时，因为慌乱，许多晋军战车都陷入泥泞之中，无法前进。在后面追敌的楚军见此情景，停下车来，高声喊着指挥晋军先抽去车前横木，这样就能脱离困境。晋军按楚国士兵的指挥做了，但是泥坑太深，战马仍然盘旋不前。楚军又建议他们拔去大旗，扔掉辕前横木，战车才冲出陷坑。松了一口气的晋军回头对楚人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就是和楚国军人开玩笑说，看来你们逃跑比我们有经验啊！如果此时楚军发起进攻,则必可令晋军全军覆灭,但楚军遵守不逐北",也就是不追击逃跑的敌人的古礼,听任其渡河而不追杀，邲之战中这样贵族式的讲究风度和幽默的场面，在后世的战争中很少能见到。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战争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其实这种“可笑”的场景在中世纪欧洲贵族的王位之争中也经常能看到。

这些故事反映出, 贵族战争与平民战争有明显的不同,贵族间的战争一般并不以杀戮和彻底征服为目的, 只为分出胜负,所以战争一般点到为止, 给对方留足面子。 在战场上,大家是敌人;下了战场,大家仍然是朋友。长期以来,“贵族" 在我们的头脑中成了一个负面的概念，它意味着铺张奢侈的生活和抱残守缺的价值观。 其实,贵族们固然有保守、特权的一面,但也有优雅、超越和勇于承担的一面。

因此武功是用来禁止强暴、消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调和大众、丰富财物的，这就是楚庄王提出的“武有七德”。因此一个国家动用武力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炫耀武功。

邲之战是楚晋争霸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对楚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是完胜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胜利。从此楚国声威大震，鲁、宋、郑、陈等中小国家纷纷背晋从楚，晋国一时不敢南向与楚抗衡。虽然周王朝始终没有赐予楚国方伯之职，但是楚国已经实质性地成为国际上最强的主导性力量。特别是楚国信守仁义的举动，更是赢得了各国的一致归心。楚国终于登上了霸业的顶峰，楚庄王这个霸主，让天下人心服口服。

□卧鹿

战国

武汉汉阳楚墓出土 □彩绘漆木卧鹿 战国
2002 年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

鹿整体圆雕成反首盘曲状, 身分别用颈部榫合, 头上插着一对真鹿角。 通体黑褐色漆, 其上彩绘斑纹。

二十一、楚国最伟大的君主楚庄王（六）：晋楚弭兵大会

《吕氏春秋》曾把楚庄王列人“十圣、六贤”之内。所谓“十圣”，是指神农、黄帝、颛项、帝喾、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所谓“六贤”，是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和楚庄王。

确实，在春秋五霸之中，蛮夷出身的楚庄王留在历史上的形象最为完美。和他比起来，晋文公过于苛刻，齐桓公过于精明，秦穆公过于阴险，而阖闾野心勃勃，勾践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楚庄王则心怀宽容，能征能讨，有威有恩，知止不辱，知足不殆，成了春秋时代贤明君王的典范。

在盟会上，大家确认了“双霸主”制度，也就是说，晋楚两国并列为霸主，除了齐国与秦国因为实力强大，只做双方的朋友之国而不做属国外，其他10个国家均成为双方的双重属国，要同时向晋楚两国纳贡。晋楚弭兵大会，是两个争霸国家在各自无力征服对方的情况下向对方有条件的妥协，长期争霸的两大主角分享霸权。弭兵大会体现出的均势外交思想，在中国得到实践。这一次停战协定真的发生了作用，从那之后五六十年间，晋国和楚国没有再发生过战争。

□彩绘漆木棺 战国
1986 年荆门包山2 号墓出土
该棺内外施黑漆。棺外底面外，其他五面黑漆底上均满施彩绘。 棺盖及两侧壁板绘元龙凤纹图案。每单元四龙四凤, 凤压于龙纹之上, 龙凤坟间填红彩，整体为四方连续结构。 棺盖及其他四面均安装铜制铺首衔环。 □羽人玉佩

战国
2002年枣阳九连墩1号墓出土
透雕羽人, 善首人面。 头部以两只反首相背的风鸟为冠,双翅收拢于胸前, 全身阴刻羽纹、 鳞纹。
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 商代大洋洲墓葬都曾出土羽人的形象, 战国中晚期出现的羽人则与神仙信仰有关。 早期人类普遍崇拜飞行能力。 巫师常常利用各种仪式和药物进人意识模糊的状态以模拟飞行体验, 显示法力, 鸟类、 羽毛等与飞行密切相关的符号也成为他们拥有超自然能力的象征。

二十二、扶吴抑楚

楚庄王一死，权臣们很快就开始了激烈的党争，以令尹子重、司马子反为首的王族与以申公巫臣为首的屈氏卿族矛盾激化。子重和子反都是楚庄王的弟弟，大夫巫臣在党争中落于下风，逃到了楚国的对手晋国。巫臣的逃亡给楚国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他不仅叛逃，还带着一位著名美女，使此行被涂上了桃色色彩，一时间轰动各国，严重影响了楚国的国际形象。哪位美女呢？倾城倾国的夏姬。公元前599年，夏姬颠倒陈国君臣，导致楚庄王次年起兵攻伐陈国。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后来辗转回到了郑国。巫臣出逃的目的地虽然是晋国，但是他先到的是郑国。伐陈之战时他随同楚庄王出征，见识了这位美女的风采，几年过去了，他仍然心心念念地惦记着。一到郑国，他就向夏姬求婚。这时候的夏姬，至少已是40多岁的半老徐娘了，仍然能让巫臣拜倒在石榴裙下，可见其非同一般的魅力。巫臣的出现既让她意外，也令她感动，她当即欣然应允。因此，这确实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娶了夏姬之后，巫臣才带着她投奔了晋国，制造了当时国际上的轰动新闻。

不久之后，巫臣请使于吴，来到吴国，投奔吴王寿梦，并使吴国与晋国交好。和楚国早期一样，吴国原本是一个长期地处边远而默默无闻的落后小国。蛮夷之国要想强大起来，必须经历中原化进程，吸收中原国家先进的文明成果。和楚国一样，吴国对向中原国家学习十分热心。特别是到了寿梦为君的时候，这种愿望更为强烈。因为寿梦曾经亲自游历过中原各国，亲眼见识了中原国家的先进富庶，因此更强烈地感受到吴国的落后。野心勃勃的寿梦与当初的楚武王一样，在称王之后，一心一意地寻求自强之法。巫臣的到来，使他如获至宝。这位楚国的叛臣，在吴国受到了国师一样崇高的待遇。巫臣的智力输出，大大促进了吴国中原化的进程。

巫臣来到吴国时，还带来了大量的书籍。在竹简时代，书籍是极为珍贵的礼物。晋国还送了中原的乐器、乐师、工匠给吴国当礼物。巫臣极大地推动了吴国的中原化进程，这在寿梦的小儿子季札身上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季札是吴王寿梦的小儿子，他从小在巫臣带来的士人指导下饱读诗书，对中原礼乐文明有着很深的造诣，因此后来吴国屡次派他出使中原各国。公元前544年，他出使鲁国，在听鲁国乐工演奏古乐时，作了非常精彩的点评，令鲁国贵族大为佩服。《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惜墨如金的司马迁详细记载了季札对每一首曲子的评论。接着他又游历齐、郑、卫、晋等国，一路与晏婴、子产、叔向等中原名臣评论各国的历史和政治得失，所言多切中要害。这些事情证明，吴国在季札之时，充分实现了中原化。吴国蛮夷民族本身具有尚武精神和进取心，而中原化的军事组织技术使其如虎添翼。

同样，为减轻自己的压力，晋国决定在楚国的邻国中挑选个代理国。为了复仇，巫臣向晋景公献上一条计策：吴国在楚国的东南，如果晋国能扶持吴国，使吴国强大起来，牵制楚国，那么必然会让楚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晋景公一听大喜，马上采纳了这条战略方针。这才有了巫臣将人才输出到吴国之事。楚国为了牵制吴国，也有意扶植越国。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天下在东西走向上特别明显地呈现出秦、晋、楚、吴、越几个国家间的链式政治关系。所谓链式政治关系，即是在大体东西方向相邻的秦、晋、楚、吴、越五国关系中，相邻接的均为敌国，相间隔的均为友国。也就是说，晋、吴成为联盟，而秦、楚、越成为与之对立的联盟。这是晋楚争霸主格局向东西两向的延伸。

□鬆漆铜樽 战国
1965年江陵望山2号墓出土
盖和器身满布纤细繁缛的花纹, 纹样为卷云纹、蟠螭纹。盖面与腹部表面则为嵌错花纹, 镶嵌料为粉剂加漆, 凹槽粗的为铸制, 细的为錾刻, 刻纹细如毫发。 出土时器呈黑灰色, 嵌错部分略显灰白色。

二十三、楚（灵）王爱细腰，宫人多饿死

在楚庄王将楚国推上霸主地位后不久,楚国就出现了 "中原文化病" 的征兆。"楚王好细腰, 宫人多饿死" 这句家喻户晓的咏史诗, 说的就是导致楚国第一次衰落的国君-楚灵王。

公元前541年冬，公子围出使郑国，途中获悉楚王病重，立刻赶回郢都。和那些通过政变上台的先祖们一样，公子围的梦想通过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得以实现：他借探病的机会将年少的楚王郏敖死死按在床上，从自己帽子上解下缨带，勒住郏敖的脖子。他不但缢杀了郏敖，还斩草除根，杀死了郏敖的两个儿子。这场血腥的政变发生后，“公子围”这个称呼在史书中变成了“楚灵王”。

楚灵王时期营建的章华台“台高十丈”，按楚制，约23米。这意味着当时仅这座台基的高度，就相当于今天的七八层楼高。楚国宫殿都是层台累榭，加上木榭的高度，这座建筑至少应该相当于今天10层楼高。毫无疑问，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和最华丽的宫殿建筑之一。

“楚”在当时就意味着“时髦”。“楚宫”就类似今天的“洋房”。除了“楚宫”之外，还有许多事物被冠以“楚”字：“楚冠”“楚服”“楚歌”“楚舞”…楚国贵族创造的享受新花样，成为天下各国追求的潮流。

章华台竣工之后，楚灵王带着随侍伍举登台观赏。楚灵王得意地对伍举说：“这章华台之美，天下难比了，对吧？”伍举却不以为然地回到道：“臣以为国君以受到百姓拥戴为美，以安抚百姓为乐。不应该以土木建筑的精美为美，以丝竹之音的优美为乐。”果然，不久之后，楚灵王的三个弟弟联起手来，带领对楚灵王的统治久已不满的贵族们，趁其领兵在外，在首都发动了一场政变。如同当初楚灵王杀掉自己的侄子一样，楚灵王的两个孩子也被他们的叔叔们活活勒死。他的三个弟弟瓜分了国君、令尹和司马三职。楚灵王慌忙带领大军，向首都进发。一路上他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军队不断哗变，连他的
随从也都跑光了。他只身一人，在山中踽踽独行，他三天没有吃到一口饭。直到这个时候，楚灵王才知道全国上下是如何痛恨自己。在绝望中，他自缢而死。

□人骑骆驼铜灯 战国
1965年江陵望山2号墓出土
由豆形灯与人骑骆驼形灯座两部分组成。 铜人昂首直腰骑坐
在骆驼上, 头部较大, 面向正前方。 圆胖脸型, 铸有向脑后梳的发纹。两手屈肘前伸, 托住管形钢圈, 以承插灯柄。 双腿屈膝弯足貼于驼身两侧。 骆驼头前伸, 弓背垂尾, 四足立于长方形铜板上。 骆驼为北方、 西域所产牲畜, 本件器物是楚国与异域商贸交流的物证。 □人擎铜灯 战国
1986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
遣策记为“二烛銿”。由灯盘、 柱和铜人两部分组成。 铜人头挽右髻, 发髹黑漆, 宽额, 浓眉大眼, 直鼻, 小嘴。 圆颌, 耳微外侈。右衽、广袖、博带, 深衣、左手扪胸, 右手执灯, 其下接方形座。 二柱之间榫卯结合。 柱座上铸四分蟠螭纹, 深衣下摆错红铜勾连纹。 □云纹铜壶

战国

2006 年襄阳陈坡 10号墓出土

整器纹饰繁缛, 铸制精美。 盖面和器身使用孔雀石和白铅矿镶嵌花纹。 盖面镶嵌有两圈花纹, 内圈为几何形勾连云纹, 外圈为粗线勾连云纹, 钮上饰云雷纹、 圆点纹, 壶口外缘及颈肩腹部镶嵌有多道勾连云纹, 环上饰勾连云纹。

二十四、伍子胥复仇，郢都被吴攻破

公元前527年，楚平王为太子建聘秦国公主伯赢为妃。第二年，伯嬴被迎娶到楚国郢都。不料公公一见到儿媳，就被她的美艳惊呆了，居然将太子的妃子据为己有。这一变故使尴尬而愤怒的太子建与楚平王渐生嫌隙，太子建后来逃离了楚国，造成了轰动天下的新闻。楚平王认为儿子逃走是太傅伍奢没有教育好的缘故，一怒之下，将伍奢的家人，包括其子伍尚诛杀。伍奢全家只有他的另一个儿子伍子胥幸免。伍子胥与孔子同一时代，从小“勇而多谋”的伍子胥历尽艰难逃出了昭关，来到吴国。如果说巫臣的第一次“智力输入”令吴国脱胎换骨，那么伍子胥的第二次“智力输入”更是令吴国如虎添翼。

公元前515年，一位名叫专诸的刺客改变了吴国的历史。他用一把藏在鱼腹中的匕首刺杀了吴王僚。这场由伍子胥策划的政变帮助他的主人公子光登上了王位，使其成为新君阖闾，也使他自己登上了吴国政坛，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

楚国安然享受着祖先们创造的财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身边的小国吴国正在酝酿着一场战争大戏。在为父兄复仇的强烈愿望的推动下，伍子胥导演了一场春秋史上最精彩的进袭战。这场战争，不但将使楚国的百年古都化为一片灰烬，也将使楚国走向灭亡的边缘。如同一个国家上升期的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一样，吴王阖闾也知人善任。为了谋求霸业，他大胆任用外国客卿，除了重用伍子胥外，他还任命从齐国奔吴的孙武为将军。伍子胥遂与孙武一起，日夜操练吴军。
在最终出兵伐楚之前，伍子胥为阖闾献上了著名的“三军疲楚”之计。他对吴王阖闾分析道，楚国权力分散，决策层优柔寡断，很难下决心。他建议吴王把吴军分成三部分，每次出一师以击楚，轮番去骚扰楚国。楚国君臣耽于享乐，只会疲于应付，下不了决心伐吴。这样，持续的骚扰战，便可以有效地削弱楚国国力。等楚国国力消耗得差不多了，再以三军攻之，胜券自然在握。吴王马上依计而行。从此楚国就面临了“无岁不有吴师”的局面。吴国连续出战，声东击西，在水陆两线多次击败楚军，使楚军疲于奔命。经过多年的拉锯战，楚国国力被消耗得差不多了。公元前506年，吴国大举攻楚。

伍子胥深知，吴国毕竞是一个小国，要击败楚国这样的大国，只能集中优势兵力，迅速直取要害，力求一击致命。吴军采取了突袭战术。吴军这一深远迂回的战略奇袭，在实施战略机动时，完全出乎楚人意料，兵不血刃，长驱深入楚境千余里。吴军奇迹般地出现在汉江边上。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闪电战”的典范。

楚昭王仓促集合军队迎战，在汉江边被吴军击败，只好后撤。吴军的进军速度令楚军无法想象，往往是败逃的楚国刚刚停下来做饭，吴军就已经赶到。楚军只好弃灶饿着肚子逃跑，而吴军吃完楚军做的饭，继续追击。就这样，吴军五战皆捷，势如破竹，攻破了郢都。楚昭王逃亡到属国随国。伍子胥率领吴军浩浩荡荡开进郢都。伍子胥命令将士将郢都夷为平地。郢都中火光冲天，一座座豪华的府第在大火中倒下。接下来，伍子胥又带领一支军队，来到楚国王陵。他命人将楚平王的陵墓挖开，拉出楚平王那已经腐烂了的尸体，拿起马鞭，狠狠地向尸体抽去，足足打了300鞭，才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确实，伍子胥身上鲜明地体现出楚人的性格，即热烈和执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因此春秋战国时代那些著名的复仇故事大多以楚人为主角。不过，如果放在后世，伍子胥可能就不再是正面形象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亲被杀就叛国投敌，攻打自己的祖国，在后世的价值标准中显然是大逆不道的，应该被骂为“楚奸”。那么，为什么伍子胥在先秦会受到肯定呢？因为在先秦，中国人的生存逻辑与后世并不一样。在先秦中国社会最高原则是血缘原则，“家大于国”。周王把自己的亲人分封到各地，周王的亲人又在自己的小国之内，再进行层层分封。因此周代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大家族当中。效忠于自己的家族，比效忠国家重要。所以当时人的价值标准是“父高于君”，父亲比国君重要。为了父亲，可以不管国君。但不能为了国君不管父亲。因此儒家认为，血缘原则是最重要的。

□镂空凤纹铜镜 战国
1981-1989 年江陵九店 315 号墓出土 □彩绘漆木龙凤蛇纹圆盒 战国
2002年枣阳九连墩1号墓出土
以红漆为地, 再髹黑漆 。 盖上雕有花瓣状提手，其上绘柿蒂纹。 整器彩绘龙纹、变形蟠螭纹、 绹纹、 卷云纹、鳞纹。 □髹漆双层镂空鑲石蟠螭纹镜 战国
2000 荆门左冢3号墓出土 □鎏金铜带钩 战国
1966 年江陵望山3号墓出土

二十五、申包胥复楚

伍子胥在逃离楚国时与自己的好友、楚国大夫申包胥发生这样一段对话。当年他对申包胥说：“我必灭楚。”申包胥答道：“你若灭楚，我必复楚。”申包胥是伍子胥青年时代的好友。他同情伍子胥家族的悲惨遭遇，认为伍子胥为父报仇，是正义之举，无可指摘。但与此同时，他不能因为与伍子胥的友情而忘记对国家的忠诚，因此又说“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

郢都被攻破之后，申包胥主动请缨，日夜兼程，七日七夜，至于秦庭。申包胥哪有心情去休息。他就站在秦宫墙外，放声痛哭。秦哀公是被申包胥七日七夜的痛哭打动，才派出兵车500乘以救楚。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故事，都是这样富于传奇性。其实，在这个传奇故事的背后，是春秋晚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如前所述，春秋晚期晋、吴成为一派，而秦、楚、越成为另外一派。两派之间，形成明显的链式制约关系。远交近攻，从那时起就是不变的国际关系规律。秦国与晋国是多年的宿敌，那么晋国的盟友吴国自然也就是秦国的敌人。表面上看，秦哀公是被申包胥七日七夜的痛哭打动。而事实是，秦国稍作推辞，只是为了提高出兵的要价。即使楚国不承诺什么，秦国最终也会出兵，因为秦国救楚，表面上是抵抗吴国，实际上是在抵抗邻居晋国的霸权。

国都沦陷，点燃了楚国各个阶层的爱国热情。楚国各地民众自发组成义勇军，沿路打击吴国军队。而秦人的到来，更是重振了楚军的士气。尚武的楚人与吴军开始相持。伍子胥设计的突袭战至此演变成了持久战。吴国毕竟以寡击众，国力有限，随着战争的延长，后勤补给不足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在经过几次战败后，吴军不得不带着战利品撤回国内。楚国幸存了下来。

□彩绘漆木四龙纹范 战国
2002 枣阳九连墩 1号墓出土
整器由盖、 身、足三部分组成， 分别以整木挖旋、雕刻、髹漆彩绘而成。 器表通体浮雕龙、 凤 、蛇纹, 其中器盖雕有八条交错纠结的龙, 器身至器足则雕有缠绕纠结的八龙、八凤、八蛇。 □彩绘漆木龙蛇花瓣盘 战国
2002年枣阳九连墩1号墓出土

盘由十六片花瓣粘接盘底而成。柄、座由整木雕刻的一龙一凤一蛇纠结构成，龙头为支点，龙前爪托盘，后爪攫住蛇身，龙口衔蛇。通体黑漆为底，髹土红、赭色漆和土黄、中黄粉彩绘花纹。

二十六、昭惠中兴与老庄哲学

楚国复国后，楚昭王反思之后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要“和”。楚灵王时代，王室内部斗争激烈，叔侄相残，兄弟相杀，造成统治阶级上层的严重分裂，大大削弱了楚国的统治力量。楚昭王则竭力经营家族内部的和谐。楚昭王把自己的几个兄弟都安排在令尹等重要的位子上，他总是采取谦卑姿态，虚心听取王室成员各方面的意见，所以他的兄长们才敢经常批评他。王族内部纷争较少，是战后楚国政治恢复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

楚昭王反思的第二个结论，是要“退”。楚国之所以败于吴国，根本原因是权贵阶层对其他阶层压榨过度。因此，楚昭王不再像楚灵王那样放纵自己的欲望，而是制定了休养生息、培植国力的国策。这就是史载的楚昭王“改纪其政，以定楚国”。他在上严明政治纪律，约束权贵阶层；在下实行与民休息，大力修复水利工程，全力发展生产。

楚昭王末年，接连三天，太阳边上都有一朵云像红鸟一样飞。太史占卜之后，对昭王说：“这个征兆说明国君您将会生大病。唯一的办法是举行法会，用法术把这场大病转到令尹和司马等大臣身上去。”楚昭王长叹一声说：“将心腹之疾转移到四肢上能有什么益处呢？假如我没有大的过错，上天难道能让我早死吗？我有祸事，怎么能让别人承担？如果真有什么大祸，就让我自己来承担吧！楚昭王的宽厚和谦退，使楚国贵族重新团结起来，也使楚国国力初步恢复。虽然不久后他果然因病去世，但是政权平稳地转移给了他的儿子楚惠王，他的几位兄弟尽心辅佐侄子，继续昭王的休养生息政策，楚国重新走上了正轨。

楚地原本是文化荒地，春秋晚期到战国时代，却诞生了精辟深邃的老庄哲学，与居于东部齐鲁的儒家，和居于西北魏秦的法家鼎足而立，成为影响中国后世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
老庄哲学的特点与楚国的土壤是分不开的。正如清末民初知名学者刘师培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楚昭王为人的谦退、施政的“无为”，与老子思想的辩证，同样是基于楚国文化的特质。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继承父亲休养生息的政策，楚国国力不断增长。楚惠王十一年（前478年)，楚国出兵攻灭陈国，把这个老牌诸侯国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县。楚惠王十二年（前477年），楚军又大败巴人，把国境线向西推进。这一事实证明，楚国在摔倒之后已经站了起来，重新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江汉之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老子的这一思想，在楚国的昭惠中兴中得到了最好的阐释。

彩漆木屏雕小座屏

战国
1965年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

座屏由器座和雕屏组成，雕屏内部为由动物组成的连续性图案, 计有凤、 鸟、 鹿各 4只, 蛙2只, 小蛇 15 条和大蟒 26 条。采用了透雕、浮雕技法, 栩栩如生。整件作品髹黑漆，用红、黄、蓝等色彩绘制动物的羽毛、鳞片，是战国漆器艺术的代表作。 □彩绘漆木鸟兽纹矢箙面板

战国

1965年江陵砂冢1号墓出土

□彩绘漆木猪形盒 战国
1986 年江陵雨台山 56 号墓出土 二十七、战国新形势

我们经常把春秋战国连称，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春秋与战国之间的本质性的差别。战国时代战争的激烈程度和残酷程度都远超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的战争是贵族的“游戏”，以荣誉为目标，战争规则明确，将领风度翩翩。因此，春秋时代被灭掉的都是大国身边微不足道的小国，从来没有哪个大国吞掉另一个大国。比如郑国夹在楚国和晋国之间，被攻打了70多次，却始终没有被楚晋任何一方吞并。而战国时代，战争却是功利的，目的是直接消灭对方的国家，掠夺对方的人口。越国吞并吴国，开辟了一个大国吃掉另一个大国的不幸先例，在那之后，灭国战争愈演愈烈，直至秦灭六国。

春秋向战国过渡的过程中，各国在战场上越来越普遍地运用诡诈原则。比如伍子胥向吴王阖闾提出“疲楚误楚”的策略方针，就是典型的代表。吴军五战五捷，破楚人郢过程中，纵深突袭、迂回包抄等战法，体现了运动歼敌、连续作战的新模式，这是以往战争中从来没有过的。

铁器普及后，粮食产量增加了，人口也开始爆炸式增长，荒野陆续被开辟，各国的疆界才开始连接，国土的争夺越来越激烈，统一国家也必然要出现。因此春秋和战国的战争本质不同。战国时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楚国的长期对手晋国分裂成魏、韩、赵三国，晋国这个昔日最强大的敌人已经不复存在。不过，即使一分为三，魏、韩、赵的力量仍然不可小觑，特别是晋国的主要继承者魏国通过李悝变法异军突起。而西面的秦国在经过长期的蛰伏之后，也开始露出獠牙。东面的齐国被田氏取代后，也再度强大起来。天下大势由楚晋争霸，演变成楚、秦、齐、魏、燕、赵、韩七国争雄的局面。

周代礼乐文明的基础是“人性善”。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家族，或者有亲戚关系，所以相互之间提倡体谅包容，“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法家学派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恶”。在人欲横流、生死存亡的战国时代，“温良恭俭让”已经没用了，必须放下温情，准备战斗。因此法家的思路就是通过变法摧毁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贵族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统治方式，强化集权，扩大军队，提高战斗力，保证国家生存下去。

这样，大家都忙着开荒，原来那点土地，可种可不种了。井田制渐渐瓦解，国君和贵族能收上来的粮食就更少了。所以鲁国最早进行的改革，叫“初税亩”。按字面解释，就是开始按亩纳税。就是说，老百姓手里的公田和私田，都要交税。原来只有公田要交税给国君，现在自己开荒的地也要交税，这样国君的税收就大幅增加了。这一制度于公元前594年在鲁国开始，后来楚国、郑国、晋国等国家也陆续跟进，这是国家汲取能力的第一次大幅增强。

国家汲取能力的第二次增强，则是从分封制变成郡县制，中央可以直接管理地方。如前所述，郡县制最先出现在楚国，后来被各国效仿，因此战国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变成郡县制。

进入战国之后，各国争先恐后开始变法。一部战国史就是一部变法史。每一次变法，都会催生一个强国；每一次变法，都会引起周围国家的连锁反应。李悝在魏国兴起改革大潮，吴起也在楚国推行变法。

楚国在诸国中最早实行郡县制，在君主集权程度上一度领先于各国，这是楚国称雄天下的制度优势。进人战国时期后，各国都开始大胆破格任用才能之士，焕发出勃勃生机。而楚国不但还和原来一样，高级官员全部由王族垄断，而且还进一步推进封君制，导致贵族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庞大利益集团。权贵集团不但威胁到王权的稳定，也吸走了国家的大部分利益，成为全社会难以承受的负担，军队和社会中下层不满日甚。权贵阶层不但大肆榨取民脂民膏，而且为了自己的私利，经常和国君发生冲突，楚声王很可能就是被一位对自己心怀不满的权贵所暗杀。

□彩绘漆木凤鸟双连杯 战国
1986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 □彩绘漆木蟠虺扁壶

战国

2002年枣阳九连墩 1 号墓出土

二十八、吴起变法

公元前387年的一个傍晚，一辆马车从魏国一路南下，奔向楚国。马车上坐着的是魏国的名将吴起，他受到魏国国君魏武侯的猜忌，愤而离开。环顾天下，楚国地大势强，因此他来到
楚国，以图大用。战国时代，各国争相延揽人才，这种跨国跳槽是很常见的事。吴起的大名早已为各国所知，事实上他简直就是一个活着的传奇：他才华横溢，智略出群，初出茅庐，就率领鲁军大破齐军。当然，比起这些战功，让吴起广为人知的，是他“大义灭亲”的故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吴起就是 "功利主义文化" 的典型代表。 功利欲望使他被异化成了一台精密计算的机器,或者说长出撩牙、专心捕猎的野兽。没有办法,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才能成功。吴起的到来让楚悼王非常兴奋，多少年来，他一直盼着能有一位这样的人才辅佐自己。吴起为楚悼王分析，现在楚国的问题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国君不能独掌大权。权贵集团“上逼主而下虑民”，不但欺压普通百姓，还威胁到国君的安全。

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一是加强王权，限制权贵的势力；二是奖励耕战，增强国力。吴起大胆地挑战世袭制度。他规定，封君过了三代，就要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用这些土地和财产来奖励那些有战功的人。实施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分配不公，提高楚国将士对外扩张的积极性。楚国土地广袤，开发极不充分。吴起把贵族迁到边远地区去垦荒开发，一方面使广阔疆域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贵族的势力。那些违抗吴起命令，拒不前往边远地区的贵族，被吴起抓了起来，处以灭族之刑。这样残酷的场景在楚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

要改变一个社会的传统是艰难的。战国时代几乎每一次变法，靠的都是严刑峻法，铁腕手段。吴起制定了极为严格的法律，老百姓一旦违抗政府的命令，就要被抓起来。性格较为自由散漫的楚国百姓很不习惯新法律，很快楚国的监狱就人满为患。吴起的改革针对楚国的时弊，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权贵阶层受到了空前打击，但社会其他阶层的活力被迅速激活，特别是将贵族迁移到边远之地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楚国边疆地区的开发。考古发掘证明，楚悼王时期，楚国明显加快了对新征服地区的开发与经营。特别是湖南湘江流域的经济，在楚悼王时代出现了异常迅猛的增长。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许多楚墓，这些楚墓大部分是战国中后期的。比如，在梅山北部地区发现的战国早期墓有40多座，而到了楚悼王之后却猛增至200多座，墓葬数量的猛增，说明在这个时期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开发。这一考古发现，与典籍所说的吴起“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的记载一致。

吴起精明的头脑和严格的训练使楚军战斗力大增，楚国很快摆脱先前在对外战争中的颓势，取得了几次重大胜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评论吴起变法的结果时说：“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然而，吴起变法的各项措施没有能够贯彻到底。在人治时代，国家的命运与统治者的个人生命总是密切相关的。正当变法顺利进行，楚国朝气初现之时，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二十一年)，楚悼王不幸病逝。在楚悼王葬礼上，一诸侯突然弯弓搭箭射向吴起，这一突然的举动一下子点燃了所有贵族积蓄已久的怒火，顿时参加葬礼的人纷纷举起弓箭向吴起射去。机警的吴起迅速跑到楚悼王的尸体旁，但是这一举动也没能挽救他的性命，乱箭如同飞蝗一样射向吴起和楚悼王的尸体。吴起的许多改革措施被新任国君废止，只有少量保留下来。吴起这次失败的变法对楚国的一项意外而重要的贡献，是一大批贵族因为伤及楚悼王的尸体而被清除。因此楚悼王的继承人“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70多家贵族被消灭，楚国封君贵族势力因此受到严重打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贵族与社会其他阶层的矛盾，也促成了宣威盛世的到来。总的来说，吴起变法虽然半途而废，但楚国的贵族势力还是受到了沉重打击，王权重新占了上风，国家恢复了部分活力。

□三人踏玉豕饰

战国
2002年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

本件玉饰雕成三人叠立于豕上的坟样。 三人五官清晰，窄袖长裙，袖手而立，豕作奔跑状。是国内较早的杂耍纹样，此玉器的造型和纹饰与中山国出土的玉器特征相似。
□双凤玉佩 战国
2002年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

透雕对称双凤，首朝内、尾朝外，凤鸟头顶羽状长冠，长喙卷曲、利爪、尾上卷，凤身饰浅浮雕卷云纹。造像细腻传神，与石家河发现的对鸟玉佩十分相似，被认为是由后石家河文化玉器改制而来。

二十九、屈原改革

楚怀王即位之初，雄心勃勃，力图有所作为，所以他重用20多岁、才华横溢的屈原，令其“造为宪令”，展开变法。屈原出身王族，他对国家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天资聪颖，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得到了楚怀王的重用，20多岁官位就高至左徒，也就是副宰相。“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虽然如此年轻，但是因为熟读历史，又多次出使他国，对国际形势和楚国的政治弊端认识得很清楚。

王族掌握大权是楚国的惯例，所以楚国很少真正重用外卿。齐国名将田忌南下楚国，只被安置在闲地，“封之于江南”。魏相惠施逃到楚国，楚国干脆不予收留，将他送到了宋国。唯一一次任用吴起，吴起也很快被权贵集团杀死。不仅如此，权贵集团在本国人才中也只任用听自己话的庸人，而那些有进取心的人杰纷纷被排挤出国，因此出现了著名的“楚材晋用”的成语。其实，除了“楚材晋用”外，还有“楚材秦用”。我们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流失到外国的楚国人才名单：伍子胥、文种、范蠡、百里奚、甘茂、魏冉、李斯…有学者统计，从秦武王设立丞相一职，到秦始皇时代，秦国共有丞相21人，其中楚国人竞然占了三分之一，而甘茂、魏冉、李斯三人，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超一流的人才。这些优秀人才不仅流失他国，而且几乎都给楚国带来了极大的打击一伍子胥助吴国攻破楚都，原来在楚国上蔡看守粮仓的小吏李斯后来更帮助秦始皇消灭了楚国，统一了天下。

所以，屈原的改革方案很明确，那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也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屈原要继续吴起未完成的任务，第一要打破贵族重臣垄断仕途的局面，不避卑贱，唯才是用。第二要追赶各国潮流，实行明确的法治，重新修订法律，使全国上下政令统一。

楚国的文化土壤，决定了屈原的政治理想要比法家更富人文精神。他制定的法度虽然严明，却并非商鞅式的严刑峻法，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命名为“美政”。如果这次改革能成功，楚国很有可能会脱胎换骨，再度强大起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很可能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面貌：如果楚国统一中国，中国社会可能不会出现焚书坑儒这样的文化大毁灭，不会出现“以吏为师”“道路以目”的思想禁锢，也不会出现徒刑遍地、民不聊生的秦朝暴政。

屈原受王命起草法律，上官大夫想要提前看看，屈原不同意。上官大夫于是在楚怀王面前进谗言说：“这些法律是本着您的指示起草的，但是臣民们不知道。屈原总是对外宣称，这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楚怀王很生气，因此疏远了屈原。年轻且没有政治经验的屈原迅速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从左徒改任三闾大夫，只管宗族、祭祀之类的礼仪性事务，不能再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了。楚怀王无力对抗权贵集团盘根错节的庞大势力，在政坛根基不牢的屈原迅速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他的改革事业也就此中断。一心报国的屈原悲凉地写下这样的诗句：“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九章·惜诵》)“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各国争相变法而日新月异的同时，楚国政治却沿着旧节奏缓慢地继续走下去。权贵集团的惰性和内争，断送了楚国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透雕龙形玉佩 战国
1965年江陵望山2号墓出土 □透雕双身龙凤玉佩 战国
2002 年枣阳九连墩1号墓出土
图案对称, 由两对凤鸟和一首双身龙构成镂空等腰三角形。 龙呈“S” 形, 曲身卷尾。 器表双面饰阴线纹、 卷云纹、“s”形纹、鱗纹、椰丝纹。 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已出现对鸟纹样, 商代殷墟妇好墓又见其例, 西周晚期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也曾出土兽面双鸟佩。

三十、天真的楚怀王与楚国灭国

公元前318年，经过苏秦的游说，楚、韩、魏、赵、齐、燕六国组成联盟，共同伐秦。因为楚国最为强大，楚怀王被推为“纵长”。很明显，楚国的现实选择，应该是与其他五国精诚一心、团结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因此，屈原等人一直是合纵的坚定支持者。然而，楚怀王对于合纵的意志并不坚定。楚怀王即位之初，一度很想有所作为。然而，历史不久就证明了他缺乏雄主资质，不堪担当历史重任。他不但听信谗言，将屈原逐出政治中心，而且在国际政治中，犯了更大的错误。

因此，燕国、楚国口惠而实不至，齐国则干脆持不介人的立场，坐山观虎斗，准备战争之后有机会的话再趁火打劫一把。只有受秦国威胁最大的三晋真正出兵攻秦。因为领袖意志不坚定，反秦联盟在集体行动中彼此提防，面和心不和，步调不一致。结果联军进军到函谷关前，就因各自心怀鬼胎，逡巡不进。等秦军大军一出关，联军就迅速退却了。这次轰轰烈烈的联合行动，如此草率收场，让楚怀王的国际威望大受损失。

经此一役，秦惠文王更加认识到，东方和南方的两大强国楚国和齐国联合起来，是秦国统一天下构想的最大障碍。公元前312年，秦相张仪带着要全力拆散齐楚同盟这一任务，出使楚国。战国时代，各国在外交舞台上无所不用其极，落井下石、趁火打劫、背信弃义等现象比比皆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盛行，国家间出现了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一类专门人才，叫“纵横家”。用今天的术语，也可以叫“现实主义外交谋略学派。
春秋时代，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胜负主要看实力，但在战国时代，则必须加上谋略。春秋时代的贵族鄙视阴谋，战国时代的外交家们却一天也离不开阴谋。战国时代各国的外交谋略水平之高令人吃惊，其中又以秦国最为突出。在其他各国还没彻底放弃礼乐文明的面纱时，本来就没有背上过礼乐文明包袱的秦国却将谋略与实力完美地结合起来，它大量使用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诡计，毫不犹豫地欺诈、行贿和离间，成功地瓦解敌对联盟。“秦国毫不犹豫地在外交会议上撒谎，使用间谍来获取他国的情报，还贿赂其他诸侯国的高官与之合作。

为破坏楚齐联盟，张仪知道，收复600里故地，是楚国君臣多年的愿望。因为秦楚之间这600里土地，是楚国祖先生活过的地方，对楚国有特殊意义。故楚怀王“大说（悦)而许之”，同意中止楚齐联盟。张仪出宫后，楚国的大臣都纷纷向怀王祝贺。只有大夫陈轸(zhěn)提出反对意见。说：“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应该要求秦国先给了土地，再宣布与齐国绝交。”怀王不允。待楚国宣布与齐国绝交后，派使者到秦国去接收土地。楚国使者见到张仪说：“我奉国君之命，前来收取600里土地。”张仪故作惊讶状，说：“600里？哪来的600里？我说的是6里啊？”发现上了当的楚怀王勃然大怒。他感觉深受侮辱，一怒之下起兵攻秦，战于丹阳。秦惠文王有备而待。结果楚师大败，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楚国不但没有拿到秦国所承诺的土地，而且还丧失汉中之地600里，这等于为秦国打开了通向中原的通道。丹阳之战，是楚国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崇尚权诈、较量贪狠的残酷的战国时代，楚国统治集团却还保持着春秋时代礼乐文明熏陶而养成的质朴、文雅和慢节奏。在传统贵族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楚怀王，性格天真单纯。他在外交上的几次重大失误，对楚国前途造成了致命的影响。

楚怀王表示，不用给他土地，只愿杀张仪以解心头之恨。于是张仪很高兴地又一次来到楚国，因为他很清楚他有能力将楚怀王再次玩弄于股掌之上。张仪深知楚国政治腐败，政治高层人物可以用钱买通，于是他用重金贿赂靳尚，又“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一心复仇的楚怀王最终还是抵不住郑袖的枕边风，居然真的放张仪回去了。事实证明，屈原是了解天下大势的人。六国的统治集团大多目光短浅，苟且偷安，经不起秦国的软硬兼施，威迫利诱。只有屈原坚定地反对媚敌苟安。张仪刚刚走，恰好屈原出使齐国归来，劝谏楚怀王“何不杀张仪”，这时楚怀王才恍然大悟，但张仪已远去不可追了。

公元前299年，秦国出兵攻占了楚国8座城池。大兵压境，楚国不得不忍辱求和。而秦国开出的条件是，只有楚怀王亲自去秦国议和，秦国才能考虑和平。秦昭襄王在信中说：“秦楚两国山水相连，互为婚姻，交好已久。如果两国继续不和下去，何以号令诸侯？如今寡人愿与君王在武关相会，结盟友好。只要您亲自前来，一切都好谈。切望君王能命驾一行。”楚国上下顾虑重重。人们都担心楚怀王赴约会如同羊人虎口，秦国险不可测，会遇到什么结果很难说。已经被贬为闲职的屈原也赶到王宫，力劝楚怀王不要亲自前去。

虽然几年前他被张仪欺骗得那样惨痛，但是这位厚道天真的国君仍然认为，那只是出身卑贱、不讲贵族原则的张仪的个人行为。他相信，作为世代贵族，堂堂一国之君，秦王绝不会在天下诸国面前公然失信。何况即使真的有风险，他如果不亲身承担，最终也只能由楚国百姓来承担。屈原深知怀王此行，关乎楚国命运，反复劝谏，结果激怒了怀王，被流放到外地。楚国因为没有经过彻底的政治改革，传统贵族仍然是统治集团的核心。这些世代传承的贵族世家，一言一行仍然要在《诗经》《尚书》中寻找依据，一举一动仍然遵守优雅从容的贵族仪范。在国际关系上，他们本能地依然处处讲求诚与信。在战国时代，文明不再是一个国家的护身符，野蛮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温文尔雅的春秋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战国时代，除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外，所有其他的规则都已经失效。可惜，楚人迟迟没能明白这点。楚怀王因此执意踏上了赴秦之路。

楚怀王一过境，他身后的秦国军队立刻关上了大门。秦军蜂拥而上，将楚怀王劫持到咸阳。楚怀王在车上大呼：“秦人不义！秦人不义！”他万万没想到，身为一国之君的秦昭襄王竟然采取市井流氓样的欺骗手段。秦国要求楚国必须割让两个地位险要的郡，但遭到了楚怀王的拒绝。秦国的如意算盘是，把楚国国君抓到手里，就可以获得战场上不能获得的利益。没想到楚怀王不论怎么威胁就是不退步。

公元前297年，被囚禁两年后，楚怀王乘看守疏忽，逃出了囚禁地。他一路夜行昼伏，逃向楚国。秦国在路上大行搜捕，楚怀王只好逃向赵国。赵国慑于秦国之威，拒绝让他人境，怀王又被秦人抓回。第二年，他在咸阳郁郁而终。

楚国在早期的争霸路上，曾经将那位轻信仁义的宋襄公碾于轮下。如今历史重演，只不过角色进行了互换：楚国成了为礼义文明殉葬的悲性一方。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楚怀王是礼乐文明培养出的最后一代国君。他也用自己的生命，为礼乐文明殉葬。

秦国消灭其他国家，都是凭借强大的兵力，虽然是无道之举，但毕竟让其他国家输得心服口服。只有楚国最为冤枉，因为秦国是欺骗楚怀王，让他客死于秦，以此削弱楚国。所以后来天下起兵反秦，为首的也是楚国遗民。原因就是秦国灭楚的手段不光明正大。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顷襄王迁都陈，郢都失陷彻底击碎了屈原对楚国的最后一线希望。他之所以一直徘徊在放逐之地没有离开，是因为他心中对自己的祖宗之国的命运还抱有幻想。他一直认为，这个有着近800年历史的古老国家，应该还有机会如九头鸟一样浴火重生。但是，这次惨败于秦国，让他意识到楚国灭亡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了。屈原深知秦国不是200年前的那个吴国，秦国一旦张开了口，不彻底吞下猎物，是绝不会罢休的。绝望的屈原跳进了汨罗江。屈原的判断没有错。这位伟大诗人的自杀，为楚文化的毁灭奏响了不祥的序曲。虽然最终他的几首诗歌逃过了秦王朝的大火，流传了下来，但是更多的800年楚国文化成果，却永远消失在了历史之中。

秦王嬴政认为摧垮这个奄奄一息仅剩半壁江山的大国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他将几位最信任的将领叫到跟前，问他们灭楚需要多少人，老将王翦回答：“非六十万人不可。”年轻将领李信却说：“二十万人即可。”秦王大喜，说：“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

然而事实证明，对于强大的秦国，楚国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对手。李信率领20万大军兴冲冲东下，与楚军战于城父，结果轻敌的秦军大败。这是赢政灭六国战争中遇到的最有力的一次抵抗，证明楚国残存的实力，仍然是其他各国所不能比的。
公元前224年，王翦率60万大军入楚。秦军的数量起了决定性作用。秦军大破楚军于蕲（今安徽省宿州市)，楚将项燕自杀。接着秦师南下，攻拔寿郢一楚国最后一个都城。最后一任楚王负刍被俘，装在囚车之上，送往秦国。对于征服楚国，秦王非常重视。他亲自前往樊口，举行盛大的受俘礼。

公元前223年，800年楚国最后一任君主放弃了国君的尊严，匍匐地上，向秦王行君臣之礼。秦王嬴政宣布将楚王废为庶人，带回咸阳安置。这位末代楚王从此在历史记载中消失，不知所终。有着800年历史的楚国至此灭亡。

□越王勾践剑

三十一、楚国无与伦比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成就
在强盛期，楚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成就都是相当可观的。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与齐鲁的儒学及魏秦的法家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三大流派。以屈原的作品为首的“骚体”文学，当之无愧地成为战国时代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除此之外，楚国在青铜治铸、丝织刺绣、漆器工艺等方面，都取得了独步天下的成就。

（一）物质文化方面：
（1）青铜器：
中原青铜器的风格是雄浑粗壮大气，而楚国青铜器在庄重之外，还以装饰生动、富于变化闻名。它们精雕细镂，富丽繁密，显示了工匠的奇思巧技，显示了楚人的趣味与喜好。
例如王子午鼎的设计十分注重艺术的形式感，表现出独具的匠心。撇耳、束腰和鼓腹，形成一道优美的曲线，王子午鼎的形制，别开生面，是对西周以来鼎制的重大突破，反映了楚人强烈的创造精神。中原的鼎，追求厚重大气、威严肃穆，因此一般笨重硕大。然而，中原鼎被楚人收细了腰之后，立即有了曲线之美，平添了许多妩媚。和这只王子午鼎一样，大部分楚墓中出土的重器，都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饰。源自中原的青铜器，吸收了蛮夷风格之后，其风格由中原的凝重典雅、简朴一变而为楚国之活泼、灵动、繁缛。
（2）漆器：
战国时代，贵族们争奇斗巧，他们厌倦了笨重的青铜器，喜欢上了轻便而美丽的漆器。漆树主要生长在南方，所以楚国得天独厚。楚国髹漆工匠们的技艺精湛，楚式漆器程序复杂、工艺精细、色彩丰富（楚人能调制出红、黄、蓝、绿、金、银等彩漆，色调比中原漆丰富多彩得多)。楚国贵族对漆木器的喜爱到了“生死不离漆”的地步，几乎生活中每一处都离不开漆器。
目前湖北发现的战国漆器有70余种，数量达5000余件，为全国之最。这些漆器造型夸张奇特，色彩热情强烈，纹饰飞扬流动，画面诡谲莫测，大都属于艺术珍品。比如“漆羽人”，人形的上身，却有着鸟的尾巴和爪子，腿上还依稀刻画着鳞状的羽毛，羽人立于一只风鸟的头上，凤鸟又站立在蟾蜍形底座之上，象征着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对天的敬畏，是楚国巫文化的见证。20世纪50年代长沙五里牌出土的一件彩漆虎子，则说明了贵族们日常生活用品制作得多么精致用心。
（3）丝织刺绣
在马山1号墓葬中，死者身上包裹着一层层共13件衣衾除了主人脚上麻鞋的底和表层以外，其余全部都是丝织品。专家共在墓中发掘出衣物35件，种类囊括了绢、纱、罗、绮、锦、绣等几乎所有的丝绸织造品种类。这是中国历史上，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数量最多、最精美的一次丝织品发现。小小一座古棺，堪称一座楚国“丝绸库”。对龙对凤纹浅黄绢面绵袍堪称荆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件国宝很长时间没有公开展出，一直被小心谨慎地采用充氮气、抽真空等方法珍藏在文物保管库里。这件衣服材质轻柔，刺绣花纹美妙绝伦，领缘和袖缘镶着动物纹复合绦带，襟和下摆缘用大菱形纹锦装饰，体现了楚人神奇浪漫的艺术风格。
学者研究认为，早于北方的丝绸之路，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它起自欧洲，经西亚、南亚，再到中国云南，终点是当时的楚国。这条路翻越横断山脉，其艰难可想而知。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人士喜爱的服装材料。出土的先秦丝织物中，以楚地的最为精美；而在中国发现的“蜻蜓眼”玻璃珠中，又以楚地的数量最为壮观。

（二）精神成就方面：

（1）纵观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它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创造性。楚国文化是一种兼收并蓄的文化。楚国文化中既有华夏文化的遗传，又有荆人、巴人、越人、徐人等少数民族的贡献。楚人以博大的胸怀吸取周边文化之长，使中原文化和蛮夷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楚国文化因此表现出异常强烈的丰富性和创造性。

（3）楚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风格独特、个性强烈。原因是楚民族是一个独立意识很强的民族。由于谋生较为容易，楚人就可能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精神上的追求。此外，也不需要组织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严密的宗法制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楚人性格强悍，不甘人下，民族自尊心异常强烈。他们不买周天子的账，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问鼎中原”，理直气壮地自称“我蛮夷也”，充分显出楚人桀骜不驯、“敢为天下先”的强烈个性。这种个性造就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显著区别。

（2）楚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浪漫主义。楚文化产生的自然环境与中原文化明显不同。春秋战国时期，楚地地域广阔，自然物产和劳动要比北方来得多样化”。所以，南方人生活比较安乐，有耽于南国幻想与冥思的悠闲。因而，民风较为浮华，富于幻想、热情、诗意。而其文艺思想，则趋于唯美的浪漫主义，有流于逸乐的华丽游荡的倾向。

楚人创造的老庄哲学，思想浩瀚恣肆，思维深广诡怪，特别是庄子的寓言，充满浪漫主义想象。而《楚辞》等文学作品，更是创造出一个个幻想漫游的世界，体现出楚人具有其他地域文化无可比拟的奇异诡谲的浪漫艺术心理和强烈的探究追寻的精神以及恢宏广博的气势。

就连楚国的文字，也有这样的特点。和其他国家的文字比起来，楚文字字体更为修长，仰首伸脚，笔画富于变化，多波折弯曲，很像美术字。我们可以把楚文字与鲁文字作一个对比，人们把这类楚文字称为虫书，鸟书。

（3）楚人尚鬼崇巫，巫风炽烈，充满了诡谲浪漫的神秘美感。他们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娱神与娱己。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士的《人物御龙帛画》，人御神龙，孤鹭相从，构思诡异浪漫。楚地艺术造型许多是动物合体、人兽合体，奇幻怪诞充满神秘色彩。

镇墓兽及辟邪之物非常普遍，且造型十分独特，一般由方形底座、曲形兽体和鹿角所组成。兽体形状怪异，面目狰狞，给人以恐怖和神秘感。比如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鹿角人面的双头镇墓兽，睁目吐舌、狰狞恐怖，显示其引魂升天的神威，充满了诡谲浪漫的神秘美感。

虎座凤架鼓是楚文化中最富特征的器物之一，它由卧虎、凤鸟组成。凤鸟足践猛虎，包含了辟邪驱鬼、引魂升天的含义。虎座凤架鼓的两只老虎匍匐于地，昂首站立在老虎背上的凤鸟背对背架起一面彩绘大鼓。器物通体彩绘，髹(xū)黑漆为底，以红、黄、褐等色绘出虎斑和凤羽。木胎则由楚国特有的优质木材楠木雕刻而成。虎仰首蹲伏，凤昂首立于虎背。鼓悬于双凤之间，系于凤冠之上。此鼓造型逼真，彩绘绚丽多姿，既是乐器，也是艺术佳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凤与虎的组合形象中，凤高大轩昂，虎却矮小瑟缩，趴伏于地，反映了楚人崇凤贬虎的风尚。

确实，无论是平面图案，还是立体造型，凤都是楚国艺术品中永远的主角。神采飞扬的凤鸟，体现着楚人充满生命激情发扬踔厉的民族气质。它或展翅飞翔，或足踩飞龙，或翅扇猛虎，大多长颈高足、身形轻灵、气度非凡、矫健洒脱。楚人也经常将凤形象的特征打散分布于器皿之上。

总之、楚人在审美上追求瑰丽新奇，有着充沛的创新意识。楚人喜欢筑高台、着奇服、好细腰、戴切云冠。在北方国家看来，楚人不拘礼法、不尊形制、标新立异。出土的楚文物共同的特点是色彩富丽、线条流畅、造型独创、飞扬恣肆。变化多样的龙凤纹、栩栩如生的动物纹、夸张抽象的几何纹是楚人偏好的样式。那飘逸流畅的线条、斑斓繁富的色彩、琦玮谲诡的造型，无不洋溢着生命的激情和清新的气息。

参考书目：《楚国兴亡史》，《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