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教育的开拓者---宿白

蒲公英

　　去年到大同云冈石窟博物馆参观，通过文字介绍，让我对宿白先生有了认识，不光因为他是沈阳人，主要是他对中国考古教育做出的贡献太大了。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城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气势恢宏，内容丰富，代表了公元5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宿白先生对云岗石窟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十分关心，为云岗石窟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宿白先生的关注，也就没有云岗石窟的今天。

　　宿白先生（1922-2018年），字季庚，辽宁沈阳人，中小学就读于沈阳，1939年考入北京大学，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后留校任教专攻考古学，是北京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的主要创办人和新中国考古教育体系的开创者，曾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等荣誉，被举世公认为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2018年2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宿白先生的墓地，位于云岗石窟景区北山之腰，当我从石窟回来时天色已晚，站在石窟与北山十字路口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时候，碰见一位管理员，于是我便上前询问，这位女同志笑着说，沈阳来的，是看望老乡的吧！我连忙点头，顺着她的手指方向一路小跑登上宿白先生的墓地。宿白先生的骨灰是于2021年3月15日安葬于云岗石窟景区，实现了其“归于石窟”的遗愿。墓碑上刻有“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宿白先生用一生印证了这句格言。

　　宿白纪念馆在山下，也就是石窟群东面的一处小院，古朴恬静。院里三个展厅，门上的匾额分别是“三乐自宽”、“会心不远”、“君子雅安”，均出自宿白先生自制印章。展厅里大量手稿及照片还原了一位“永远的先生”。鉴于照片信息容量大，文字部分阅读起来费劲，我还是引用馆中文字介绍宿白先生一生的考古功绩吧！

宿白先生与云岗石窟的情节，始于20世纪4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曾利用假期游览了云岗石窟，深为云岗石窟“真容巨壮，世法所稀”造像所吸引。此后，先生在参加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发现了2100余字的《大金西京武周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该碑所述自唐讫今云冈的兴修设置，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建国初，宿白先生作为新中国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雁北文物考察团的成员，他再次来到云岗石窟。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宿白先生一直关注云岗石窟。

　　宿白先生对云岗石窟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十分关心，为云岗石窟的发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先生在1957-1990年，长期主持考古专业学生的石窟寺遗迹调查实习。1988年7月，国家文物局首界石窟考古专修班在云岗石窟举行，专修班特聘请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先生筹划并负责总体教学。在宿白先生的关怀下，云岗石窟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宿白先生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教学科研体系的建构者。他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先后为本科及研究生开设三国、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中国美术史、古代建筑、中国佛教考古学、从考古发现看中西文化交流、汉文佛籍目录、《历代名画记》等课程。虽然许多课程的内容都是先生自己深入研究的成果，但先生仍一丝不苟地进行备课、讲授。这样严谨的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每一个课堂上的学生。

　　宿白先生是中国考古学治学方法的诠释传播者，知行合一的践行者。他在考察访问各地期间，常与地方文物单位和考古从业者探讨考古治学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在各地授课与指导，也成为推动当地文物工作前进的重要力量；在1980年先后访问日本、法国、伊朗等国家；1983年任美国洛杉矶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

　　宿白先生十分重视田野考古工作。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参加了雁北、东北和西藏地区的考古勘察，主持和指导了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河北邯郸涧沟、河南洛阳王湾等遗址的挖掘。1957年，宿白先生与邹衡、祝广褀、赵思训、刘慧达一起带领53级本科生赴河北邯郸进行田野实习，开创了北大田野考古实习的基本模式。佛教考古调查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对国内主要石窟都做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研究领域遍及石窟寺、佛教寺院和佛塔，写下了《敦煌七讲》、《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煌煌巨著。特别是正式出版的《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等著作，无一不是发凡创制的鸿篇巨著。

　　宿白先生在北大执教逾一个甲子，为新中国考古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才。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言：“我国自50年代起参加考古、文物、博物馆和大学教学工作的绝大多数考古专业人员，无不是宿白先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学生。”“桃李满天下，雨露润春华”，先生以德立身、以身立教，是传道受业、为人师表的典范。

每每怀念起宿白先生，学生们都难以忘记先生的谆谆教诲。先生是一位纯净的学者，他没有将任何一天浪费在与教学和学术无关的活动中。而先生教授给学生的也不仅仅是课上的专业知识，更有对学术纯粹的热爱和先生自身高尚的品格。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辛革回忆在北大学习的时候说：宿先生在课间讲授内容非常多，信息量极大。当时没有教材，学生在课堂上除了文字记录，还要画各种斗拱结构图。当下课铃声响起，宿先生放下粉笔拍拍手，走出教室外燃起一根烟，悠然地吸起来。我们却还得照着黑板上的古建图一笔一笔地描摹下。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说：宿白先生提出运用考古学全面记录的方法，为石窟保存科学的档案资料。我来敦煌就是运用老师传授的知识，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回忆：宿白先生对学生很严格，我们在石窟里做调查的时候，天天都要写记录、画图，老师还要把记录收上去批改，连字写的不端正都批评，天天如此。

云岗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考古教授杭侃这样回忆：《汉文佛籍目录》这门课相对枯燥，我们抄讲义的时候也并不完全情愿。抄写的过程中我的食指还起了一点茧子，说给老师听的时候，宿先生让我看他手上的老茧。现在看来，当初这门最枯燥的课，对自己的独立工作帮助最大，因为目录学是治学之门径。

宿白印课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大事记：

1921年，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

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下成立考古学研究室。

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成立新中国第一个考古专业。

1956年，宿白先生任考古教研室副主任。

1983年，在原有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基础上建立考古系，宿白先生任首任系主任。

2002年，正式成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在宿白先生的参与和领导下，几代学者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将考古专业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学院，为新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

　　宿白先生将他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了考古事业，他尽一个学者之所能，报效了他的祖国，他是一座永远的灯塔，指引后学者前行的方向。

先生是一位纯净的学者，他历经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始终沉浸在中国考古学的教学和学术之中，以学生培养和学术研究为己任。

先生是一位永远的师者，他是杰出的教育家，是新中国教育体系的创建者，中国文物考古界“永远的老师”。

先生是一位至善的智者，他博通古今、学惯中西，通透历史文化的复杂性和中国考古的独立性，为往圣继绝学，为民族立根基。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远去，风范长存!

这就是宿白纪念馆所展出的主要照片和手稿，我尽量用文字整理还原了宿白一生的教学生涯和考古功绩，以供群友们了解考古前辈的高尚品质和治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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