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和田家英:两个书生的殊途同归

旭仲散文

陈布雷和田家英，作为两位领袖的“身边人”，为尽职而殚精竭虑，可谓鞠躬尽瘁。

能够从容了结生命的人，从现代心理学分析，其个性之刚烈和偏执非同一般，彼时，陈布雷不过58岁，田家英不过44岁。

年已过不惑、天命，身处高位，阅尽人间繁杂沧桑，却以极端的方式表达自我，其中原因自然异常复杂。

陈、田二人以文笔起家，文字功底是垫脚石，在一个不缺少舞文弄墨者的时代，能被赏识并重用，文字里的精神气质当然突出。

陈布雷的气质写在他的脸上，隐忍内敛，思维缜密，不苟言笑，看他晚年的照片，不免令人心怜，体型清瘦，神态忧郁，恰如其遗书所述：“余自十一月下旬以后，旧疾又作，且胃肠日见薄弱，人亦渐消瘦，对公务多所旷误，自问精力年不如年矣”。

田家英初次以“不求功名，只求无咎”向领袖表决心，属于典型涉世不深的愣头青，好在诚实的个性和扎实的文字功底得以补救。年轻得志，肩负重任，其内心的紧张和惶恐自是不言而喻，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之重也是不同凡响，1954年曾因劳累过度而吐血。

陈布雷以“正直平凡”四字教导子女，自身品行极其干净、端正，陈立夫竭力拉他入伙，他坚决拒绝，孔祥熙按国民党政要相处惯例送其钱财，他拒收。张治中评价其道德品行在国民党内属于凤毛麟角。委员长所赠“当代完人”挽额，无疑是对属下的最高评价。

陈布雷弟弟陈训慈回忆，国民党元老邵力子与陈关系融洽，邵凭借老资格一直以“仕隐”心态飘忽于国民党高层，直至最后与其分道扬镳。邵曾惋叹“布雷拘谨服从，太听话了”。从资历、地位、职务等各方面，服从是陈的天职，他毫无“不听话”的资本，五十岁生日，蒋公手书"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八字以为赠，勖勉期许之意溢于言表。陈抱着知恩图报的心态，同时自己也有以笔为矛为党国出一份力的志气，即使内心煎熬，却终究无力违逆，套胡适一句话：“当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田家英似乎也有此类包袱，只是经历相对平坦，相伴领袖十八年，多数时候春风得意，受挫折不多，这一点却也是致命的，抗打击能力弱了，6月22日被谈话，6月23日即豪饮一瓶茅台后自尽，免不了有冲动成分。

田作为主席稿费的总管家，《毛选》第五卷编撰负责人，曾经为同龄人毛岸英的老师，领袖对其器重和信任无以复加。从极端的信任到极端的打击，其间落差绝非他这样未经残酷斗争经历者可以承受。

公开资料中反映田家英个人思想的文章不多，他的几封遗书也未能公布，总体印象是激进，正直，书生意气，有收藏文墨癖好，被拿捏的几份“罪状”与其个性和爱好密切相关。

陈布雷其实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时时不忘报界人初心，报一腔热血为家国前程，笔端流淌的文字其实也发自其自身肺腑，《告友邦人士书》、《最后关头》、《祭告总理文》等等，因为发乎情，所以情真意切，气壮山河，为领袖所认可，为国民所接受，一部分实现了他的初衷，然而更多的却是充当“捉刀吏”角色，“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为此哉”。

陈布雷的绝望是彻骨的，以士大夫的情怀目睹大厦将倾，悲愤和悲凉之情陡然，再看他晚年照片，非经受高度精神折磨者，绝无此相。

“技”，仅是混饭吃的手艺，“术”，才是看家本领，尤其身在江湖，一定时候可能关系身家性命。田家英作为一介书生，突出于“技”，未在“术”上下功夫，乃至于与师傅陈伯达之间也有嫌隙，书生意气太重了。陈布雷也终究未能脱除书生底色，挣扎于“士”的操守与“臣”的效忠之间，只是纵使能回头走来时路，也未必能一免邵飘萍、林白水等先辈结局，乱世时局中个体命运之沉浮，听天由命。

书生，天然亲近文字，与政治之间，本有千沟万壑，难以弥合，一旦将理想全然托付于权力，纵然是如椽之笔，若始终不能转型步向“成熟”，游刃于太极八卦，乃至刀光剑影之间，人格上撕裂和思想上苦闷倒是小事，若免不了栽倒于政治机器冰冷的机杼之中，遗恨终生。

“男怕入错行”之古训，违者必究。

大夫布雷，书生家英，望其源头，两人皆怀抱中国士大夫“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古老幽梦，对“高处不胜寒”应有深切感受，纵使满怀“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气概，终却沦落为大时代中可被忽略的注脚，鞠躬尽瘁，一世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